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婷 精彩演绎|「うまく行った」と緑は訊いた。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来源：爆料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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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资料图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 肖新新 本报特约记者 柳玉鹏 宋 波“泽连斯基将就解除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武器限制一事向美国施压。”法新社以此为题报道称，当地时间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电视讲话中称，他将在下周访问华盛顿时敦促美国和英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我们将继续说服我们的合作伙伴，乌克兰需要全面的远程能力。”法新社称，数周来，基辅一直就此问题在向西方施压。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尽管进行了数月游说，但“美国和英国都不允许我们在俄罗斯领土上、在任何距离、任何目标上使用这些武器”，因为“他们担心局势升级”。俄总统普京此前曾警告说，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1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是其结束冲突的“胜利计划”的关键部分，他将于下周向美国官员提交该计划。泽连斯基说，除了总统拜登，他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见面。“这个‘胜利计划’不仅有拜登当下需要做的事情，还有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今年11月之后，美国将有一位新总统。我们需要与每位候选人谈谈他们对此的看法。”英国《卫报》21日称，当被问及26日会面时他将如何说服拜登时，泽连斯基称，拜登此前也曾作过一些决定，但在进行了“一些有趣的对话和艰难的讨论后”，拜登最终改变了主意。他补充说，拜登在离任前可以通过“加强乌克兰的实力和保护乌克兰的独立”来赢得受人尊重的“历史地位”。对于泽连斯基此次赴美，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1日称，泽连斯基将在与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会面时讨价还价，而非向他们展示所谓的“胜利计划”。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除了索要资金和军备，更重要的是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基辅。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此次访美向世界表明，他仍然能进入白宫，美国国会依旧接受他，美国还支持他。俄罗斯连塔网援引俄政治学者沃伊科的话称，泽连斯基因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可能的未知结果而焦虑不已，于是火急火燎地再次赴美游说。尽管泽连斯基不断向美施压，但俄罗斯可能的反应阻止了美国的批准。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呼吁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会谈，并建议那些认为有可能在军事上战胜莫斯科的人翻翻历史教科书。施罗德称，实现和平的最现实方案是与俄罗斯举行谈判并达成妥协。“这场冲突必须通过谈判来结束。无论如何，军事手段都无法实现和平。”另据俄新社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日表示，俄罗斯不会参加预计在今年11月第二次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和平峰会”。扎哈罗娃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峰会的目标将与上一次相同，即推动乌方提出的不可行方案成为解决俄乌冲突的唯一基础。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不拒绝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准备讨论严肃的提议，但必须考虑到当前地区局势和地缘政治现实情况以及俄总统普京在今年6月提出的相关条件。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媒体表示，乌方准备在第二次“和平峰会”上与俄方代表见面。与此同时，冲突前线的战况依旧激烈。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21日夜间向俄罗斯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造成俄罗斯腹地的一个军火库起火爆炸，并导致一条主要公路关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击退了乌克兰部队三次突破俄边境的企图。消息称，在过去24小时，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损失300多名军事人员和9辆装甲车。俄国防部强调，消灭乌克兰军队的行动仍在继续。▲延伸阅读乌前总统顾问：美前副国务卿亲自爆料 泽连斯基或处境不妙综合俄新社、“今日俄罗斯”（RT）等9日报道，前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日前受访时间接承认，2022年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的和平协议草案之所以破裂，是美西方等盟友从中破坏的后果。对于纽兰的这一“自曝”，当地时间9日，曾担任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顾问的奥列格·索斯金（Oleg Soskin），在个人播客节目中分析称，纽兰主动披露伊斯坦布尔和谈破裂，可能意味着对于西方而言，泽连斯基现在宛如“退役飞行员”，对西方失去价值。“显然，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情局已经开会做出共同决定，要以某种方式把泽连斯基打发走”，他声称。索斯金还特别强调，这番证词是纽兰本人所供，作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拱火人，以及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主要推手，她这么说是有重要价值的。他预言泽连斯基接下来的处境可能不太妙。图为乌前总统顾问奥列格·索金斯 视频截图纽兰的职业生涯长达三十多年。20世纪90年代，纽兰曾在美国驻俄使馆任职，后来出任过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还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拜登政府期间，纽兰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不过，纽兰更以她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闻名，被视作“美国外交反俄路线主要设计者”“对俄罗斯强硬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她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强力反制所谓俄罗斯“领土野心”和“政治影响力”。在2013年至201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时，纽兰正是幕后的主推手之一，不仅向乌克兰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担保项，还亲自上街为抗议者送饼干，为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文指责纽兰煽动乌克兰危机升级，“没有人比纽兰更能拱火”。今年3月卸任后，纽兰仍在媒体等公开场合就俄乌局势指点江山。上述爆料内容正来自上周9月3日，她做客俄罗斯流亡记者齐加尔（Mikhail Zygar）节目时所透露的内容。齐加尔因涉嫌传播有关俄罗斯军方“虚假信息”，被判处8年半监禁，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逃离俄罗斯。根据视频内容，齐加尔询问纽兰，2022年春季，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美国、英国等盟友是否在阻止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中起到了作用。纽兰回答称，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美国最初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只是在需要时向基辅提供“支持”。直到谈判到了后期阶段时，乌方才开始就事态进展向美国等盟友征求意见。她补充道，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普京提出的主要条件都隐藏在他们正在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附件中。”纽兰声称，莫斯科提出的条件对基辅不利，这些条款将限制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但不会对俄军实施类似的限制。“因此，乌克兰国内和国外都开始质疑，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交易。而就在那时，协议破裂了。”纽兰全程微笑地说道。纽兰接受采访 视频截图俄媒认为，纽兰的这一爆料，等于间接承认了泽连斯基受到美英等西方盟友的指示，破坏了伊斯坦布尔谈判。拥有德国和芬兰双重国籍的著名企业家、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和Mega的创始人金姆·多特康姆（Kim Dotcom）对此怒称纽兰是“大屠杀凶手”。他曾遭美国司法部指控，在12年法律诉讼后，将被引渡到美国。多特康姆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写道：“大家看看这个恶魔的嘴脸，她还在对着乌克兰人民笑，她承认她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本可以阻止一百多万人死亡，并归还给乌克兰更多土地。”图为多特康姆的X账号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曾指出，伊斯坦布尔和平协议未能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意图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挫败”，并特别指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普京强调，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当时签署了这份协议，说明当时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而之所以这份协议最终没有生效，是因为乌克兰当时收到了“不要这么做”的命令。他重申，与乌克兰的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他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再次进行谈判，“我们从未拒绝谈判，但谈判不是基于任何临时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不过，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0日表示，在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赶出俄境内库尔斯克州之前，俄方不会同乌当局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乌方针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实施的核恐怖活动是“最严重级别的恐怖主义行径”。

以下文章来源于底线思维 ，作者伍麦叶的熏笼精底线思维.观察者网时评专栏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文明史观察者黎巴嫩民用电子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以下简称“传呼机事件”），是“面向平民展开了一场没有下限的杀戮”，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警惕与反思。阿拉伯世界首当其冲，反应最为强烈。大家对产自欧美或者由欧美把控供应链的电子产品表现出了不信任感，纷纷开始“倒戈”。一位网名“A.M.A.KUWAIT”的科威特网友如是判断：“很自然的是，道德健全、拥有良心的人早就用中国取代了美国。至于那些道德尚存但却缺良心的人，在传呼机事件之后，现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也（用中国）替换掉了它（美国）。”这段话，可谓道出了相当一部分中东人的心声。科威特网友的社交媒体截图国际网友中甚至兴起了一波舆论，认为“中国再一次什么都不做就赢了”，甚至说中国今后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接管（takes over）”一切。据说还有网友玩起了“东方女王不肯脱去丝绒手套”“孔子教导坐在河边任由敌人尸体漂过”的梗。外国网友绘的漫画，对比中美：中国什么也不做，赢了；美国一连串折腾，输了其实，世上根本不会有“躺赢”的好事。“传呼机事件”爆发之后，各国老百姓出于“安全第一”的心思，纷纷表示要换中国手机，于是不少人感叹“这下华为成了赢家”。殊不知，在国际舆论场上，华为早就是赢家——至少在中东的舆论场是如此。2020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制作了一则视频《为了5G的战争——如何确定谁将领导世界？》（以下简称“5G战争”），并在首页加以推送。该视频把推广5G技术解释成中美之间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争，展开了恢弘的场景：“有个统一的共识，即，它（5G）是应该惠及每个人的未来，是应该惠及全体的未来。它是一种管控手段，凭借它能无所不知，以及掌握了按键！……历史长河中，出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强国告诉人们，在任何时代，谁能最大程度地掌控信息，谁就会是它那个时代的王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者，就是最大的数据实体，是大数据的拥有者。”视频中有一条线索，那就是特朗普如何试图围剿华为。在中东人眼里，华为能够与美国直接展开对抗，又威猛又强悍，简直有种神造之物的光彩，代表着他们无法企及的光荣与力量。也许是中东的动荡环境让视频制作者们格外敏感，他们得出了如此的结论：“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吗？战争嘛，那是常事儿啊。会是像苏联那时的太空大战吗？不，而是数据的战争。”如今回看，不得不说，制作该视频的团队对当代世界有精准的把握，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传呼机事件”。那视频如此提醒同胞：“特朗普威胁海湾国家：你们要做选择，美国，还是中国？华为宣布决定把一部分基站建在阿拉伯半岛，真的让他心烦意乱。而且他希望中国远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基地。”随后，该视频委婉地催促同胞顺应历史趋势，及早做出正确抉择：“在跨越美国的意志之前，中东会再三思量，直到为了财富的增加、为了更多期望得到满足而迈出那一步。”《为了5G的战争——如何确定谁将领导世界？》视频截图实际上，阿拉伯世界已经竞相做出了抉择。在“传呼机事件”爆发前，9月13日，阿联酋《国民报》刊发消息，报道荣耀品牌在迪拜举办独家活动“荣耀创新”，在以“驾驭创新浪潮——阿联酋对未来的愿景”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者一起讨论荣耀的技术创新如何助力阿联酋“通过技术发展产业”、利用“人工智能塑造国家未来”。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都在进行类似的努力，加入到中国的产业链同供应链中去，随同中国的发展获得现代化的机会。因此，如果接下来真会有一波改用中国设备的风潮，那么阿联酋等国家也会一同受益，一并成为赢家。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阿拉伯新闻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哈立德·阿布·扎赫尔发表《物流（logistics）以及东方与西方的脱钩（decoupling）》，援引《孙子兵法》分析供应链的重要性。他指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供应链和物流渠道的中断天天都在发生，成了我们的日常体验”，由此认为：“关于物流（按，在英语等现代欧洲语言里，与‘军队的后勤’是同一个词），这位伟大的中国战略家写道：‘失序与秩序的界限存在于后勤之中。’”（恕我无知，不知道原文是哪一句。）”从这一角度，他对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想法很有意思：美国将失去其主导大国的地位，而由北京取代，对此，理想的情况是美国“支持中国成为主导大国——有点儿像英国当年对美国所做的那样，不过不带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美国绝不会甘心那么做，实际是“美国仍然不肯面对中国作为主导超级大国的地位；它不再想共同领导，也不再想支持北京的崛起。它只是想简单地闹破裂，而中国目前也予以同样的回应”。作者得出的看法是，中美会“建立分别的金融体系和分别的完整规则”，其后果是“东西方脱钩”。他认为，对此，阿拉伯各国以及伊朗都认识清醒，达成了一致，知道如此的局势同时包含着风险与机遇。像很多同仁一样，扎赫尔最终归结到“选择”上，认为中东各国有选择的可能性，一旦抱团做出正确的选择，困难的形势就能转换为机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作者表达了很有穿透力的观点：“很明显，当前的战争和过去的所有战争一样，都依赖于后勤。它看起来确实像那样的战场，在那里网络攻击起到类似空袭的作用。”此话用于总结“传呼机事件”再合适不过。由此可见，中东精英群体自有其优秀之处，在某些领域非常敏锐。他们既有理论作为指导，又有能力与资本付诸实干。所以，尽管大家没有料到会出现“传呼机事件”这样恶劣的情况，但几年来，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行业，都有人及早布局，精耕细耘，这样一旦突发危机，才能转危为机。中东精英总是强调“选择”，可是不难看明白，中国坚持互利互惠的原则，乃是中东国家“选择”中国的前提。所以，绝非“什么都不干就赢了”，相反，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企业以诚信为本，让世界人民不知不觉间就形成了对中国的信任，这是几代人积累起的无形资产，如今水到渠成，自然地结出了硕果。在中国以外，人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思想，相反天天遭强权观念洗脑，所以就无法明白其中的道理。然而，对中东人来说，要让目前的形势构成机遇，有一项他们无力控制的关键因素，那就是该地区的局势不会进一步恶化。“传呼机事件”发生之后，当地人民救死扶伤，以色列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人道援助，还在19日轰炸了黎巴嫩南部。这让中东人担忧，以色列丧心病狂地要提升战事，把“加沙战争”转变为“黎巴嫩—以色列战争”，进而扩大成“伊朗—以色列战争”，甚至将域外大国拖进来。在中东精英看来，该地区一如既往，是大国争雄的热点。9月20日，阿联酋《海湾报》上，突尼斯大学研究员卡迈勒·巴尔哈迪在《阿拉伯人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中，将今日世界上的一处处区域战争视为一场整体的战争：“从乌克兰北部到也门南部，战争绵延不绝，由加沙穿越而过，贯穿东西方阵营之间开放的火线，而我们（阿拉伯）位于这场战争的核心位置。”他警告道：一旦战争扩大，阿拉伯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假如阿拉伯世界始终处于“历史的边缘”，“不能抓住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那么上世纪取得的民族独立的成果都将难保。上述观点反映了中东世界的普遍焦虑。我们担心的是电子用品不再安全，中东人不仅有与我们一样的担心，同时还忧虑第二天醒来发现战争摧毁了家园。那么，该怎么办？近年，越来越多的中东精英开始认为，要避免始终处于历史的边缘，就必须“抓住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也就是认识到“中国已经或者必定将要取代美国”。很明显，中东的精英群体在思想上无力摆脱西方右翼政治理论的灌输，于是，在他们的想法里，世上只存在着一种轮回，那就是一家新的大国强国从旧的大国强权手中“接管（takes over）”世界，至于中东，则只有经受“接管”的命运。于是，颇多中东人很自然地认为，既然是中国接管世界的时刻到了，那么中国就该尽快去接管中东，这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步骤，让双方都能获得各自需要的利益。早在2020年，中东精英就真心以为中国会快速接管危机中的黎巴嫩，并且认为那是黎巴嫩的一条生路。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于是就相信是“孔子曾经教导坐在河边看着敌人的尸体漂过”。2020年6月1日《阿拉伯新闻报》专题文章《现在轮到中国对黎巴嫩施加影响力了吗？》截图科威特网友“A.M.A.KUWAIT”的言辞恰恰遵循着那种固定的思路，以为中东人所能做的，只是主动用一个大国替换另一个大国。“传呼机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各国网民的言论反映出，中东人的思想现状，也是世界各地很多人的思想现状。来源|观察者网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这几天，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仍在持续发酵。这一被称为“现代特洛伊木马”的恶性事件引发了大家对包括手机、智能汽车在内的智能终端安全问题的恐慌。根据目前各方披露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策划了这一系列的爆炸事件。那么，以色列情报机构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相关历史资料中，找到了答案。揭秘以色列情报机构如何利用手机搞暗杀（来源：玉渊谭天）延伸阅读牛弹琴：以色列又大开杀戒了 手段和情报确实够狠以色列的空袭致真主党精锐部队16人丧生以色列又大开杀戒。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在即。还是在老地方——可怜的黎巴嫩。9月21日，真主党又蒙受重大损失。其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正在一个地下室召开秘密会议，以色列的空袭突然而至，16人丧生。以军就宣布，他们当天成功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消灭”了真主党高级领导人易卜拉欣·阿基勒，还有15名真主党指挥官。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被彻底瓦解”。按照以军的说法，“他们开会，是为了策划恐怖袭击和渗透到以色列领土。但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并通过精确而强大的行动领先于他们。”值得一提的是，易卜拉欣·阿基勒因涉嫌参与1983年对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的袭击，被美国悬赏700万美元的缉拿。当年的袭击，造成6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警告，以黎两国的“敌人”将无处可藏，“就连贝鲁特南郊的达希耶也找不到”庇护所。看以色列袭击的图片，袭击发生在一个人口稠密区，一栋建筑被炸成了大坑，周边多座建筑被摧毁，以色列显然用了大威力的钻地导弹。以色列瞄准了目标，肯定也不顾忌平民。黎巴嫩方面就指责，以军当天的突然袭击，造成38人死亡，68人受伤，死者中3名还是儿童。要知道，这还是在黎巴嫩的首都！在以色列空袭中黎巴嫩首都多座建筑被摧毁如果算上之前的寻呼机、对讲机爆炸，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一系列袭击，已造成8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寻呼机爆炸，还有100多人伤势危急，正在抢救中。以色列够狠，真主党也不是省油的灯。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多次发誓报复。就在9月21日当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多轮火箭弹，包括一个以军情报基地遭到袭击。以军则以更大规模袭击作为报复。按照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不到40分钟时间内，黎巴嫩南部地区就发生了50多次空袭。以军则声称，当天袭击了真主党的180个目标。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宣称，“我们正处于紧张时期。我们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过去一年，以色列最主要的敌人，是加沙的哈马斯；但现在，以色列战争的矛头，已经对准了真主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月21日就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升级的风险是真实的”，现在的威胁正“更加严重”。他警告：“我们最终会陷入一场更广泛的战争吗？我希望我们不要到达那里。”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一系列袭击已造成82人死亡美国阻止不了以色列，美国似乎也不想阻止以色列。美国只是警告，美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以军则警告，鉴于真主党的袭击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在边境地区的以色列公民，被要求呆在防空洞附近。最后，怎么看？说实话，对于这场冲突，我们都已产生严重的审美疲劳，我们看到了太多淋漓的鲜血，看到了太多妇女和孩子的眼泪。可怜，可怜，可怜。还是三点粗浅看法吧。第一，以色列确实够狠。狠在手段，以军一旦瞄准目标，不管平民不平民，该炸就炸。更狠在情报，真主党领导人在地下室开会，以色列都知道，然后突然发动空袭。更离奇的，还是之前的寻呼机爆炸。真主党不敢用手机，怕被以军跟踪目标；于是，统一配发寻呼机，本以为是台湾产，哪知道被摩萨德掉包。而且，佩戴了几个月，真主党没发现任何问题，以色列同一时间引爆，真主党元气大伤。以色列超强的手段，你不得不服。第二，触目惊心的双标。想象一下，如果西方国家的首都，不管是巴黎伦敦，还是柏林华盛顿，稠密区也遭遇这样无差别轰炸，西方国家会怎样态度？哪怕是反恐，能这样不顾平民反恐？但贝鲁特，这个曾经的中东小巴黎，就每天遭遇这样的噩梦。还有，寻呼机爆炸，无差别引爆，如果都是军事人员，或许我们还可另说，但关键很多还是平民，爆炸时周边还有很多平民、有妇女有孩子。如果携带寻呼机的人，正好在民航飞机上呢？以色列全然不管，西方默不作声。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但现在只要有立场，就没有是非，这就是现在的世道。加沙和黎巴嫩的战火在燃烧第三，我们会看到更多淋漓的鲜血。加沙的战火还在延烧，就在9月21日，又有20多人被打死；但更触目惊心的一幕，发生在黎巴嫩，怒火和战火，都在熊熊燃烧。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双方都杀红了眼，局势正在全面恶化，真不排除最后演变成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可怜的贝鲁特，可怜的黎巴嫩。在中东，最不缺少的，就是仇恨，是杀戮，是战争。仇恨的种子会不断开花，导致更大规模的杀戮，战争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根本看不到尽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资料图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 肖新新 本报特约记者 柳玉鹏 宋 波“泽连斯基将就解除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武器限制一事向美国施压。”法新社以此为题报道称，当地时间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电视讲话中称，他将在下周访问华盛顿时敦促美国和英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我们将继续说服我们的合作伙伴，乌克兰需要全面的远程能力。”法新社称，数周来，基辅一直就此问题在向西方施压。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尽管进行了数月游说，但“美国和英国都不允许我们在俄罗斯领土上、在任何距离、任何目标上使用这些武器”，因为“他们担心局势升级”。俄总统普京此前曾警告说，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1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是其结束冲突的“胜利计划”的关键部分，他将于下周向美国官员提交该计划。泽连斯基说，除了总统拜登，他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见面。“这个‘胜利计划’不仅有拜登当下需要做的事情，还有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今年11月之后，美国将有一位新总统。我们需要与每位候选人谈谈他们对此的看法。”英国《卫报》21日称，当被问及26日会面时他将如何说服拜登时，泽连斯基称，拜登此前也曾作过一些决定，但在进行了“一些有趣的对话和艰难的讨论后”，拜登最终改变了主意。他补充说，拜登在离任前可以通过“加强乌克兰的实力和保护乌克兰的独立”来赢得受人尊重的“历史地位”。对于泽连斯基此次赴美，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1日称，泽连斯基将在与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会面时讨价还价，而非向他们展示所谓的“胜利计划”。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除了索要资金和军备，更重要的是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基辅。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此次访美向世界表明，他仍然能进入白宫，美国国会依旧接受他，美国还支持他。俄罗斯连塔网援引俄政治学者沃伊科的话称，泽连斯基因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可能的未知结果而焦虑不已，于是火急火燎地再次赴美游说。尽管泽连斯基不断向美施压，但俄罗斯可能的反应阻止了美国的批准。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呼吁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会谈，并建议那些认为有可能在军事上战胜莫斯科的人翻翻历史教科书。施罗德称，实现和平的最现实方案是与俄罗斯举行谈判并达成妥协。“这场冲突必须通过谈判来结束。无论如何，军事手段都无法实现和平。”另据俄新社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日表示，俄罗斯不会参加预计在今年11月第二次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和平峰会”。扎哈罗娃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峰会的目标将与上一次相同，即推动乌方提出的不可行方案成为解决俄乌冲突的唯一基础。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不拒绝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准备讨论严肃的提议，但必须考虑到当前地区局势和地缘政治现实情况以及俄总统普京在今年6月提出的相关条件。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媒体表示，乌方准备在第二次“和平峰会”上与俄方代表见面。与此同时，冲突前线的战况依旧激烈。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21日夜间向俄罗斯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造成俄罗斯腹地的一个军火库起火爆炸，并导致一条主要公路关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击退了乌克兰部队三次突破俄边境的企图。消息称，在过去24小时，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损失300多名军事人员和9辆装甲车。俄国防部强调，消灭乌克兰军队的行动仍在继续。▲延伸阅读乌前总统顾问：美前副国务卿亲自爆料 泽连斯基或处境不妙综合俄新社、“今日俄罗斯”（RT）等9日报道，前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日前受访时间接承认，2022年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的和平协议草案之所以破裂，是美西方等盟友从中破坏的后果。对于纽兰的这一“自曝”，当地时间9日，曾担任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顾问的奥列格·索斯金（Oleg Soskin），在个人播客节目中分析称，纽兰主动披露伊斯坦布尔和谈破裂，可能意味着对于西方而言，泽连斯基现在宛如“退役飞行员”，对西方失去价值。“显然，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情局已经开会做出共同决定，要以某种方式把泽连斯基打发走”，他声称。索斯金还特别强调，这番证词是纽兰本人所供，作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拱火人，以及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主要推手，她这么说是有重要价值的。他预言泽连斯基接下来的处境可能不太妙。图为乌前总统顾问奥列格·索金斯 视频截图纽兰的职业生涯长达三十多年。20世纪90年代，纽兰曾在美国驻俄使馆任职，后来出任过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还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拜登政府期间，纽兰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不过，纽兰更以她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闻名，被视作“美国外交反俄路线主要设计者”“对俄罗斯强硬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她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强力反制所谓俄罗斯“领土野心”和“政治影响力”。在2013年至201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时，纽兰正是幕后的主推手之一，不仅向乌克兰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担保项，还亲自上街为抗议者送饼干，为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文指责纽兰煽动乌克兰危机升级，“没有人比纽兰更能拱火”。今年3月卸任后，纽兰仍在媒体等公开场合就俄乌局势指点江山。上述爆料内容正来自上周9月3日，她做客俄罗斯流亡记者齐加尔（Mikhail Zygar）节目时所透露的内容。齐加尔因涉嫌传播有关俄罗斯军方“虚假信息”，被判处8年半监禁，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逃离俄罗斯。根据视频内容，齐加尔询问纽兰，2022年春季，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美国、英国等盟友是否在阻止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中起到了作用。纽兰回答称，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美国最初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只是在需要时向基辅提供“支持”。直到谈判到了后期阶段时，乌方才开始就事态进展向美国等盟友征求意见。她补充道，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普京提出的主要条件都隐藏在他们正在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附件中。”纽兰声称，莫斯科提出的条件对基辅不利，这些条款将限制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但不会对俄军实施类似的限制。“因此，乌克兰国内和国外都开始质疑，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交易。而就在那时，协议破裂了。”纽兰全程微笑地说道。纽兰接受采访 视频截图俄媒认为，纽兰的这一爆料，等于间接承认了泽连斯基受到美英等西方盟友的指示，破坏了伊斯坦布尔谈判。拥有德国和芬兰双重国籍的著名企业家、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和Mega的创始人金姆·多特康姆（Kim Dotcom）对此怒称纽兰是“大屠杀凶手”。他曾遭美国司法部指控，在12年法律诉讼后，将被引渡到美国。多特康姆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写道：“大家看看这个恶魔的嘴脸，她还在对着乌克兰人民笑，她承认她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本可以阻止一百多万人死亡，并归还给乌克兰更多土地。”图为多特康姆的X账号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曾指出，伊斯坦布尔和平协议未能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意图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挫败”，并特别指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普京强调，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当时签署了这份协议，说明当时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而之所以这份协议最终没有生效，是因为乌克兰当时收到了“不要这么做”的命令。他重申，与乌克兰的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他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再次进行谈判，“我们从未拒绝谈判，但谈判不是基于任何临时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不过，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0日表示，在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赶出俄境内库尔斯克州之前，俄方不会同乌当局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乌方针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实施的核恐怖活动是“最严重级别的恐怖主义行径”。

拜登和日印澳首脑合影，拜登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9月21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了一张合影，是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以及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合影，他邀请了另外三位到自己的老家，即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做客，探讨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观”。鉴于四个人里面只有岸田不太使用英文，拜登还很是“贴心”地用日文重复了一遍他的想法，当然，日文不可能是他本人写的，毕竟以他现在的认知能力，想个人名都有点儿困难……拜登在发布会现场咆哮，现场图就在晒照的前一天晚间，拜登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了“四国峰会”所取得的成果。现年81岁的拜登在发言时似乎是忘记了他接下来该介绍哪位领导人，突然间就一脸茫然地定住了。“感谢大家到场，现在，呃……“拜登突然顿住了，然后以一种咆哮式的语气喊道：“我接下来要介绍谁？下一个是谁？”从现场视频看，拜登这一嗓子喊出去，现场瞬间鸦雀无声了，估计人们都震惊了，心里也得合计，“他是真的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吗？”显然，拜登不是跟自己发脾气，而是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在悄无声息了几秒钟之后，现场的喇叭中传出了“有请莫迪”的声音，随后莫迪走到演讲台旁，和拜登握手。拜登和莫迪拍肩，现场图等到和莫迪握手后，拜登还不忘展示下自己的幽默感。，“顺便说一句，他来自像我们这样的小国，人口也很少，”拜登一边拥抱着现年74岁的莫迪，一边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一个好朋友。”应该是开玩笑吧，反正莫迪是乐得合不拢嘴。众所周知，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突破了14.3亿，而美国则是世界上人口第三多的国家，约为3.33亿。拜登和莫迪拥抱，现场图尽管还有精神头儿开玩笑，但社交媒体上对这位时不时就犯糊涂的总统还是予以了抨击。当然，也不能全怪拜登，或许主持人应该反应再机敏一些，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位即将在明年1月退休的总统的临场反应是难以预料的。“拜登又一次让美国尴尬了，他连和谁在一起开会都不知道了。”有人这样写道。还有人表示说，“我们现在其实处在没有总统的状态，拜登正在艰难地熬到退休，他已经不在乎他究竟在做什么。”此外还有人对拜登表达了同情，认知状态都到如此水平了，还不得不“被迫营业”，“那些还让拜登工作的人，算不算是欺负老年人呢？”拜登会见泽连斯基，资料图事实上，拜登自从宣布退出选举之后，工作的次数的确在减少，就连极有可能是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也只简短地说了2分钟，把大部分的时间交给了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除了“四国峰会”外，拜登在未来几天还有一个和外国领导人会面的计划，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见面，这也是自2022年2月之后，这位前演员总统第五次公开访问美国了。据称，泽连斯基不仅要见拜登，还要和卡玛拉·哈里斯以及唐纳德·特朗普见面。

来源：牛弹琴莫迪与拜登拥抱看视频，莫迪尴尬死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拜登任内最后一场，特意放在了拜登老家特拉华州。作为东道主的拜登，向记者们介绍参会领导人。领导人也就三位，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拜登站前面，他们坐拜登身后。拜登开始还正常，对着记者们说：感谢大家来到这里，现在，我介绍下一位……拜登突然卡壳了，左看右看，不知道下一个是谁。现场突然整个静默了，拜登有点着急，突然提高声调：谁是下一个？这就有点哭笑不得了，拜登是你在介绍嘉宾，你却问大家，谁是下一个？拜登与莫迪看风景我看西方社交媒体上热传的视频，后面三位也很尴尬，岸田文雄左顾右盼，不知道该继续坐着还是站起来。突然，旁边有一个人，应该是工作人员，给莫迪悄悄做了个手势，然后则是一个女主持的大声提示：尊敬的客人，下面有请印度总理莫迪……尴尬的莫迪，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拜登旁边。原来，拜登忘了的，居然就是莫迪！尽管他们刚刚进行了密切的交谈，甚至还热情拥抱。好歹也是美国的贵客，好歹也是大国的总理，但拜登，就是忘了莫迪。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还在继续。或许是为了打破刚才忘了莫迪的尴尬，拜登特意把手放在莫迪肩上，似乎很亲密地说：顺带要说的是，他来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国，人口很少，但他已经成为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和一个好朋友！拜登故意说反话？毕竟，印度现在人口都超过了中国，世界第一；而且，谁说印度是小国，印度肯定跟谁急。但很多人看了视频后觉得，拜登不像在说反话，毕竟前面一句反话，后面一句搭不上，那可能性只有一种：他又说错了。他想说印度和美国一样，是一个大国，人口很多，但鬼使神差，完全说拧了，把印度说成了一个小国，人口很少。尴尬的莫迪，感觉脸色都变了。但毕竟是公开场合，他还只能打哈哈：谢谢！拜登将手放在莫迪肩上有意思吧。这就是拜登任内最后一场QUAD峰会。QUAD，大家也知道，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尽管四国口口声声说，QUAD峰会实际上与任何其他国家无关，不是针对某个国家。但很多话题，大家都清楚，首先针对的是中国。以至于《南华早报》日前有文章就分析，QUAD峰会“几乎肯定会激怒中国”。这次峰会，还有不少让人意外的插曲。按照西方媒体披露，一段意外录到的拜登开幕讲话（拜登似乎忘了关麦克风）就宣称：“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测试我们，在南中国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中国测试美国？完全是美国拉帮结派，在中国家门口搞事。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的话说，这种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别看四国领导人峰会看开得很热闹，但其实各自心头焦虑并不少。很简单，在美国和日本，拜登和岸田都马上要下台；在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连任也存在悬念；至于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和印度矛盾也不少。QUAD峰会还能不能继续办下去，真是不好说。图为“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现场拜登在自己老家办QUAD峰会，既有对自己政治遗产的总结和宣示，也有对QUAD峰会的某种怀念和告别。所以，他特意叮嘱三国领导人：“虽然挑战会来，但世界将会改变，因为QUAD将继续存在。”真会继续存在吗？真有这么大作用吗？我看到，有记者就哪壶不开提哪壶，询问拜登，你说QUAD能不能撑过今年11月5日。11月5日，是美国大选。到时选上台的，不是哈里斯就是特朗普，反正不再会是拜登，美国多少会有一些新变化。四国领导人一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明显有些生气的拜登回答：“远远超过11月。”嗯，或许能撑过吧！一切谁又能说得准呢？毕竟，拜登选着选着都能突然不选了；毕竟，这次QUAD峰会，他说着说着却忘了关麦克风，还说着说着更忘了好朋友莫迪，还公开大喊：谁是下一个？尴尬的莫迪，只能主动站出来，别提脸色多难看了……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