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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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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9月12日，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成功开展“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行走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和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分别出舱在太空进行了短暂的“行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艾萨克曼也成为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而且太空舱内的四人里没有一人来自政府机构。在本次宇航飞行中，艾萨克曼还创造了一项有趣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押注体育比赛的人。▲贾里德·艾萨克曼探出舱外。近年来，各大公司纷纷入局太空旅行市场，SpaceX预计未来每年3-6次商业太空飞行将成为常态。一些亿万富翁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在太空中体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短暂失重刺激。太空“露脸”10分钟花费约2亿美元和纯粹的花钱买票进舱不同，本次艾萨克曼是以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与SpaceX合作，目的是在太空中测试SpaceX的宇航服。艾萨克曼拒绝透露他承担了多少资金，但据估算其份额约为2亿美元。此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以癌症研究为主的圣犹他医院做公益宣传，他的目标是筹款2亿美元，其中一半由他本人支付。早在2021年，艾萨克曼就领导过“灵感4号”宇航任务，升入太空的机组4人全部来自民间，包括骨癌幸存者、退伍老兵和业余飞行爱好者等。为了完成这趟任务，艾萨克曼和自己的好友、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波提特以及2名SpaceX工程师训练了数月之久，而发射因天气原因被延期数周。美东时间9月10日5时23分，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1日，“龙”飞船携“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进入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1400公里的轨道。“龙”飞船在这一高度完成6次绕地飞行后，切换至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700公里的轨道，计划在距离地面约700公里的高度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之前太空舱的轨道日落。美东时间9月12日6时50分许，太空行走正式开始。艾萨克曼打开舱门，爬上梯子向外张望，并且做出弯曲手肘等动作以测试宇航服材料。从他头盔上的摄像画面可以看出，此时飞船正在南太平洋上空。艾萨克曼感叹到，“虽然回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此时的地球真是个完美的世界”。艾萨克曼在十分钟之后返回了太空舱，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接替他进行宇航服测试，时间也大约是十分钟。飞船的舱门开放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而在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任务中，舱门往往需要打开十几个小时，宇航员会成对出舱，两人一组执行任务。▲SpaceX工程师吉利斯进行太空行走。此外，在此次任务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虽然大部分身体探出了舱外，但脚仍在舱内，而且手上紧紧抓住楼梯，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漂浮”。即使如此，他们面临的危险仍然很高，现场出现了舱门无法自动打开以及密封处凸起的现象。高中肄业生16岁创办企业热爱超音速飞行艾萨克曼1983年2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联合市，他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糟糕的学生，不喜欢待在教室”。他在15岁就辍学离开高中，16岁那年他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创办了成功的支付企业Shift4 Payments。目前该公司负责处理美国三分之一的餐厅和酒店的付款，其中包括希尔顿、四季酒店、肯德基和Arby's等知名品牌，每年处理的交易金额超过2600亿美元。在支付领域取得成功后，艾萨克曼还于2011年创立了培训空军飞行员的Draken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2019年，艾萨克曼将Draken International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华尔街黑石集团，从而使自己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福布斯杂志估计，艾萨克曼的个人净资产大约为19亿美元。▲图为贾里德·艾萨克曼。图据ICphoto在生活中艾萨克曼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驾驶米格战斗机，以摆脱每周80多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紧张和枯燥”。2009年，他还创下了环球飞行的最快用时纪录，该纪录在2018年才被新西兰人安德鲁打破。艾萨克曼曾表示：“我确实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义务充分享受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你的最后一天。”专家提示风险：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开启了太空行走的先例，几个月后美国宇航局的埃德·怀特也进行了太空行走。截至本月12日，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63人进行过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此前都由专业宇航员完成。美国宇航局退休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说：“太空行走与仅仅乘坐火箭、获得一些零重力时间并返回地球是完全不同的。”卡西迪亲身体验过太空行走的危险：2013年他在国际空间站外工作时，他的搭档、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差点“溺水”身亡。帕米塔诺的头盔里灌满了冷却服里的水，他勉强及时赶回空间站换衣服。卡西迪说，“那天如果再过30分钟，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卡西迪担心艾萨克曼起到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富人可能只经过极少的训练就“插队”进行太空行走。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灾难分析师伊兰·凯尔曼表示，非专业人员最终将参与太空行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预计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风险，但我们必须对任何参与者完全诚实，尤其是当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艾萨克曼本人在回到舱内后承认，这次任务非常艰难，但他希望为探索太空作出贡献。“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穿着宇航服在月球和火星上蹦蹦跳跳地行走，并冒险探索我们的太阳系。”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编辑张寻 责编 官莉

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撤离仙宾礁南海，传来一个好消息。经历了5个月的激烈斗争后，菲律宾终于认识到，这一次自己失算了。9月15日，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声称，在海上航行五个多月后，菲海警9701号船“完成了它的使命，回到了它的母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亲自到码头迎接。但看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气氛却显得有点沮丧，大概有4名菲律宾船员，是被担架抬下的海警船，还有多名菲律宾船员，打着点滴走到了岸上。为什么？用菲律宾媒体的话说，菲海警9701号船，是“带着饥肠辘辘的船员回到了母港”，因为海警船上的物资告急了，“船员是靠着米粥维持了数周，而在撤离前两天则根本没有进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最后没有饭吃的菲律宾船员，自然在仙宾礁撑不下去了。4名菲律宾船员被担架抬下船菲海警9701号船，即“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是日本援建菲律宾的两艘执法船舰之一。日本为什么要援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原因，相信大家都懂的。5个月前，菲海警9701号船突然闯入仙宾礁潟湖，然后，居然就停下来不走了。显然，菲律宾想故伎重演，试图效仿当年仁爱礁事件，即派军舰“马德雷山号”坐滩仁爱礁，然后就一直赖着不走了。与“马德雷山号”是老旧军舰不同，“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还算一艘新船。不得不说，为了仙宾礁，菲律宾这次也下了血本。但5个月不走，船上那么多人，总有物资告罄的一天，船员们吃什么？于是，菲律宾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物资补给。但中国不吃这一套。8月26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发布声明，声称由于中国在仙宾礁附近海域部署了6艘海军舰艇、3艘海警船以及31艘渔船等“过度力量”，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管控，导致菲船只无法向“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运送基本物资……菲律宾媒体发布视频截图菲律宾媒体还发布了现场视频，画面显示，我海警船包围驱赶走了菲海警“恩加诺角”号，“卡布拉”号。菲律宾媒体称，这两艘海警船上载有食物、补给、记者团和菲律宾海军上将罗尼·吉尔·加万为的船员准备的“特殊冰淇淋”，以庆祝国家英雄日，但在中国船只的阻拦之下，被阻挡在仙宾礁24海里之外。最后，这两艘船只能返回菲律宾巴拉望岛。这5个月里，中菲还在海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为了给菲海警9701号船运送补给，菲船只甚至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执法船。潟湖内的菲海警9701号船，也与中国海警船发生激烈碰撞。中方应该也是下了决心，岂容菲律宾故伎重演？8月31日，中国海警局就披露，当天08时02分，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起锚，位仙宾礁潟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9701号船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措施。当天12时06分，菲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也再次正告菲方，正视现实、放弃幻想，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不要误判形势、制造热点、升级事态，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菲海警9701号船与中国海警船发生激烈碰撞船上已坐吃山空，物资又运不进来，菲海警9701号船陷入了绝望。最终，菲律宾前脚发布声明，声称“不会撤离仙宾礁相关海域”；后脚，菲海警9701号船，就悄悄撤离了仙宾礁。一场为时5个月的危机，以菲律宾方面的失算而暂告结束。最后，怎么看？完全个人意见，三点粗浅看法吧。第一，还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菲律宾以为，可以重演仁爱礁的闹剧。哪知道，中方不为所动，你进入潟湖，那好，我就封锁物资补给通道。不管菲律宾怎么闹，甚至故意冲撞，我们拦截不误，菲律宾无计可施。此外，还有我外交和舆论上的攻势，给了菲方极大压力。这就是斗争。直接武力驱逐，看似很痛快很解气，但不排除引发严重武力冲突。但我封锁补给通道，执法专业克制冷静，菲律宾船只一筹莫展，最后只能灰溜溜走了。第二，菲律宾的卖惨，露了马脚。必须看到，菲律宾的各种卖惨，尤其指责中国“恃强凌弱”、阻扰人道主义补给，在国际上还是欺骗了不少人。但仙宾礁的斗争，也让很多人看清了现实，菲律宾真是人道主义行动吗？事实上，是菲方故意非法滞留海警船，试图侵占中国领海。而且，菲海警9701号船完全可机动，没有物资，离开这片海域不就解决了。中方阻扰的是物资补给，但没有阻挠9701号船离开。所以，最终9701号船一离开仙宾礁，“人道主义危机”立刻就消失了。在中国仁爱礁坐滩的菲方船只“马德雷山号”第三，树欲静而风不止。菲律宾失败了，但会就此罢休吗？不可能。即便菲律宾想，美国肯定不想，还会不断怂恿鼓励菲律宾采取新的行动，献上新的投名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菲9701船的撤离，菲方既未向中方通报情况，也未表明其后续意图。而菲国家海事委员会则声称，9701号船撤退完成补给之后，仍将“恢复使命”……不排除吧。1，不排除菲律宾还会派船冲闯仙宾礁，可能是吃饱饭了的9701号船，也可能是其他新的船只。2，不排除菲律宾暂时放下仙宾礁，但却在黄岩岛、仁爱礁或其他我南海岛礁，采取新的冲闯行动，与中国船只发生摩擦。中方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准备菲律宾在仙宾礁的下一波折腾，准备好菲律宾转移阵地在其他岛礁继续折腾。但从5个月的斗争来看，菲律宾确实失算了，失算了菲律宾自身的能力，更失算了中国的坚定决心。最后，菲律宾船员们饿着肚子走了，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来源：牛弹琴

极目新闻记者 舒隆焕9月15日，有网友发视频称，14日在甘肃天水羲皇大道西路，一女孩掉进路边窨井，路人用梯子救人，孩子父亲担心责任划分不清阻拦施救，称应该先报警。15日，知情人对极目新闻记者称，孩子父亲估计是为保留证据或担心造成二次伤害，最终路人先录下视频后，将孩子救起送医。孩子掉进路边井（视频截图）15日，一名知情人士对极目新闻记者称，14日上午一名女孩路过天水羲皇大道西路，掉入路边窨井里，附近商户拿来梯子欲救孩子，遭到孩子父亲的阻拦。一位参与施救的人员称，孩子父亲起初阻拦施救，执意要先报警等警察到场，估计是担心后续难以进行责任划分，也可能是怕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在路人的劝说下，众人先录制视频保留证据，后将孩子救了起来，孩子被其父送往医院救治，“我不了解后续处置情况及孩子的伤情。”图为事发现场（视频截图）记者尝试联系孩子父亲了解情况未果。上述施救者称，路人是出于好心救人，孩子的父亲本意也是想救孩子。希望网友理性看待此事。事发地一名商户表示，多年来羲皇大道上的基础设施并未完善，路边窨井维修不久井盖丢了，没有围挡和警示牌，存在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上述施救者表示，事发后窨井维修工作已开展，并设置了围挡。辖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称，将向该局市政部门了解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天水市住建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羲皇大道上的基础设施虽有不完善之处，但不提倡孩子父亲“阻拦施救先报警”的做法，他们理解孩子父亲的心情。孩子遇险，第一时间应该先救孩子，同步报警求助，再联系相关部门找到责任方。该工作人员建议，孩子家长后续可联系市、区住建局，对接市政部门，进行处置。（来源：极目新闻）延伸阅读地面坍塌女子坠入11米深坑 亲属：手机被人捡走近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一处堆放建筑材料的地面突然坍塌，一名女子坠入11米深坑。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9月13日，受伤女子的亲属称，伤者已做完开颅手术，目前还未苏醒。事故发生时，伤者遗失了手机，因手机有重要资料，亲属希望拾得者能归还。消防人员营救被困女子据华商报大风新闻，网上一段3分20秒视频显示，一个堆放着木材的地方地面有一个圆弧形的洞，下面是一个竖井，井底躺着一名女子。一辆大型吊车将一名背着氧气瓶戴着氧气罩的消防救援人员和救援设备缓缓放进井里，在井上多名消防救援人员配合下，井底那名女子被救了上来，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被救女子的丈夫王先生称，事发现场是他们租来做建材生意的地方，主要经营建筑模板。妻子是达州当地人，平时在场区帮他打理生意，当天她在清理堆码模板时发生意外。他说，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里有洞，事发当时妻子在接电话，脚下突然坍塌出现一个大洞。“她是9月10日上午8：44左右掉下去的，我是当天上午9：31发现的，于是马上拨打119求救。”接到报警后，救援队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营救。救援队观察现场发现，那个洞深约11米，周围呈凹陷状，呈反C形，随时有继续坍塌的可能。于是救援人员对被困女子进行通风增氧，及时给她补充水分，还请来随车吊和大型挖掘机救援。一名救援人员表示，他下到井底时看到那名女子右手明显骨折，脸上有一个十字型伤口。救援队通过多功能担架利用随车吊往上升将她救起，“当天天气炎热，救援人员花了1个半小时才成功救上来。”图为救援现场据了解，坠井女子36岁，获救后，她被120救护车送往达州市通川区人民医院救治。做完开颅手术后，该女子被送到ICU进一步救治。一名亲属称，事发时该女子正在接电话，坠入那个深井的瞬间手机摔了出去，后来通过监控发现被一名男子捡走。手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电话号码等资料，亲属们多次联系该男子希望归还，开始打电话对方不接，后来接通后被挂断，至今一直没有归还，“我们的意思是手机可以送给他，但里面的珍贵资料希望能让我们拷出来。”通川区复兴镇政府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高度重视，该女子已脱离生命危险，地面为何突然塌陷深洞事发原因目前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财联社9月12日讯（编辑 潇湘）自从8月初乌克兰秘密调集大批部队，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在外界看来，俄乌双方间的战场形势似乎正越打越乱。然而，对于两边的军方高层乃至“远程看戏”的美国五角大楼而言，眼下的战场形势却反而正愈发分明。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东部绵延的前线施加压力，而各方的目光其实都已经集中在了位于当前战事旋涡中心的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军城(乌称波克罗夫斯克)。如果说，历史上的库尔斯克战役是苏德战场在二战中战略形势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如今，红军城的归属，或许更将决定着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俄乌各打各的？没那么简单！在今年夏天，俄乌战场一处最为明显的变化无疑是，参战双方都开始将最新的军事资源，用于夺取对方的大片领土，而不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俄乌夺取对方领土8月初，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令俄罗斯措手不及。乌方的目标显然非常明显，希望通过宣称占领上千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上百个村镇，试图迫使俄方分散兵力，尤其是引诱俄军从乌东地区撤回主力部队，以减轻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压力，并吸引国际关注，争取更多西方援助。不过，很显然乌克兰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能实现。俄军在最初的慌张混乱后逐渐在库尔斯克州与入侵的乌军陷入了对峙，而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则持续取得了进展。当地时间本周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俄罗斯军队自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俄军推进速度，灰色代表6月1日俄军实际占领区，红线代表8月1日时的占领区绍伊古称，8月和9月第一周，乌克兰平均每天丧失28平方公里领土，有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顿巴斯地区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解放。而最主要的甚至不是公里数，最主要的是他们(乌军)每天面临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事实上，即便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本周在社交平台“Telegram”（电报）上也发布通报称，乌军在整个前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按照乌方的通报，乌方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区内的库拉霍沃方向和红军城方向的局势最为严峻。红军城的关键目前，从地图上来看，俄军的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夺取乌克兰的后勤中心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并试图夺取制高点恰索夫亚尔市。夺取这两座城市将使俄罗斯有能力进一步占领顿涅茨克州东部的其他地区，从而实现俄军的战略目标。自今年2月夺取工业城市阿夫杰耶夫卡以来，俄军已通过占领村庄持续向西部推进。最近几周，他们加快了推进速度，现在距离曾经有8万人居住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已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表示，由于炮弹不足和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防御努力受到了阻碍。目前，当地乌军在兵力和人数上均处于劣势。如下图所示，红军城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可以说不言而喻：其位于一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是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补给线。红军城战略地位红军城的失守将使东部城市如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和恰索夫亚尔，只剩下一条来自东北部的主要补给线，并将使俄罗斯军队更接近顿涅茨克地区的最西端。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本周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也表示，美国国防部认为，守住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克兰军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赖德称，具体而言，这座城市位于战略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因此，守住这座城市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守住这一地点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一旦乌军失守红军城会如何？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雅罗斯拉夫斯基上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倘若乌克兰失去对红军城的控制，这将导致整条阵线崩溃。“红军城一旦失守，对乌军的打击要比阿尔乔莫夫斯克、索列达尔和阿夫杰耶夫卡的失守大得多。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整条后勤链、整条阵线都将随之崩溃，敌人就能借机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城市，”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示。事实上，从上面的地图中其实就不难看出，红军城一旦丢失，可能会在俄军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攻占的高地——恰索夫亚尔地区，乌军失去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并可能令后者沦落到被“包饺子”的命运。恰索夫亚尔的城市规模较小，之前人口约为12000人，但这座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制高点上，俄军若能占领这一制高点，将为其夺取顿涅斯克西部和西北部城市——乌克兰方面在该地区仅存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提供重大优势。占据制高点还将使俄罗斯更容易用火炮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事部队和阵地。恰索夫亚尔地势优势过去几个月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努力穿越一条沿着恰索夫亚尔主要地区东侧的运河。乌克兰在运河西岸的建筑物中驻扎有兵力。但俄罗斯在8月份发动了跨越运河的袭击，乌克兰在这些建筑中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俄罗斯还建立了阵地，使用无人机爆炸物袭击进入城市的乌克兰车辆，使乌克兰军队更难运入补给品和部队。恰索夫亚尔系乌军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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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

撰文丨余晖据青海理工学院官网消息，近日，青海理工学院举行2024级开学典礼。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宁栋，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化工作处副处长曹毅，校党委书记王晓英，校长贾叙东，校领导赵之重、樊协珍、张亚权，校长助理王东出席。上述公开信息显示，此前担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的王晓英现已出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王晓英现身开学典礼王晓英，女，汉族，1982年7月出生，吉林双辽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1999年，王晓英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于2003年获学士学位，2003年9月以免试资格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7月获博士学位，并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2008年8月，王晓英到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工作，2008年12月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12月完成博士后工作出站。2013年，王晓英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常务副主任。2015年6月，王晓英获任青海大学校长助理，并于2018年5月任青海大学副校长，后担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职务。2023年5月，她获公示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后出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如今，她担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据官网介绍，青海理工学院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是青海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学校，2019年开始筹建，2024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王晓英的丈夫靳力同为清华大学博士，也在毕业后扎根青海。王晓英和丈夫的合影靳力出生于1980年10月，籍贯河北保定，1999年被保送进入清华计算机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据清华新闻网此前报道，毕业那年，靳力和王晓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要敢于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更多的人生活更好，这是我们的人生观，也是在将来的坎坷道路上让我们能够坚持理想的动力。”公开资料显示，靳力曾任青海省海北州发改委主任，海东市平安区区委书记，青海省工信厅副厅长兼省招商局副局长等职，2024年1月履新青海省数据局局长（副厅级），后兼任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延伸阅读苑振超拟任新职，他清华毕业，父亲早逝，上学时靠母亲收废品维持生计据《辽宁日报》8月25日消息，辽宁省委组织部8月25日发布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其中：苑振超，男，汉族，1987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台安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图为苑振超资料图，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苑振超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2005年，苑振超以64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2005年至2009年，他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直博机会，只留下一句“我离不开鞍山，因为我的梦放飞在那里”，便在同学们诧异的眼神中离开北京，坐上了驶往家乡的火车。作为辽宁省委选调生身份，公开简历显示，2009年，苑振超开始任职鞍山市铁西区繁荣街道办事处，后任职鞍山市发改委，2014年任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2015年12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朝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后任镇长。2017年9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副县长，后挂职南京建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2019年12月明确为三级调研员。当时，他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图为苑振超简历照片2020年，他任鞍山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鞍山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2021年任台安县县长。2022年4月报道显示他已任台安县委书记，时年35岁。苑振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辽宁给了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征程中，我愿意披甲执锐。”“是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我希望能为它作一点贡献。”面对千头万绪的县域工作，苑振超认为，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使他能够在处理各项难题时更加从容、更有底气。“每个岗位、每段经历都是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的历练。”曾因寒门学子身份受关注苑振超考上清华大学时，其寒门背景曾受到舆论关注。新华社一篇报道称，苑振超的父亲早逝，哥哥患有脑瘫，母亲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父亲去世时，苑振超刚刚两岁。十几年来，苑振超的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推着手推车，走大街串小巷收废品，为儿子撑起了学习生活的蓝天。苑振超的母亲告诉他，每份工作都是谋生的手段，只要人活得堂堂正正，就算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也一定要挺起胸膛做人。新华社报道称，苑振超在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高中生奥林匹克物理选拔竞赛，获得辽宁省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因为没有获得一等奖，孩子的情绪非常低落，随后在学校的月考中，他的成绩也下滑了许多。这时候，我并没有责怪孩子，而是告诉他，只要有信心，就能学好。我认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帮助孩子用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困难，这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也是家庭教育的艺术。”在母亲的鼓励下，2004年苑振超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在辽宁省重点高中五校联考的月考中取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暑期里，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想资助苑振超读书，都被母子俩婉言谢绝。母亲告诉苑振超：“你要靠贷款上大学，毕业后首先还贷款。”清华大学新闻网2005年8月发表的文章称，辽宁鞍山的苑振超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已下岗多年，脑瘫的哥哥给家里造成负担。在社会和老师朋友的帮助下苑振超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考取了清华大学。“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毕业挣钱、回报母亲，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的心里很矛盾，觉得这种想法很狭隘。我们也要为回报社会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做到‘忠孝两全’”。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9月14日14时许，非法滞留的菲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菲律宾GMA电视台记者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视频称，菲海警9701号船回到巴拉望省的港口后，4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人员被担架抬下船后送医。4月17日以来，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近5个月，菲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间，中方依法对9701号船采取管控措施，菲方多次企图组织强行运补均遭失败。延伸阅读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