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软件2023

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

�

“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天气基本上差不多，主桅杆上那面五星红旗特别鲜艳，我不由自主地哼出《歌唱祖国》……”海军辽宁舰张乃刚曾操作歼-15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如今在他军旅最后阶段，又放飞了新型战机。（淬火）

　　特此公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4年9月13日

撰文| 李岩央视新闻9月10日消息，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当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举行会晤。就军事安全领域，中美双方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恢复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从战区这一角度来看，公开报道显示，南部战区机关驻地为广州，战区下辖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多个省份。其中，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南临南海。今年5月，美“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根据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回应，执行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美舰的，正是南部战区海空力量。印太司令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作战司令部。为推行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在2018年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总部位于夏威夷。美国为印太司令部划定的责任区域包括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部分区域，下辖指挥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太平洋集团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从此次通话的两军战区领导来看，政知君注意到，南部战区司令员和印太总部司令都是在今年履任现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公开报道显示，吴亚男上将出生于1962年，早前曾担任中部战区司令员。2024年7月，他首次以南部战区司令员身份出席公开活动。此前担任南部战区司令员的是王秀斌将军，同年4月他仍以该身份参加外访活动。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今年5月，帕帕罗就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中国青年报发文披露，帕帕罗出生于1964年，是一名资深舰载机驾驶员，参加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现为美军海军上将军衔。2018年，帕帕罗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海军作战部长，2020年，担任中央司令部第5舰队司令，2021年，他被任命为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直至今年执掌美军印太司令部。2023年，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帕帕罗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海军多种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被形象地称为‘航母杀手’，只有傻子才不担心中国火箭军。”延伸阅读美国拟援乌隐形巡航导弹 美军先急了：中美冲突怎么办是继续支持乌克兰获得对抗俄罗斯的关键装备，还是全力保证美军为“大国竞争”时代而准备的武器库存？这成为了摆在五角大楼面前的两难选择。图为美媒报道截图路透社3日透露，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接近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向乌方提供射程深入俄罗斯境内的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这种隐形巡航导弹也是当前美国所能提供的最强大远程武器之一，但问题在于，这也是美军为“中美冲突”而准备的最重要武器之一，由于库存有限，当前美军正在拼命生产并努力囤积……其实熟悉美军动态的网友们对于JASSM导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它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美军新一代空射巡航导弹，目前已有多种型号，包括早期的AGM-158A（射程约370公里），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ER，射程约900公里），以及反舰型号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LRASM）。它们主要用来从对手的防空区外远距离精确打击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最大特征是高度隐形化和智能化，能够根据各平台获得的战场情报自主规划飞行轨迹，躲避对手的防空拦截。对于乌克兰来说，美国愿意提供JASSM导弹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当前乌克兰想要突袭俄罗斯纵深地区，仅能依靠远程自杀无人机或者用少量的苏-24战斗轰炸机发射英国和法国提供的“风暴阴影”/SCALP-EG空射巡航导弹。但前者的威力非常有限，而且突防能力堪忧；后者的性能不错，曾给俄黑海舰队造成惨重损失，但英法能够提供的导弹数量实在有限——英国和法国总共也就生产了数百枚，远远无法满足俄乌冲突的战争消耗。投掷JASSM导弹的F-16战斗机（资料图）而JASSM导弹可以由F-16战斗机携带，其射程比乌克兰现有的大多数同类导弹都要远，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将军队的集结地和补给站推后数百公里。这将严重削弱俄罗斯维持进攻行动的能力，并可能为乌克兰提供战略优势。如果从乌克兰与俄罗斯北部边境附近的地点发射这款导弹，可以打击远至俄罗斯沃罗涅日和布良斯克的军事设施；如果在南部前线附近发射这款导弹，则可以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同时五角大楼的相关报告显示，五角大楼此前已采购了超过2000枚AGM-158A，如果算上其增程型和衍生型号，美军计划装备超过1.2万枚该系列导弹。这也意味着乌克兰空军理论上将有充足的远程精确弹药储备。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JASSM导弹，意味着美国有意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问题上再度松绑。目前美国政府尚未允许乌克兰使用先进的防区外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即使是“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等不太先进的武器，也只被批准乌军从本国境内“越境反击”。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日警告称，“美方已经越过他们为自己设的界限”。落入俄军手中的“风暴阴影”导弹残骸（资料图）但乌克兰高兴了，美军的担忧跟着就上来了。首先是乌军在使用JASSM导弹空袭俄罗斯境内目标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导弹残骸甚至完整导弹落入俄军手中的情况，俄罗斯将有机会仔细研究这种美军主力巡航导弹的性能和特征——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多枚“风暴阴影”导弹残骸就是这么落入俄军手里的。“动力”网站担心，一旦JASSM导弹的性能被对手摸透，将破坏美军使用该导弹应对“大国竞争”的准备工作。最麻烦的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智库设想的未来中美冲突中，JASSM是“绝对关键的防区外打击武器”。例如美国空军曾吹嘘，只要5架B-1B轰炸机挂载180枚LRASM导弹向中国航母编队发动攻击，“即使中国舰队成功击落了95%的导弹，剩余的9枚导弹也能将航母变成燃烧的残骸”。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与中俄等同级别对手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库存的约6500枚JASSM系列远程导弹，最多在8.5天内就会消耗殆尽但美国空军智库米歇尔航天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与中俄等同级别对手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库存的约6500枚JASSM系列远程导弹，“最多在8.5天内就会消耗殆尽”。为解决这个困境，美军不但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式加速该导弹的生产，而且还严格限制相关使用，以尽快增加相关库存。因此“动力”网站非常担心，如果美军向乌克兰提供太多JASSM导弹，如果爆发大规模中美冲突，美军又怎么办呢？

9月12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订婚强奸案”男方席某某家属及其辩护律师处证实，该案刑事案件二审第三次延期，自2024年9月8日至12月8日。男方家属发声延期审理至今各方沟通争议突出未能成形“女方当天让我儿子马上回家要房本，加上她的名字，把后面迎娶时要给的另外10万元彩礼给她。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房本也不在手跟前，她就闹情绪，告我儿子强奸。”2023年5月2日下午，回门宴后两人返回婚房（电梯监控画面截图）9月13日，甄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她联系大同中院主审法官，得知该案刑事二审已第三次延期。“他说已经收到最高法的书面回复，这个‘3延’还是报请最高法批准，是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延期，说他们延期3个月是依法办案。”此前，大同中院原定2024年2月26日开庭，但因故推迟，由4月8日延期到6月8日，之后又延期至9月8日。甄女士表示，从4月8日延期审理至今的5个月内，各方虽经一定沟通协调，但终因差距较大、争议突出，未能成形。伴随着对儿子的羁押时间越长，协调的可能性与调解的意愿越小，当事人及家属对本案无罪辩护的信心却与日继增。“我儿子要我们家人保重身体，他的内心很强大，他坚持无罪，说‘我就没有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当时就是自愿的’。”甄女士表示，律师已经多次会见过她儿子，她和律师沟通得知，案发当天，儿子和女孩发生关系后，女孩还在婚房洗了澡。此外，与本案相关联的民事彩礼返还一案，他们家属在4月8日上诉到大同中院至今，也无任何开庭及审理的动向。律师有心理准备5个多月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证据材料针对大同中院的三次延期，席某某委托的辩护律师殷清利告诉记者，他已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对此，他已经有所心理准备。“这已经是两次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延期。”殷清利解释称，“第一次延期是山西省高院批准延期两个月，第二次延期3个月是经过最高法批准，现在这一次，按程序要求也应该是报请最高法，因为延期3个月，一般都得经过最高法。”殷清利表示：“三次延期且其中经过最高法两次延期，足以说明司法机关对本案的足够审慎，家属及辩护律师皆相信司法机关能够立足本案有效的客观证据及案件特殊性，对此案作出公正、公平的二审裁判。”殷清利称，从4月份延期审理至9月份，作为辩护人，均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及相关材料，以供查阅。此外，辩护人在二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但未予批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依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原则再次给予考虑。2023年5月1日，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金戒指，承诺结婚一年后，在90多㎡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孩名字。5月2日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暴。双方签订的《订婚收彩礼协议》2023年5月2日婚房案发现场2023年12月25日，被告人席某某因强奸罪一审获刑3年，其当庭上诉。甄女士表示，时至今日，儿子席某某已经被羁押1年4个月了，现大同中院通知继续延期3个月，她很想念儿子，“作为父母，不管怎么艰难，我们都会陪儿子一直走下去，既然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无需做任何妥协。”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近日，连锁金店莱瑞金钰（珠宝）爆雷，其在福州的8家门店突然关闭。此前莱瑞金钰门店以“黄金托管享高利息”吸引不少投资者，单店集纳的投资款或超千万元。承诺收益高达14%有人前后投了几百万元据媒体报道，9月9日下午，莱瑞金钰（王庄店）大门紧闭，不少市民在门口着急等待，其中不乏老年人。“前后加起来，投资了300万。”陈阿姨说，2023年8月，她到莱瑞金钰（珠宝）东大店准备购买黄金。彼时，店员介绍，按当日金价购买黄金后可托管，门店每个月会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利息，利息在14%左右，到期后，每100克黄金还可以额外送6克黄金。面对高息诱惑，陈阿姨与老伴陆续追加投资。与陈阿姨相比，赵女士投资得更早，3年多来都有收益进账，“买10万元的黄金，每个月会到账利息1800元左右，要不是这个月出事了，我明年可能还会继续投。”莱瑞金钰（珠宝）在福州共有王庄店、湖东店、东大店、西湖店、贤南商厦店、金山店、融侨店、温泉店等8家门店，目前均为关门状态。消费者称买黄金却不见“黄金”员工自称也是受害者除普通消费者外，莱瑞金钰（王庄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承诺“黄金托管”的收益在14%左右，十分诱人，自己也投资了一百多万元。“现在我的上级领导也联系不上了。”店员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8家门店员工加起来可能投了有两千多万多名店员表示，他们自己也投入了大量金钱购买本店的珠宝，目前联系不上总负责人。据媒体报道，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没有拿到或者看到过自己购买的实物黄金。图为报道视频截图目前，该案件已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后续也将跟进事件进展。涉事企业超范围经营莱瑞金钰（珠宝）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据天眼查，福州莱瑞金钰珠宝有限公司由福建莱瑞久诺珠宝有限公司百分百持股，法定代表人均是同一人。福州莱瑞金钰珠宝有限公司与福建莱瑞久诺珠宝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仅包含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等，并不包含黄金托管等。福州莱瑞金钰珠宝有限公司的股权信息业内人士表示，黄金托管等归属金融投资理财范畴，属特许经营活动，必须持牌经营，仅取得营业执照而没有获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金融相关业务。多地曾发布黄金托管风险提示近年来，黄金托管类骗局多发，全国多地曾发布风险提示。2023年8月21日，福州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风险提示，提到金融是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金店不具备此类业务资质，投资者应审慎选择投资渠道，避免掉入非法集资陷阱。全国多地都曾发布黄金托管风险提示2023年3月17日，南通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曾发布《防范非法集资典型案例：宣称稳赚不赔的黄金托管，实为一场血本无归的骗局！》一文，提醒民众在投资黄金托管产品前，务必查证相关机构是否具备发行或代销资质，摸清投资的实物黄金是否在金融机构或者正规的黄金交易所进行登记，以免掉入非法集资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新型战机已在辽宁舰放飞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