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与“60后”省部级官员群体相比，“70后”省部级官员知识化、专业化进一步加强。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中，至少有55人拥有硕、博士学位，其中超半数拥有博士学位。

　　“其实，实行药品零差价和带量采购之后，药品上的提成已经少很多，现在只是在小品种药品、部门中药、医疗器械、耗材上存在一些销售提成。大部分药企的销售费用，还是花在了产品能够进入医院的‘入场费’上。”张贤伦坦言：“药效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凭什么选择你的产品？这就要看你和院长、科室主任、药剂科这些有准入话语权的人，关系有多‘硬’了——也就是双方利益绑定程度有多深。”

　　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公司和医生之间的纽带，通过有效的推介新药品、器械，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医代和医生并非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所以很容易从销售角度形成利益共同体，而非从产品自身优势、性价比这一初衷进行考量——这的确需要通过监督检查，进行有效的遏制。”

　　童晓辉表示，公安机关收到高利转贷的线索主要有两类：高利转贷者没有还清银行贷款，银行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纪委监委发现公职人员涉及高利转贷的线索后，移送到公安机关。

　　“上海网络辟谣”微信公众号8月14日发文称，近期，医药反腐备受关注。7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开展全国医药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多地医疗机构迅速开启自查自纠，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在医疗领域反腐风暴下，不少自媒体账号开始大搞标题党，借医疗反腐之名蹭流量、带节奏，造谣生事、混淆视听，公众要注意辨别。

吕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