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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男子一周陪老婆4天,陪情人3天。情人感觉不满意,想要独占他,他一气之下,将情人杀死并抛尸了,尸体是在上海崇明的一条河里发现的。最早是环卫工发现的尸体,他们报警了。警方将尸体打捞上来,发现被害女子是装在了一个行李箱里,尸体已经腐败了。不过,她的双手和双脚,还染着交替不同颜色的指甲。这个被杀的女子,应该是生活在城里,不是干体力活的。民警开始在上海重点排查,尤其是寻找最近失踪的三十岁左右的女子,被害女子也就是三十多岁。尸体是在上海崇明的一条河里发现的通过查询民警得知,有一个叫王丽的女子失踪了,她和丈夫离婚没多久。死亡的女子是不是她呢?民警找到她的父母,做了DNA亲子鉴定,确定死者就是王丽。谁杀了她呢?她的前夫说,他们两个人已经离婚,都是因为一个叫刘某某的男子,等于是前妻王丽和刘某某有了婚外情,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民警查看两个人的开房记录。发现他们确实经常到宾馆开房,不是在上海,就是在苏州。而且最近半年的时间里,王丽都是和刘某某到外面租房住了。他们两个竟然住到了苏州。民警查看两个人的开房记录到底怎么回事?民警找到刘某某了解情况,起初他是不承认了,直到民警找到他抛尸当晚的监控,他从出租房拉出一个行李箱,电梯里的监控显示的很清楚。他才承认杀死王丽的事实。他说,自从他和王丽有了婚外情后,他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一开始都是偷偷摸摸开房,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妻子发现,他让王丽住到苏州。他们一起在苏州租房住。本来他家是上海的,工作也在上海,他对妻子说,他的工作被安排到了苏州,一周在上海工作4天,苏州工作3天。也就是说,一周的时间里,他只能陪妻子4天,陪情人王丽3天。他的妻子相信了,还叮嘱他好好工作。刘某某一周陪妻子4天,陪情人王丽3天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他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也不想长期这样两地跑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王丽说和丈夫离婚了,以后要全心全力的陪着他。还要每周都和他厮守在一起,最终想要嫁给他。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他还爱他的妻子,他和妻子还有一个孩子。这都是他最爱的人,他不可能为了王丽,抛弃自己的妻子的。他更不可能娶王丽的。当他拒绝每周都陪王丽时,王丽竟然给他妻子打电话,将他们两个人的婚外情曝光了。他是很生气的,并且给妻子承诺,尽快解决完这件事,他就回家。妻子也答应了,只要他能悔过,就选择原谅他。这意味着,他要和王丽分手了。可是,王丽为了他,都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了,想要完全占有他,还想嫁给他。这种情况下,想要说分手,谈何容易?刘某某对妻子承诺和王丽分手若是不分手,就没有办法给妻子交代。他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他始终认为王丽太胡搅蛮缠了,当时他们说好的,不以破坏双方的家庭为目的地交往了,到了最后王丽竟然彻底沦陷了,甩都甩不掉。他能怎么办?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王丽,所以他趁着和王丽在一起睡觉时,将王丽给杀死了。然后,将王丽的尸体装入行李箱,到了崇明岛抛尸。刘某某决定除掉王丽他认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会被发现。没想到抛尸没多久,尸体就被发现了。他杀人的秘密也被曝光了,现在他很后悔,当初怎么就招惹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呢?他恨死自己了,怎么就管不住下半身?也觉得愧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杀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这就是婚外情的可怕之处,一旦失控,会直接酿成命案,昔日相爱的人选择举刀相向!是不是很可怕?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接连两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了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的多轮爆炸事件,总计造成30余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国家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外界普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同时,涉事通信设备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制造商也引起关注。港媒《南华早报》18日援引多名专家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疑点有待厘清,但这一系列由通信设备引发的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电子产品武器化提高警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人怀疑,台湾与美国相互勾结,而美国又是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台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阴谋行动。”他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9月18日,台湾寻呼机制造商“金阿波罗”否认生产了涉事产品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全境多地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遇难人数已攀升至12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约2800人受伤,伤者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各家医院已实施460例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眼睛和面部手术。真主党指责以色列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事发几个月前,摩萨德就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放置了爆炸物,这种被做了手脚的电路板很难被普通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便会引爆。在此期间,真主党一直没有察觉爆炸物的存在。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很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来实施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主席阿尔佩洛维奇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次日(18日),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又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涉事对讲机据称来自日本无线电通信制造商ICOM,不过根据其官网公开信息,有关型号已于2014年停产。无独有偶,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指向的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也急于与该事件切割。其宣称,该公司只提供了商标授权,负责产品设计制造的是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公司BAC。匈牙利政府18日澄清称,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没有设厂。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正如“棱镜门”曝光者、被称为美国“吹哨人”的斯诺登所说的,“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有关通讯设备武器化的讨论随之而来,一些组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杀伤性的破坏,正引发各方担忧。拉赫曼对《南华早报》表示,这些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利用数字手段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隐秘联系,深入对手据点实施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规而又巧妙的例子,它融合了数字和热战策略战术,将普通的通信设备变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而非通常的监视用途。”救护车运送伤者拉赫曼进而指出,考虑到台湾地区有厂商牵涉其中,以及其与美国的勾结关系等因素,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他分析称,“在战略层面,这表明大国及其强大盟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或将其武器化,预先部署不对称战争工具,在冲突期间或战争目标发生变化时启动这些工具。”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文提到,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类似手段暗杀哈马斯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此次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爆炸物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放入寻呼机的,是在台湾工厂里,还是运往黎巴嫩途中,亦或是在运抵目的地之后。“一般来说,在供应链过程中,炸药的安置地点距离台湾制造商越远,距离像真主党这样的最终客户越近,影响就越小”,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曼奇尼也表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起事件表现出的设备武器化倾向“令人极为担忧”。“这是朝着‘自动化战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在这类战争中,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将设备武器化,还开发出可以通过远程信息(触发)爆炸的系统。”他补充道,“这表明以色列在提高技术战争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以色列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国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唐威也指出,改装后的设备能够躲过检查,说明策划这次袭击的势力拥有成熟的处理技术。唐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或汽车系统被黑客入侵导致爆炸的风险仍然“非常小”,因为黑客需要突破复杂的电池保护系统,而且中国的大部分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拥有“最高级别的电池保护”,因此普通人在使用大品牌产品时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相较而言,唐威认为,高强度手电筒和头灯等其他使用电池供电设备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他说,这些产品与智能设备不同,“一旦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安装了用于远程遥控的SIM卡,风险概率就会更高”。军事专家魏东旭在央视节目上分析称,普通的寻呼机是不可能被远程遥控引爆的,即使它的通信基站和相关的网络遭到外部入侵,有关方面也仅能够向这些寻呼机发送特定信息而已。他推测称,这些寻呼机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在寻呼机内部植入小型爆炸物,将其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或者在寻呼机的电子元器件中加装小型引爆装置,通过信号激活爆炸物,让它成了一个“遥控炸弹”。“一旦真主党确定了以色列是幕后操纵者,黎以冲突还将进一步升级。”他警告道。应阿尔及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就近期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举行紧急会议。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美国《纽约时报》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该媒体形容称,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纽约时报》称,在黎巴嫩,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纽约时报》称,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BAC”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称,从表面上看,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但知情情报官员称,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报道称,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掺有爆炸物。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按钮”。据媒体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也包括一些平民,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延伸阅读牛弹琴: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但全世界都认定,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最后的结果,9月17日,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寻呼机突然爆炸,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眼睛、胳膊被严重炸伤。12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这还没有完。9月18日,也就是第二天,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又造成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它不能打电话,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在中国,手机大规模出现后,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但在黎巴嫩,情况不一样。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真主党为谨慎起见,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尽量少使用手机,而使用寻呼机。这一批寻呼机,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听来很不符合常理。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我们不知道。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毫无疑问,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你想一想,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还有对讲机,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这批寻呼机、对讲机,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让人不得不服。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我总觉得,这一超限战的做法,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真主党本以为,手机太危险,寻呼机较安全。哪知道,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寻呼机是这样,对讲机是这样,手机呢?手机的锂电池更大,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说实话,只要是电子设备,都存在类似风险。尤其是手机。手机,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你手里最经常拿的,就是手机;即便睡觉,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一个电话响起,你突然接电话,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对讲机爆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事件发生后,“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这“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他说,试想“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救护车运送伤者,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更传递了几个信息。1,情报工作,要胆大心细,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科技。2,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3,不分差别的引爆,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但又带来一个疑问。以色列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到底意欲何为?可能性一,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可能性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小打小闹不过瘾,要来就来一场大的,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我看到,事件发生后,伊朗谴责,俄罗斯谴责,欧盟谴责,联合国也谴责。欧盟谴责很简单,这样的攻击,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而且,“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也不顾周遭环境,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都必须被追究责任”。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寻呼机也罢,对讲机也罢,手机也罢,电脑也罢,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硬件也有风险。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CIA就真不知道?CIA就真没参与?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那后果会怎样?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超限战,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危险,真的无处不在!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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