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由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分会、集群智库共同主办，中国城区高质量发展合作联盟协办、新浪财经全程直播的2024（第四届）中国楼宇经济北京论坛在京举办。来自全国的楼宇经济专家大咖、典型城区和知名企业代表齐聚北京，聚焦“失衡与重构”主题，共话城市城区转型发展新逻辑和楼宇经济创新发展新模式。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洪梦君受邀在典型发言环节作经验分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 同仁，大家上午好！

　　时维九月，春华秋实。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收获的美好时节，与大家相聚北京，共赴这场楼宇盛会。服贸会中国楼宇经济北京论坛到今年已经举办了四届，杭州市上城区也已经连续三年在这个舞台上与大家交流分享。作为上城区的代表，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的交流平台，也很荣幸能够再度借此契机，向大家展示杭州上城、与大家交流楼宇经济发展的心得和成果。

　　一、上城区情：古韵新生的时代交响

　　2023年，对杭州来说是不同凡响的一年。这一年，杭州成功举办了亚（残）运盛会、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城区人口突破千万，实现了从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的跨越。今天的杭州，既有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联通世界的国际范、创新发展的新活力。上城区作为杭州的心脏地带，不仅承载了“一部杭州史，半部在上城”的千年历史底蕴，也是杭州国际范、现代化的生动诠释和最佳展示窗口。当前，我们正朝着“加快打造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目标阔步跃进。接下来，我就从其中的几个关键词入手，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城区。

　　首先，是“独具韵味”：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上城的独特韵味。公元1138年，宋高宗赵构将南宋正式定都杭州（临安），南宋皇城遗址就在上城的凤凰山东麓。行走在上城，移步易景皆是故事，俯仰之间尽是历史。19公里钱塘江黄金岸线绵延，2000年的西子湖山水相融，1400年的江南运河穿城而过，凤凰山、吴山、玉皇山等名山矗立，优越的地理条件赋予了上城“拥江、揽湖、走运、靠山”的气质风情，也涵养了上城的古今文脉。这里拥有杭州超过一半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文保单位，是南宋文化、吴越文化、钱塘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这里也绵延着红色文化的基因，是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和浙江省第一个党小组、团组织、工人运动组织的诞生地。

　　其次，是“国际化现代化”：城市之央的澎湃浪潮孕育了上城的缤纷活力。作为杭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上城是杭州名副其实的行政、经济、文化、枢纽中心。作为核心城区，有几组数据：一是人口面积：新上城面积1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9万。二是经济指标：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68.5亿元，位列全市第二、浙江第四。三是人才资源：全区人才资源总量38.36万人，居全市第二。四是交通枢纽：辖区内“一口四站”是各地进入杭州的主通道，亚洲最大高铁枢纽杭州东站、城市中央铁路枢纽杭州城站单日最高到发超60万人次，实现开放发展，联通世界。

　　行走在上城，可以感受现代都市的无限魅力。依托湖滨商圈、吴山商圈、钱江新城商圈和湖滨步行街、清河坊步行街与十字金街共同组成的“三圈三街”，我们大力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全力打造“数智时尚消费第一区”。近三年新引进首店、旗舰店超260家，成为国内外知名品牌拓展华东、布局全国的首选地之一。行走在上城，可以展望未来城市的无限可能。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定“CBD+科创”发展路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持续探索突破。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元宇宙等重点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特色集群；推动杭港高端服务业示范区等平台提能升级，打造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滨水总部带”，按照“两高一集聚”的目标，重点建设钱江新城二期，打造高端商务区、总部集聚区和高层次人才汇集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上城充满无限的机遇和可能。

　　最后是“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完善的民生保障构筑了上城的幸福底气。医疗资源方面，上城是全省三甲医院密度最高的城区，浙江省最优质的浙一、浙二、邵逸夫医院等三甲医院聚集于此。教育资源方面，上城汇聚了建兰、崇文、天长、采荷等浙江名校，拥有贝赛斯、娃哈哈等国际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连续多年排名全省第一。社区服务方面，全区累计建成“幸福邻里坊”62个、“幸福·邻里食堂”124个，配送餐实现全域覆盖。营商环境方面，上城积极落实中央省市各级政策，出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二十条政策，推出企业接待日等创新举措，持续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迭代升级“五找一提”“上心办·云窗”等服务举措，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支持力度。

　　二、楼宇资源：新质生产力的强基赋能

　　第二部分，围绕论坛的主题，向大家介绍上城楼宇经济发展的成果。

　　楼宇，是城市的封面。提起一座城市，我们总是最先想到其地标性的建筑楼宇。楼宇构筑的城市天际线，往往蕴含了城市的格局和气质，也凝结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想象。对于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而言，楼宇不仅是城市的空间载体，更是新质生产力的摇篮。

　　我们向“高”集聚，构筑楼宇经济多元发展的“空中高地”。上城区始终将楼宇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不断优化楼宇资源配置，提升楼宇品质，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上城辨识度的楼宇经济“空中高地”。2023年，实现税收亿元楼宇64个、十亿元楼宇10个，培育了税收“百亿大道”和“双亿大楼”。截至目前，全区已竣工楼宇超过270个，总建筑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米。未来三年，预计新增楼宇资源将超过400万平方米。

　　我们向“新”而行，打造总部集聚、产业融合的现代化之城。丰富的楼宇资源叠加滨湖沿江的核心区位优势，造就了上城“浙江总部经济最为集聚的地区、高端产业最为发达的区域”的地位。杭州金融城及杭港高端服务业示范区集聚了160家省级以上持牌金融机构总部，占全市总数50%以上，拥有国际五大行、四大所全部区域总部和七成以上证券、保险、期货在浙总部，汇聚会计、律所等近千家高端服务业企业；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拥有2200余家私募股权机构，管理规模超1.2万亿元。截至目前，全区集聚央企区域总部及分支机构超50家，省市属国企近300家，上市公司总部38家，总部集聚效应初具规模。

　　楼宇品牌：长三角C9联盟的先行示范

　　第三部分，分享一下上城区在楼宇品牌打造方面的经验。

　　楼宇经济发展到现在，逐渐从“大干快上”的增量时代过渡到了“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更加注重品质的提升、更加考验管理的智慧。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怎么做？是上城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的上城区，携手“C9联盟”（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兄弟城区，在楼宇经济领域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品牌打造之路。

　　一是标准引领，构建评价体系。上城区积极发挥在楼宇经济领域的先锋作用，牵头编制并发布了《长三角商务楼宇一体化评价体系》。这一创新性的评价体系填补了跨省级行政区域楼宇评价标准的空白，为长三角地区楼宇品牌的塑造提供了科学、统一的衡量标准。在2023年第三届联盟大会上，根据该评价体系的严格标准与流程，成功评选出了首批长三角示范楼宇和新锐楼宇，标志着长三角地区楼宇经济在标准化、品牌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是品牌共塑，推动跨域合作。今年，上城区与上海市黄浦区共同牵头长三角楼宇品牌创建工作，倡议并提出“七个一”品牌工程，开启了跨区域楼宇经济品牌共塑新征程。通过成立一个“C9联盟楼宇品牌专委会”，策划制定一个《C9联盟楼宇经济品牌建设实施办法》，推出一套“C9联盟楼宇经济品牌”标志标识，实施一系列城市楼宇互动体验活动，开展一场示范楼宇评审认定活动，策划一场楼宇品牌论坛及发布一份楼宇经济主题研究报告，实现联盟楼宇经济品牌全流程、全周期管理，以中心城区楼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引领长三角主要城市的一体化发展。

　　三是打造特色，破解竞争同质。上城区从产业空间、布局导引、承载平台等维度出发做好规划统筹，构筑以金融服务、消费服务、智能制造为支撑，专业服务、大健康为特色的“3+2”高端产业体系，推动楼宇经济向高端化、集群化方向发展。深入开展地瓜经济强链延链补链行动，打造一批产业特色突出的楼宇集群，以“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方式，形成“区域集中、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功能集成”的高端楼宇产业生态圈，着力解决产业集而不群、同质化竞争等问题。

　　2024年1-7月，上城区实现总税亿元楼57个，10亿元楼3个，这些数字展现了我们在持续推动楼宇经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决心与成效。面对楼宇市场新形势下的竞争与挑战，我们愿与和大家共同携手、交流互鉴，努力破解当下难题，共建优质健康的高端楼宇产业生态圈。

　　最后，也诚挚地邀请各位嘉宾、朋友来上城走一走、看一看，我们期待与各位共同绘就楼宇经济的“发展蓝图”，书写更加灿烂的“时代篇章”。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王翔

林佑民（记者 陈如筠）09月20日,美国把台湾当成“过时装备处理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最近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则消息，依然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岛内网民直言“这就是垃圾！”。图为台媒报道截图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2日宣布，通过对美国“总统提取权”交付台湾的军备进行评估后发现，美国防部运交的这些装备中包括大批潮湿发霉的防弹衣、过期的弹药，就连美军自己都建议“不要使用”。美方报告批评称，“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台湾对美国作为可靠援助来源的信心。”所谓“总统提取权”是一种快速军援授权，美方可以由此快速从美军现有库存调拨武器或辅助装备运往台湾。报道称，2023年7月，白宫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价值3.45亿美元（约新台币111亿元）军援。但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美国防部依据“总统提取权”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交付台湾的项目，未有效地实施问责制和质量管控。其中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隶属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图为报告截图2023年12月，台湾收到的120个美国军援货运托盘中，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防弹装甲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台湾当局花数周时间，才将潮湿发霉的装备拆装、风干和盘点。但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直言“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国防部”还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抱怨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其中包括1983年生产的270万发子弹，早已经过期。美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警告称：“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也承认，这确实让台湾方面感到美军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其实美军此举不是“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而根本就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例如台军拥有完整的子弹生产能力，并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子弹——相反的是，21世纪初，美国还在大规模从台湾进口5.56、7.62和12.7毫米等三种口径的子弹。因此美军如今反过来向台湾提供1983年生产的过期子弹，这难道不就是在清理不要的库存吗？“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美方援助的个人装备，台军方也认为“有些状况”，因此通常都是先存在库房，列为动员装备，没有发给野战部队。“如今美国援助的装备变成换个地方继续囤，坦白讲也没有太大意义。”讽刺的是，从民进党当局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之前对美方通过“总统提取权”援助台湾的这些物资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图为F-16V资料图例如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台空军司令部13日承认，“因国际局势剧烈变动，造成部分供货商交货延迟、美方组装进度调整等复合影响”，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交付。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湾原先被迫接收滞销品，如今连垃圾都来了。” “身处战乱中、全球到处请求援助的乌克兰，在收到不合用的军援时都会在国际上公开抱怨，而台湾当局接收美国垃圾后，连说的勇气都没有”。来源 | 枢密院十号

林佑民（记者 王立定）09月20日,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私企老板被指“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涉事者回应：绝无此事，正搜集证据准备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