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2日电(记者 张尼)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万余例，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不过如今在我国，移植后不依从性一直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
6月11日是第八个中国器官捐献日。当天，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新生会“携手十年，再谱新篇”1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办。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随着我国移植技术不断进步，手术成功率和短期生存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然而，成功的移植手术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移植患者长期生存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排斥反应、感染、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等，需要患者长期、定期随访。
“曾经就有一位肝移植患者在手术后因为没有坚持规律服用抗排异药物以及定期随访，在手术后又出现了肝功能异常。”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移植中心教授陈虹在活动上分享了一则案例。
陈虹表示，术后随访是监测患者长期健康的关键环节，有助于早期发现并处理移植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同时，随访也为医生提供了宝贵的临床数据，对于改进移植手术技术、优化患者护理方案以及推动移植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教授王伟强调，患者自我管理是术后长期管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医生在随访时除了给予患者医疗上的帮助，还会给予患者生活方 式、用药等方面的指导，包括患者如何自我监测身体状况，识别问题征兆等。
“目前国内的移植供体仍然非常稀缺，以2022年为例，肝移植的供需比大概是1:7，占比整体移植物需求量83%的肾移植供需比则达到了1：11，因此移植供体非常宝贵，且一场移植手术的费用动辄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因此，移植手术后的抗排异对于患者长期有质量的生活就显得特别关键，不仅需要保证移植器官长期存活，还需要让患者保持免疫力，减少感染或肿瘤的风险。”安斯泰来中国区总裁赵萍接受中新健康采访时强调了移植供体的来之不易，她呼吁关注术后随访。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澳大利亚的道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解读者》杂志网站称，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领导的旨在“遏制中国力量”联盟网络的一部分，虽然华盛顿尚未对澳大利亚稳定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发表评论，但美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私下警告澳大利亚要谨慎。《解读者》称，尽管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并非不可区分，澳大利亚将继续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美英澳“奥库斯”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加深与美国的联盟正在增加堪培拉对华政策行动的风险。
一是蔬菜价格季节性下跌即将结束；二是猪肉价格底部已现，下半年可能趋于上行，能部分抵消去年高基数的压力；三是油价震荡偏弱，但去年下半年基数较低；四是接触性服务业涨价和就业复苏，核心通胀将逐季回升。
网红营销那套，放在锦州烧烤上不行，原因很简单——得不到本地人认同。你问一个锦州人，“锦州烧烤哪家最好吃”，1000个人能给你2000种答案。唐鸡头、小国凤爪、晓波、老白、御烧烤……都知道“锦州烧烤烤一切”，每家的特色、口味各不相同，难分高下。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从前十阵营来看，除苏州外，其余城市GDP增速相比去年全年均有明显回升，其中深圳、重庆、成都、杭州、南京均跑赢全国大盘（4.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州GDP增速（1.8%）在十强城市中垫底，但仍以31亿元的微弱优势力压重庆，全年能否夺回“第四城”的位置，成为一大悬念。
张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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