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黄永旭 西安报道

　　房地产行业公摊制度之争绵延多年，未有定论。近日，湖南湘潭房地产政策中，“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再一次引发关于公摊面积的热烈讨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公摊面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成为购房纠纷的焦点。从众多消费者维权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公摊面积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并不透明，致使购房者难以判断房产真实价值，从而遭受了权益损害。因此，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出现，才引起了“取消公摊”的猜想与讨论。

　　关于公摊面积的讨论再度冲上热搜，“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取消公摊面积的时机真的到了吗？

　　“只是计价方式不同”

　　我国现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规定 ，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变化，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认知与需求更加明确，按套内面积计价这一更为透明的方式，开始逐步进入大众视野。

　　9月5日，湖南省湘潭市发布《湘潭市促进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优化住房销售方式，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实行按住房套内面积（不含公摊面积）计价宣传销售。

　　记者发现，湘潭市并不是第一个探索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城市，早在5个月前，广东省肇庆市发布通知，从5月1日起，全市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宣传销售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

　　“因为公摊面积确实是存在的，按套内面积计价只是改变了房屋价格的计算方式，并不会影响同一套住房的总价。反而调整后，房屋单价提高了，购房人又会产生另一种质疑，认为房价提高了，更买不起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但未必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从多位房地产从业人员处了解到，长期以来，房地产交易流程中，一般是以房屋建筑面积为计价方式，其中就包含了公摊面积。体现在房屋产权证上面就是房屋建筑面积，包含了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在商品房宣传销售过程中，这种计价方式的确会存在公摊面积不透明的情况，购房者关于公摊面积、套内面积存在信息差，导致很多公摊面积占比高的项目购房者认为自己被坑，从而产生很多纠纷。”

　　西安房地产行业资深分析师朱郁表示，按套内面积计价政策的相继出台，反映当前购房者对市场透明度的需求。因消费者对购房透明度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传统按总建筑面积计价方式感到不友好、不合理，这当中包含了公摊面积，导致实际面积与支付费用不对等的情况，需要更为透明的“保障”。所以，按套内面积计价的政策，可以降低购房者的顾虑，有利于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判断。

　　“相较于按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对购房者来说，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实际购买的居住空间大小，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纠纷。”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

　　“公摊问题复杂而多维”

　　如今房地产发展现状下，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取代传统的计价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趋势。在促成这种趋势和变化的过程中，“公摊面积”可谓功不可没，是其中绕不开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购房者普遍反映公摊面积不透明、不公平，增加了购房成本，降低了实际居住体验。因此，公摊面积引发的纠纷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不曾中断。

　　成都一位购房者秦风（化名）告诉记者：“买房的时候不太懂，当时宣传是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对我们小两口来说，是挺大的了。但是，收房之后，实际使用面积不到70平方米，公摊系数超过了40%，感觉上当受骗了。后来，总算知道了房屋总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公摊面积这些概念，只能说公摊面积这里水太深了。”

　　公摊面积制度在我国存在已久。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明确，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公用建筑面积共同组成。因此，公摊面积是指由整栋建筑的产权人共同分摊所有的整栋建筑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通俗地说，大家普遍认为，公摊面积指的是建筑物中所有业主共同使用的区域面积，包括但不限于电梯井、楼梯间、公共走廊、物业管理用房等。

　　柏文喜表示：“实际上，公摊面积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概念，在购房过程中，购房者看不见、摸不到的概念。而且，公摊面积的计算方式复杂，标准也不统一，购房者往往难以弄明白，但很多购房者因此而花了许多‘冤枉钱’。”因此，随着房价的上涨，即使是小比例的公摊面积，也意味着较大的经济负担。

　　“但是，公摊面积是客观存在的，如入户大堂、电梯井等，这些空间对于住宅功能是必要的。因此，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短期内全面取消公摊面积可能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这一模式有可能逐渐被改革或替代。”柏文喜说。

　　朱郁则表示：“关于公摊面积制度的去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涉及购房者权益、房地产市场规范、开发商利益等多个方面。关于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制度，仍需要综合考量。”

　　朱郁认为，目前的公摊面积制度有其优势、合理性。公摊面积制度通过按比例分摊公共区域的维护费用，可以避免某些业主过度使用公共设施而导致的资源不均，能够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且公摊面积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和居住体验，因为公共区域的良好维护直接影响到居住的生活质量。

　　“同时，公摊面积制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比如计算方式不透明。公摊面积的计算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开发商对公摊面积的计算方法可能存在差异，导致购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额外的费用。而且，公摊问题难以监管，具体标准和细则不明确，给了开发商很大的操作空间，容易出现‘乱公摊’和‘只公摊成本，不公摊收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购房者负担。”朱郁说。

　　“得房率才是硬指标”

　　湘潭市公布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热情高涨的讨论中，除了“取消公摊面积”的声音之外，“提高得房率”也成为新晋焦点。

　　面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去年中央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其中之一就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而且，住建部部长倪虹也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下力气建设好房子”，优化增量住房。

　　因此，根据政策导向，多地将优化增量住房作为发力点，而提高得房率也顺理成章成为各界共识。深圳、佛山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建设高品质住宅，开发高得房率产品。在市场方面，越来越多的新房项目开始将得房率当成营销卖点，一些得房率较高的项目也跃升为购房者关注重点。

　　西安某房企高管何靖（化名）坦言：“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只有高得房率才能吸引客户，这个已经是硬指标了。业内有句玩笑话说，现在进入第四代住宅时期，谁家产品得房率低于90%都不好意思出来卖房。”

　　何靖表示：“简单来讲，第四代住宅就是拥有‘错层式’的挑高露台的大平层产品。目前，西安第四代住宅项目主要分布于高新区、港务区、曲江新区及航天板块，项目得房率大部分都超过了90%，甚至有产品得房率达到近110%。”

　　“这一类产品共同的特点就是，面积大、得房率高、总价高。之所以能做到超高得房率，其原因在于两方面：最主要的是赠送面积，基本上这类产品结构内阳台面积都是半赠送，而‘错层式’挑高露台面积都是全赠送；其次就是在保证品质和居住体验的情况下，尽量缩减公摊面积。”

　　以西安保利某项目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188平方米型产品，赠送其南向及侧向外挂露台和奇偶层错层面积。阳台、飘窗赠送面积19.5平方米，露台赠送面积30.9平方米，总共赠送面积为50.4平方米，赠送率约为27%，得房率为106%。

　　朱郁表示，长远来看，公摊面积制度或逐步向更加合理、透明的方向演变。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和项目优化住宅产品，提高得房率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责任编辑：李桐

张珊云（记者 林俊安）09月21日,“他在杀害我妹妹前，曾搜索过冰柜藏尸案的新闻，在杀害我妹妹后，在网上买了冰柜、浴帘等，试图将我妹妹的尸体放进冰柜。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被执行死刑，图为凶手据此前上海市民小丽（化名）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022年3月2日早晨，她的妹妹小婷（化名）在家中被结婚7年的丈夫高某残忍杀害。高某因炒股欠下100余万高利贷，无力偿还，杀妻后，高某一边网购冰柜，一边以小婷的名义给家人发消息，并转走、套取小婷账户内的钱。更讽刺的是，用来藏尸的售价700元的冰柜，还是用小婷的花呗账户支付的。9月12日，小丽向潇湘晨报记者发来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我已经将裁定书，拿到妹妹的墓前，给妹妹看了。”小丽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据了解，高某已经被执行死刑。而他至死都没有向她们表达过道歉或者忏悔。最高法核准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死刑，图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经复核确认，2015年1月，被告人高某与被害人小婷（殁年33岁)登记结婚。2016年，高某因炒股亏损，私自变卖名下房产偿还债务，此后向多家网贷机构及亲友借款炒股，共计负债人民币100余万元。小婷曾向亲友借款十余万元为高某偿还债务，双方多次因债务问题产生争执。2022年3月1日晚，高某在租房内再次因债务问题与小婷争吵，产生杀害小婷泄愤之念。次日8时许，双方继续争吵，高某遂从厨房拿一把水果刀，至卫生间连续捅刺小婷，致小婷因左颈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高某网购冰柜，欲藏匿小婷尸体未果。3月3日，高某自杀未果后报警，谎称其和小婷自杀。民警至现场后初步确认小婷系他杀，即将高某当场控制。图为凶手网购的冰柜最高法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高某因负债及妻子抱怨即蓄谋杀人泄愤，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高某虽打电话报警，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依法不构成自首。图为检方起诉书“我妹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将近40刀。”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小丽透露，妹妹小婷与高某是经朋友介绍相识，高某在作案前表现得非常正常，两人没有争吵过的样子。2022年2月27日夫妻二人还一起去逛街，2月28日，高某还特地来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小丽告诉记者，高某婚后沉迷炒。“他一个月工资7000多元，案发后我们看到，他的借贷记录就有70多行，每天都要还几千甚至几万元，他根本承担不起，而在他杀人当天，他刚好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小丽称，一审庭审现场，高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妹妹在被杀害的过程中一共说了两句话，“你要想一想你的父母”、“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么”，但并未唤醒高某的良知，也并没有阻止高某继续动手。“律师后来告诉我一个细节，妹妹被刺中动脉，躺在地上，还有力气，手还能缓缓抬起来时，他担心杀人一事被人发现，已经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血迹、清理现场了。他极其残忍。”小丽说道。（来源：潇湘晨报）

张珊云（记者 陈钰倩）09月21日,（原标题：大学生组团陪爬 月入合计一万五）

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