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逼免费软件|------------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图为热搜截图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9月11日，上海市民齐先生向封面新闻报料称，8月15日，他在哈啰平台打了一辆顺风车后，7天内被平台莫名扣款21笔，共计3000多元。事后，他多次跟平台沟通要求退款，至今未得到处理。对此，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平台扣款的直接原因是齐先生打车时曾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这可能导致司机绑定其账号刷单，这并不是平台系统的漏洞，哈啰方已经报警处理。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之后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15日下午6点多，他通过哈啰平台发送了一笔从上海到江西景德镇的顺风车订单。没多久，一名司机在线上联系他，两人沟通了起止地点、时间后，这名司机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单前需要一个验证码，我当时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没有想太多，收到验证码后就发给他了。”齐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之前打顺风车时并不会这么操作。果然，这名司机并没有接单，齐先生乘坐另一辆顺风车到达了目的地，当晚支付了车费322.3元。乘客真实的顺风车订单，且已付款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打车经历，直到8月21日，他才发现蹊跷。那次打车给验证码后，从8月15日到8月21日，哈啰顺风车连续7天从他的支付宝扣款，一共扣了21笔，共计3000多元。而他很确定，上述时间段里并未打过车。8月15日到21日，乘客哈啰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更奇怪的是，平台每天都在凌晨零点左右扣款，几分钟之内扣3笔，每笔在140元到200元之间，有时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同时扣两笔，“就算是我打的车，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两笔吧”。乘客与平台多次沟通未果至今未获退款发现问题后，齐先生多次拨打哈啰客服投诉，要求退款，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他告诉记者，客服给了很多版本的回复。其中一名客服表示已经查询到是有司机在违规操作，平台需要先去找司机退钱，才能把钱退还给齐先生，该客服还建议他直接报警。“这名司机只通过一个验证码就能违规操作，这是否说明平台系统存在漏洞？我是在平台下的单，并没有跟司机直接产生利益联系，平台是否应该先把钱退给我，再跟司机解决此事。”齐先生提出了质疑。平台回应：这不能说明系统有漏洞，已报警处理11日下午6点，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乘客被扣款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司机骗取他的验证码后，把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绑定到另一个手机上刷单，如果乘客开通了免密支付，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第二种情况则是司机和乘客合谋骗取平台的钱。“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企业是没有任何刑侦手段把事情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也报警处理了，看警方怎么跟进和判断。”他说。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开通哈啰顺风车的免密支付。上述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不能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理论上他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司机是刷不到他的钱的。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开通过，或者在技术方面没有那么专业。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只能交给公安。”平台能否先把钱款退还给乘客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平台有漏洞，或者平台监管手续不严格，导致乘客被扣款的直接原因是他不小心把验证码透露给了第三方，平台不能作为承担无限牵连责任的一方。“警方已经立案，后续如果确定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肯定会让他退款，我们后续也会将钱款退回。”他说。

（原标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撤离发表谈话）

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周五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在“消失近一年”后，给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写了一封信，信中他重申了打击以色列和支持“抵抗轴心”联盟的决心。辛瓦尔本周持续发声（资料图）真主党在其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这封信。据报道，被相信仍然在加沙地下坐镇指挥的辛瓦尔告诉纳斯鲁拉，哈马斯将沿着其遇害前任伊斯梅尔·哈尼亚所采取的抵抗道路前进。在致纳斯鲁拉的信中，辛瓦尔发誓将继续保卫耶路撒冷，“直到占领者从我们的土地上被驱逐和消灭，建立我们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并将其首都定为耶路撒冷”。辛瓦尔是以色列的头号通缉犯之一，自去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一直下落不明。近一年来，他从未公开露面——直到本周。据哈马斯的社交账号显示，本周二，辛瓦尔发表了去年10月7日以来的第一份声明，祝贺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天，他的办公室表示，他写信感谢那些对哈尼亚之死表示哀悼的人。随后，本周五他给纳斯鲁拉写的信被公布。加沙作家兼时事分析家穆罕默德·谢哈达说，在给纳斯鲁拉的信中，辛瓦尔传达的信息是：“我还活着，我完全掌控着局势。我一直更新信息，了解加沙以外发生的一切。”谢哈达称，（辛瓦尔）想表明他有能力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谢哈达分析称，辛瓦尔的信件，其目标受众主要是以色列，他试图向以色列方面表明，尽管他们试图找到他，但他仍然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谢哈达补充道，另一个目标受众是哈马斯，包括“该组织内部的怀疑论者，甚至卡塔尔、美国和埃及等调解人，因为他们一直怀疑，他是否能够在加沙隧道中履行领导角色。”哈尼亚7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刺后，辛瓦尔被任命为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与前任相比，辛瓦尔在与以色列打交道时态度更为强硬，他倾向于和真主党等盟友合作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红星新闻记者 范旭此前报道外媒：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着女装混入人群 躲过追杀中新网8月28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过去数月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找出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而就在大约10天前，以军被曝错过了在加沙一条地道里抓获辛瓦尔的机会。报道称，辛瓦尔“身着女装，混入人群”，以此躲避以色列的追查。图为《镜报》报道截图“身着女装”，躲避追杀塔斯社8月26日援引以色列《青年报》称，大约10天前，以色列军队错过了在加沙一条地道里抓获辛瓦尔的机会。消息人士称，辛瓦尔曾躲在那里，“他的咖啡都还是热的”。该报道还称，自那以后，辛瓦尔“一直试图身着女装，混入人群”，所以没有被以色列无人机发现。《纽约时报》8月25日也报道称，辛瓦尔可能已经离开了他曾经长期躲藏的地道。早在2024年1月底，以军曾突袭了加沙地带南部一处精心设计的地道群，因为有情报显示辛瓦尔躲藏在那里。报道称，事实证明，辛瓦尔的确曾在那里躲藏。不过，就在几天前，他离开了位于汗尤尼斯市的地道，只留下了许多文件和成堆的以色列谢克尔。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未对此消息进行回应。仿若“鬼魂”，行踪成谜据路透社报道，辛瓦尔现年61岁，出生于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一个难民营，被以色列视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主谋之一。当地时间2024年8月6日，辛瓦尔接替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袭身亡的哈尼亚，成为哈马斯政治局新任领导人。《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以色列和美国二十多名官员的采访显示，过去数月以来，美以两国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找到辛瓦尔。辛瓦尔被指已成功“隐身”超10个月（资料图）早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总部内部就建立了一个小组，其唯一任务是找到辛瓦尔。报道称，在巴以冲突的最初几周，以色列情报和军事官员认为，辛瓦尔居住在加沙城地下的地道里。加沙城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也是以军最早瞄准的城市之一。以色列情报官员还认为，至少在冲突的前六个月，辛瓦尔身边一直有家人陪伴。此外，在地下生活期间，辛瓦尔“坚持在电视上观看晚上8点的新闻”。后来，辛瓦尔搬到了他的出生地汗尤尼斯，可能偶尔会从那里穿过隧道前往拉法市。与此同时，美国也与以色列共同建立了一些渠道，分享有关辛瓦尔和其他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的信息。特别是，《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帮助部署了探地雷达，以此绘制加沙地下长达数百英里的隧道地图，并将这些图像与从被俘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和从大量文件中收集的情报相结合，从而构建出更完整的隧道网络图景。以色列军方公布了一段去年十月拍摄的视频，据称视频显示辛瓦尔穿过加沙的一条地下隧道还有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认为，辛瓦尔很久以前就放弃了电子通信。据信，辛瓦尔可能通过信使网络与他领导的组织保持联系，该系统如何运作仍然是一个谜。《纽约时报》形容称，辛瓦尔“像是一个鬼魂”，很少公开露面或者对追随者发布信息。这一次，他再次逃离了美以两国的追捕，行踪依旧成谜。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图为热搜截图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