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东京9月19日电 题：说说我拍摄中国珍稀动物保护纪录片的那些故事

　　——专访日本纪录片导演盐滨雅之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近年来，日本纪录片导演盐滨雅之一直致力于中国珍稀动物保护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完成了《大熊猫51的故事》《华南虎——绝地重生》等纪录片。他既注重故事细节的挖掘，又融汇人与动物之间情感的表达。

　　在2024北京文化论坛召开之际，受邀出席的盐滨雅之行前在日本东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他在中国拍摄大熊猫、华南虎、黑颈鹤等珍稀动物保护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拍摄了《大熊猫51的故事》《华南虎——绝地重生》等纪录片，为何关注中国珍稀动物保护故事？

　　盐滨雅之：我最初感兴趣的是中国大熊猫。我喜爱大熊猫，觉得大熊猫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我曾前往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拍摄纪录片《大熊猫51的故事》。大熊猫“51”出生时体重仅有51克，为正常新生大熊猫体重的三分之一，是当时全球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因此被命名为“51”。然而，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和母亲的抚育下，“51”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茁壮成长。这部纪录片以“51”和小伙伴们的成长过程为主线，讲述了大熊猫繁育和成长的故事。在进入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拍摄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要想更多地了解大熊猫，就需要了解它们所生活的家园。我开始关注野生大熊猫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生活的其他珍稀动物。

　　此后，我拍摄了纪录片《华南虎——绝地重生》。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生活在广东省韶关市华南虎繁育研究基地的华南虎大家族的故事。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虎种，在野外已基本灭绝。目前中国仅存的200多只华南虎，均为人工饲养。拍摄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饲养员与华南虎的相互信任，也看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以及人 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中国一直在努力让华南虎回归野外山林，我能想象到这背后将要付出多少努力，这些都是很好的故事，我想向世界讲述这些故事。

　　中新社记者：您拍摄这些纪录片的视角和内容上有何独特之处？

　　盐滨雅之：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向观众展现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在制作《大熊猫51的故事》时，影片中既有熊猫宝宝的视角，也有熊猫妈妈的视角。例如，大熊猫“51”的配音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童声，这更能使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我希望故事能同时吸引孩子和家长观看，并且亲子之间能够对影片内容进行交流。

　　在大熊猫的人工繁育中，饲养员对大熊猫进行了精心照料，可以说在大熊猫的童年，人类始终是“在场”的。而在拍摄华南虎时，我更注重“距离感”。人工繁育的华南虎虽然与饲养员亲近，但这一点会在野化训练中产生负面效果。我认为人类应当与老虎的世界保持距离，因此在拍摄华南虎时与拍摄大熊猫的视角不同。

　　我并非单纯拍摄动物，而更多关注动物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通过挖掘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来与观众达成共鸣。在我的纪录片中，动物虽然是主角，但归根结底讲述的还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时代的故事。如果在影片最初就讨论自然生态，会显得说教味很浓。但如果影片从讲述这片土地上特有的动物的故事开始，就会使很多观众产生兴趣。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拍摄纪录片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的摄制团队中既有中国成员，也有日本成员，团队合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难题？

　　盐滨雅之：在拍摄纪录片时，要拍到想要的镜头，需要漫长的等待。比如我想拍摄大熊猫打闹的场景、华南虎抬头凝视镜头的场景以及季节变化的场景，在设置好机器的拍摄位置及角度后，剩下要做的事情便是等待。当然我不认为等待是一种困难，不善于等待的人是无法拍摄好纪录片的。

　　我在中国野外拍摄时，体会到日本与中国在自然观上有所不同。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更像是神明所创造的，是未经人类之手雕琢过的。而中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自然”中包含了人的参与。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的自然生态相较于日本有更多人为管理的原因。日中自然观的区别会造成纪录片风格的不同。此外，在拍摄纪录片上，中国善于拍摄大场景，且无人机航拍技术成熟，而日本人更喜欢拍摄细节。这就像文章的文法不同一样，二者打通结合起来就会很好。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或者难忘的故事？

　　盐滨雅之：在前往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拍摄时，我认识了不少一线工作者。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都十分热情好客。在拍摄过程中，我和摄制团队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回忆，也收获了他们的友谊。此外，近些年来不少中国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前往自然保护区工作，这让我十分惊讶。他们大多数是缘于对动物的热爱，这体现了时代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大熊猫51的故事》在日本院线上映之后，我的一位很久未联系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感动到流泪，并且他想到已经很久没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了。这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也体现了纪录片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通过影视制作在增进不同国家彼此了解上能发挥哪些作用？今后还有哪些拍摄计划？

　　盐滨雅之：观众能通过纪录片了解到此前并不了解的事物，并且产生兴趣。纪录片为人们提供了对话交流的契机。除珍稀动物保护纪录片外，我还拍摄过中国地方的宣传片。我曾前往四川成都拍摄都江堰夜景。我们用特写的形式拍摄当地民众跳舞和饮食生活，通过细节呈现了那里每个人脸上的欢乐，很具有感染力。宣传片后来在海外放映，打动了很多人。

　　我从2015年起，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在中国拍摄珍稀鸟类黑颈鹤纪录片《天边的黑颈鹤》，影片预计明年2月份在日本上映。黑颈鹤是一种只在高原地区繁育的鸟类。在拍摄时我一直在思索，这部纪录片究竟该向观众呈现什么？黑颈鹤生活的地区究竟是一片怎样的土地？为何黑颈鹤只在此地繁衍生息？为了弄清楚这些，我决定拍摄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以黑颈鹤在中国四川若尔盖地区的生活和迁徙为线索，串联起这片高原之地上传统牧民的游牧生活、精神寄托以及与黑颈鹤之间的情感连接。这部纪录片既是在讲述黑颈鹤的故事，也是在讲述那片土地上人与鹤的生命故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北京文化论坛的举行？

　　盐滨雅之：我期待在本次论坛上遇到各国影视制作人。虽然大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但彼此之间可以取长补短，讨论交流，这将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完)

　　受访者简介：

　　盐滨雅之，出生于丹麦，成长于日本福冈。日本电影电视制作人、纪录片导演。执导纪录片《大熊猫五一的故事》《华南虎——绝地重生》《天边的黑颈鹤》等。

黄玉喜（记者 鲁冠宇）09月21日,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黄玉喜（记者 周宏伟）09月21日,#endText .video-list .overlay{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6px; background-color: #313131; font-size: 12px; width: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left: 0px; height: 26px; line-height: 26px; overflow: hidden;color: #fff; }

（原标题：德国干了一件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