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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k Manta Uzun Hayava|「じゃあそれでいいじゃないか」

2024-09-21 1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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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许多追星族一样,90后李青昱在空余时间规划着线下追星。特别的是,李青昱追的并非流行乐团,而是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演奏家们组成的民乐男团女团“青衫渡”“俪人行”。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博士王楚婷,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她耗时许久打造的“二胡+交互电子音乐+AI”音乐作品《未来弦诗》,完成了她与AI虚拟人的协同演奏。

  在社交媒体上, 注重养生的年轻人将“五音疗法”推上热榜,越来越多的音乐播放平台也出现以“五音疗法”为名的民乐乐曲合集。民乐与中医药的结合,被网友取名为“电子中药”。

  新潮民乐成“破圈”神器

  “《桃花源》的开头先是古筝徐徐而来——初入桃源,扬琴和笛子烘托——初见桃源,齐奏加强——深入桃源,再渐弱后弱起,开始细细勾勒桃源之美,结尾时感觉一只小船淡出桃源,完美演绎与‘美’邂逅后的疏离感。”李青昱绘声绘色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安利”民乐团音乐会的演出现场。

  在2021年播出的《国家宝藏·展演季》,12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女子穿越至五代,复刻“彩绘散乐浮雕”,一曲《踏歌行》如同古画复生,在网上迅速走红。这就是中央民族乐团推动民族音乐小型化、多样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俪人行”女子室内乐团。随后,中央民族乐团又组建了男子室内乐团“青衫渡”。

  两支年轻的民乐乐团吸纳了一批年轻的“铁粉”,李青昱正是其中一员。“这两支乐团整体风格更外放、活泼,也更注重创新融入现代元素。这些新潮民乐降低了普通听众的欣赏门槛,对乐迷来说也是全新的音乐体验”。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爱上民乐。”“俪人行”队长、中央民族乐团笛箫演奏家陈莎莎说,每每乐团登台演出,“散场后,好多观众在门口等着我们签名,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中央民族乐团笛箫演奏家丁晓逵是“青衫渡”的队长,近年来,他与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演奏家们对民乐演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丁晓逵介绍,在海外巡演时,他们还会“因地制宜”用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演奏爵士乐。丁晓逵与中阮大师冯满天等人组成的“满天乐队”,乐于打破常规。乐队现场演奏的《信天游》,开场为民歌吟唱,随后进入摇滚的节奏,配合冯满天独特的烟嗓,加之笛子、中阮和其他乐器的即兴演奏,民乐与摇滚的跨界碰撞让整场演出高潮迭起。

  满天乐队还创新即兴演出方式,推出“山下山上”。上半场为“山下”,是有标题的即兴,基于民乐经典曲目创作;下半场“山上”则转为纯即兴演奏,微弱灯光下,仅见演奏者轮廓。40分钟纯粹的音乐之旅,让观众沉浸于乐队的精妙配合中。

  不仅是演出形式的创新,丁晓逵与许多青年民乐演奏家还在尝试民乐“破圈”。最近,他经常被人问起为《黑神话·悟空》游戏录制的民乐配乐。“民族乐器有着不可替代的音色,笛、箫、阮、二胡、古琴、琵琶、古筝,对于国风意境的营造、氛围的烘托是独一无二的。为电子游戏、动漫、影视剧配音正是民乐‘破圈’的重要方式之一。”

  丁晓逵说:“我们所做的种种突破,都是希望打破大家对民乐的固有印象,让年轻人发现民乐还能这么‘玩’,从而吸引不同圈层的年轻人喜爱民族乐器,关注民乐,关注中华传统文化。”

  AI让民乐拥有更多可能

  除了乐团的创新“破圈”,民乐青年还在尝试“科技民乐”的新玩法。

  “我从小就与手中的二胡结伴,面对人工智能,我很好奇,未来的二胡演奏会是什么样?于是在学校,我辅修了电子音乐作曲专业,又近距离接触了人工智能领域,便萌生了创作这样一个作品的念头。”王楚婷介绍她的电子音乐作品《未来弦诗》,“我想和未来的‘我’来一场会面,PK一下技艺,有一场深刻的交谈,而虚拟人就担任了那个未来‘我’的角色。”

  设想很美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很快,王楚婷遇到了难题——虚拟人与实时二胡演奏之间如何精准同步?为此,王楚婷邀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高级工程师潘宇一同参与作品创作。

  潘宇介绍:“我们搭建了一个将实时多媒体平台、音频工作站与编程环境融合的音乐实时同步框架系统。这个框架系统可以对接AI算法,实现虚拟人的演奏同步。”

  在潘宇看来,AI不是来取代人类,而是带来了打破旧的创作范式、接受范式、表演范式的机会。“音乐是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AI技术的发展使得个性化音乐接受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便是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改变。”

  创作和演奏这样的作品,对于王楚婷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经历。与传统演奏不同,与虚拟人的协同演奏需要她更关注声音的动态与空间分布,还要将自己带入“剧情”中,“有点像表演戏剧,我不是单纯地在演奏音符,我还在表现‘现实我’这个角色,非常有意思”。

  首演后,一名观众对王楚婷说:“你在演奏最后一段时,与未来的你隔空相望,那个眼神一下子就戳中了我。”

  “我希望能用我的作品展示传统与科技的碰撞如何为音乐注入新的生命力,探索民乐发展的更多可能。据我所知,许多民乐青年都在进行‘民乐+AI’的尝试,大家都在摸索、探路,希望未来会出现更多有意思的探索。”王楚婷说。

  年轻人正喝下这副“电子中药”

  不仅是民乐团与民乐青年在进行“破圈”尝试,越来越多喜欢民乐的年轻人还将民乐融入日常生活。

  最近,上班族林诗雨开始感受“五音疗法”,“有时遇到让我有压力的事情,下班就会听舒缓肝气的木音(由古箫、竹笛等乐器发出的声音——记者注),一曲完毕感觉舒缓许多”。

  90后自媒体博主杜坤坤则成为“五音疗法”的“宣传员”。最开始听说“听音乐可以补气血”时,她觉得很新奇,搜索许多资料后,决定身体力行开始尝试,“我特别喜欢《紫竹调》,烦躁或睡觉之前听,静心助眠”。

  随后,她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帖推荐“五音疗法”、古风民乐。其中一篇文章显示有8.7万人阅读过,读者中18-34岁人群占比超过50%,兴趣分布以“健康”居多。这种听音乐养生的方法也被网友戏称为“电子中药”。

  伴随热度而来的也有质疑,听民乐真的可以治病吗?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耿元卿2013年发表的论文《八段锦和五行音乐对心理亚健康状态干预作用的研究》显示,五行音乐较八段锦,能更好地改善容易哭泣、感到苦闷、过分担忧等抑郁症状和易激动等焦虑症状。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治未病科”,开设了中医五音疗法专题门诊,运用中医五音疗法预防和治疗疾病。该科副主任医师吕品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五音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最初出现在《黄帝内经》里,其原理为:五音对应五脏六腑,通过五音调节五脏六腑的功能,让其恢复到正常功能。

  该科从中医古籍中挖掘音乐疗疾相关内容,聘请专业民乐专家进行编曲,根据中医理论把中药处方做成乐方。对来诊者先进行问诊、把脉等四诊合参,辨病辨证,根据患者病症的情况,配合相应的音乐疗法进行治疗。从临床疗效来看,五音疗法对于缓解病患的慢性疲劳综合征、功能性心悸、偏头痛、焦虑、抑郁状态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吕品说:“近年来,来门诊咨询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希望‘五音疗法’被更多人了解与使用,并从中受益。”

  最近,杜坤坤打算在网上发起一个线上养生实验。“用五行音乐结合八段锦,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一边听音乐一边养生,这副‘电子中药’太酷啦!”

  (应受访者要求,林诗雨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实习生 王凤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马建国(记者 江维伦)09月21日,�

马建国(记者 林意卿)09月21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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