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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达制造（600499）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边程的通知，其与关琪经友好协商，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就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安排。图为科达制造董事长边程 图源公司官网在财产分割前，边程持有科达制造股票9869.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6%，系公司第四大股东。分割后，边程、关琪分别持有科达制造股票4934.98万股，持股比例均为2.573%。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边程系科达制造董事长，其曾在胡润百富榜上有一席之地。边程与关琪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校友，两人此番分割的上市公司股票最新市值约7亿元。图为科达制造股价身价曾超27亿元‍‍‍边程出生于1964年（今年60岁），于1981年从沈阳考上北航发动机系读本科。边程在大学时就很热衷于管理，曾做过系学生会副主席，并立志要做一个企业家。1985年至1987年，边程攻读了北航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边程的职业经历十分传奇。他是佛山最早一批下海的官员，曾登上“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榜”，被称为“科达最成功的人”。边程曾对外透露，他在毕业后下决心追随同为北航同学的女朋友去了河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边程举家南下到了佛山。起初，他在相关政府部门工作。1998年，他与科达制造创始人卢勤相遇，并在此后辞职，到了这家公司担任副总。北航广东校友会微信号发布的文章称，边程加入科达制造后充分发挥个人对宏观经济的精准与前瞻性判断能力，超强的资本运作与行业整合能力，合理把握和运用企业优势，帮助公司于2002年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在科达制造上市前，边程已经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据科达制造2023年年报，目前边程拥有佛山市企业联合会会长、佛山市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诸多头衔。2023年，他从科达制造领取的税前报酬为380万元。 2021年度，边程曾以27亿元的财富值登上胡润百富榜。关琪系边程的同学，她也是在1981年考入的北航飞机发动机专业。2012年10月，边程、关琪曾以个人名义捐赠北航“校友励学金”100万元。同时，两人为支持学校能源环保项目捐助100万元。去年2月，两人还捐赠设立了"边程关琪校友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发展基金"。承诺12个月内不减持目前来看，离婚的财产分割，暂时未影响到边程的科达制造第四大股东之位。公告显示，为保障公司的稳定经营，关琪自愿将其因财产分割获得的全部股份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边程。上述表决权委托将于《表决权委托协议》完成签署且双方完成公司股票的非交易过户之日起生效。“基于上述安排，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关琪构成边程的一致行动人，边程可支配的表决权对应的公司股份数量不会发生变动。”科达制造表示。根据安排，在上述股票分割后，边程、关琪将持续共同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关于大股东、董监高信息披露、减持额度、减持限制等的规定。即边程及关琪将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共同遵守相关减持比例限制。另外，两人均作出《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自上述股份办理完毕非交易过户手续之日起的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科达制造股票。科达制造认为，关琪未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A股频现“天价”离婚案 ‍ ‍今年A股频现离婚案件 网络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A股频现离婚案件。长春高新1月中旬披露，公司股东金磊与王思勉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金磊拟将其持有的公司3001.41万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份的7.42%，分割至王思勉名下。以公告当天收盘价计算，上述分割的股份市值高达40.04亿元。可靠股份2月末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利伟和鲍佳已办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并就股份分割等事宜做出相关安排。离婚后金利伟、鲍佳基本均分了原本全部挂在金利伟名下的公司股票以及双方共同持有的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铭利达4月初宣布，其实际控制人陶诚和卢萍芳经友好协商，已解除婚姻关系，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安排。陶诚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1087.49万股股票分割过户给卢萍芳，并拟将持有的深达磊投资41.44%的股权分割过户给卢萍芳，深达磊投资41.44%的股权间接对应铭利达6336.48万股股票。以铭利达公告当日收盘价估算，上述股票价值近18亿元。7月12日晚，上海沪工披露，公司股东舒宏瑞与股东缪莉萍已于近日达成离婚诉讼调解。舒宏瑞应于7月30日之前将其持有的公司3970.75万股股票过户至缪莉萍名下。按7月12日上海沪工收盘价计算，上述股份市值超5亿元。责编：陈丽湘校对： 祝甜婷

▲民警执法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丨周炜皓 主编丨蓝婧编辑丨张寻 责编丨邓旆光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线索，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违法私自宰杀生猪的地下产业。9月19日、20日白天到夜间，记者暗访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十八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市民称这些生猪仅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今年年初，普宁市曾对类似窝点做出过三起行政处罚。据权威信源透露，普宁生猪非法屠宰链条上游的江西省赣州市，已经成立工作组，针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黑窝点藏在居民楼下环境恶劣，猪肉随地乱丢9月19日，在当地居民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暗中探查了多个分布在普宁市高埕村、麒麟镇、洪阳镇周边的疑似生猪屠宰窝点。这些窝点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则以空置猪圈为掩护，还有的就设置在居民楼下。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之前还看到过一处窝点藏在一间庙里。白天，大多窝点都大门紧闭，只是在附近能发现用于运载生猪的车辆、设备。据当地居民回忆，2月、3月普宁市曾打击过几间非法屠宰生猪的窝点，9月江西省赣州市曾与本地农业农村局合作拦截过一批生猪，这之后不少非法屠宰、转运的窝点都疑似已经转移。记者来到高埕村，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处窝点，位于一栋贴着红砖的楼房下方，前后都装有摄像头。记者假装路过时发现铁门内有人正在擦洗生猪，里面还有明显的猪叫声，通过后墙的窗子，可以清楚看到三头被关着的生猪。9月19日半夜23:30到次日凌晨，记者在高埕村外进行蹲守，凌晨3:40分左右，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来到这间小院，打开院门，进行烧水等准备。之后半小时内，又接连有五辆摩托车驶入小院所在的巷道中。作为向导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窝点通常会在杀猪时打开音响掩盖猪叫声，也有非法屠宰点会用电击等方法让猪猝死，避免被发现。确认窝点情况后，红星新闻记者与普宁市公安机关进行联络。已开始宰杀时，记者带民警进入，突击了这处窝点，窝点内有四名男子正在处理刚刚杀好的猪。▲非法屠宰窝点内的生猪制品记者看到，这些男子穿着雨鞋，踩过屋外的泥巴路，又直接踩进屋里，屋里遍地血腥，地上污水横流，宰杀后的猪内脏、猪头等产品就在他们脚边。见到民警进来，男子们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持刀继续分解猪肉，一名老板模样的女性上前，跟民警辩解称这些猪都是“自己养的”。▲非法屠宰窝点涉案人员整个窝点非常逼仄，包括一间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个用水泥、木板分隔的猪圈，以及工人们进行操作的屠宰区。连上已经宰杀分解的两头猪在内，当晚在该处窝点共发现18头生猪。当地居民介绍称，按照市价，这些猪的货值估计在3万元以上，这些只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红星新闻记者离开前，民警已将该窝点6名涉案人员控制，固定证据，等待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来到现场共同调查。知情人称70块钱杀一头，“检疫许可”明码标价只要25元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非法私自屠宰，最主要的隐患在于检疫。按照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正常情况下，定点屠宰场应配备驻场的官方兽医，从生猪进场到最后屠宰结束，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兽医监督下进行。而在地下非法屠宰窝点内，对检疫则毫无要求。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公安了解到，9月20日查封的这处窝点内，当晚6名涉案人员中，三名是来购买猪肉的摊贩，剩下三名则是宰杀人员，其中没有兽医。另外，与民警一起在该窝点内取证时，记者也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检疫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记者联系上一名曾委托这类窝点宰杀生猪的当事人。据其回忆，在整个宰杀过程中，没有人检查过猪耳标、检票证等。根据当时的单据显示，2024年7月2日，他以59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头生猪，屠宰收费共140元，为这两头生猪制作‘检疫许可’的价格为50元，“每头猪宰杀费用是70元，如果没有检票证就再加25元”。▲某非法屠宰窝点的收费明细 受访者供图据了解，广东省各地生猪屠宰定点企业，服务费收取标准都由政府统一制定。在周边城市梅州市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说明》中，2016年，揭阳市的生猪屠宰服务费为40元/头。普宁市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价格上，非法屠宰与定点屠宰应该差距不大，但整个普宁市仅有8间定点屠宰机构，且定点屠宰机构对猪肉检疫、来源等都有更高要求，私自非法屠宰则可不受监管。疑似转运窝点附近货车来自多个省份一地已开始调查非法屠宰链条宰杀，只是这条灰产链的其中一环。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通过非法屠宰窝点流出的猪肉，有些被直接拉到当地摊位上进行售卖，有些则流向批发市场。在陪同民警查封高埕村的窝点后，记者又前往洪阳镇附近，在一处疑似存在非法宰杀窝点的路口附近蹲守。9月20日凌晨5时左右，有三辆运载着已屠宰过的生猪的摩托车出现，记者紧跟其后，直到在一个分岔路口处失去线索。其中两辆摩托车，驶向了洪阳镇屠宰场周边的批发市场及档口所在方向。▲普宁市街头运载生猪的车辆在普宁市实地走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街头看到运载大量生猪的货车，其中一些驶往了当地居民口中与非法屠宰有关联的“中转站”。9月20日9时许，记者前往位于普宁市麒麟镇的疑似生猪转运窝点附近，看到一辆运满生猪的小型货车驶离该窝点大门。不久后，又有一辆运满黑猪的大货车在该窝点不远处过磅。由于引起了该窝点人员的警觉，记者不得不离开。▲高速入口附近停着的卡车当地居民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入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生猪运输中转站，附近还分布有小型窝点、洗车场等。记者前往调查后发现，这处小型窝点疑似还在使用，有工作人员出入其中，小型窝点前方不远处的洗车场，停靠着三辆大型货车正在清洗。出入、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赣州市权威信源透露，截至目前，该市已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三支工作组，针对来往于赣州、普宁之间的生猪运输及可能存在的非法屠宰等问题展开调查，据悉，近期赣州市已对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整顿，加强养殖户教育，抓好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上述消息人士强调，要斩断这一涉及多个省份的生猪运输、非法宰杀链条，需要多地共同合作，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交易机制做出完善调整，“渠道不通畅就会催生黑作坊。”——④——当地人称黑作坊两三年前已存在非法屠宰猪肉流向正在调查当地居民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据其所知，普宁市的非法生猪屠宰问题已经持续两三年，在普宁市多个镇、村都有这类窝点。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3月，普宁市就曾对三起生猪非法屠宰事件作出过行政处罚。据“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024年2月8日，普宁市燎原街道办事处对巫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5万元；2024年2月28日，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对韦某某罚款5.1万元；2024年3月6日，普宁市梅塘镇人民政府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上述三个行政处罚中，除巫某某案处罚原因为“专项检查”外，陈某某、韦某某案的处罚原因都是违反处罚依据都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起案例的处罚依据都是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9月20日晚间，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方面了解到，针对当天凌晨查封的窝点，公安系统正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进一步调查，计划对涉案三名非法屠宰窝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这些在普宁市周边进行非法屠宰的生猪去向，截至发稿前仍在调查中。-End-

▲8200部队士兵处理数据以军总参谋长：“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有以色列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认为此次爆炸事件对真主党的精锐拉德万部队造成了“重大伤害”，其大部分领导人丧失了行动能力。此外有报道称，手机、太阳能系统设备、指纹识别器等多种电子设备也在两天内爆炸，造成进一步破坏。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预计将在19日发表全国演讲，这是爆炸事件后，他发表的首次演讲。外界普遍预期，他将在演讲中谴责以色列，并宣布大规模报复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访问了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并表示，随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以色列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北部战线。他提到真主党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强调以色列需要“考虑所有作战可能性”。当天，以色列将参与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第98师调往北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也警告称，“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他还表示，“每当我们达到某个阶段，我们就准备好强行推进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在每个阶段，真主党都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据报道，以色列在此次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未提供详细内容。报道称，尽管加兰特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7日早上通了电话，但美国直到爆炸消息公开后才确认以色列已实施该行动。从华盛顿飞往开罗的途中，震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外交官们在飞机电视屏幕上观看了新闻播报。▲黎巴嫩人哀悼爆炸事件中的死者以“8200部队”或主导袭击其与摩萨德合作超过1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寻呼机袭击”，使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辖下精锐网络战专门部队8200部队成为关注焦点。一名西方安全机构消息人士称，8200部队不仅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起策划了9月17日和18日的爆炸袭击，且在行动计划阶段，8200部队负责实验如何将小型爆炸物有效植入通信设备。消息人士透露，8200部队为此次行动已经与摩萨德合作了超过1年。然而，以色列军方拒绝对8200部队的参与发表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也未对媒体的询问作出回应。公开信息显示，8200部队起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成立的早期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专门负责网络战，并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机构合作。其活动通常高度机密，范围从信号情报到数据挖掘，保护国家网络到渗透其他国家。其成员以极高的智力水平和年轻化闻名，据称是以军高层亲自挑选的精英组成。以色列军方轰炸加沙时使用了一款名为“薰衣草（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打击目标的错误率极高，轰炸的附带伤害也十分恐怖。有报告称，该程序正是由8200部队开发。此外，8200部队还被认为参与了多次境外网络行动，其中包括2010年通过“震网”病毒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红星新闻相关报道：以军事情报局8200部队开发的“薰衣草”或导致加沙大量平民伤亡，其退役人员在美国硅谷受到欢迎）设立空壳公司出售植入爆炸物的“特殊产品”12名听取了袭击情况汇报的以色列现任和前任国防和情报官员表示，这些带有爆炸物的装置是由以色列直接制造并提供给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称这次行动复杂且耗时。据称，以色列多年前通过设立空壳公司来实施这项计划，成功向真主党出售了数千台从制造阶段便已被植入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特殊产品”。当地时间9月17日，在真主党据点附近，数千台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导致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虽然大多数受害者为真主党成员，但也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爆炸后的寻呼机残骸上贴有金阿波罗公司的标签。专家猜测，可能是在寻呼机运送给真主党的过程中，有人植入了爆炸装置。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许清光表示，该寻呼机是由匈牙利公司BAC负责制造，金阿波罗仅通过许可协议允许使用其商标。▲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BAC公司否认制造了这些寻呼机，并表示其只是一个中介公司。然而，据知情的情报官员透露，BAC实际上是以色列为制造掩护而设立的空壳公司，真正制造寻呼机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三名情报官员称，以色列为此至少创建了至少3家空壳公司。据称，以色列的目标是向真主党出售特制寻呼机，这些寻呼机电池中含有威力强大的高能炸药PETN。自2022年夏天起，这些设备就已开始少量供应给真主党。以色列于9月17日下达了激活这些寻呼机的命令，并在爆炸前故意发出了看似由真主党高层领导发出的阿拉伯语信息。此外，真主党因担心手机被以色列黑客入侵，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越来越依赖寻呼机进行通信，这可能为此次以色列袭击提供了可乘之机。真主党在今年夏天进口了数千台寻呼机，许多设备被分发给真主党及其支持者。18日发生的对讲机爆炸也有蹊跷。对讲机的外观是日本公司ICOM生产的IC-V82型号外观，但ICOM于19日声称，这款型号的销售大约在10年前已经结束，相关电池也已停止生产。ICOM还表示，爆炸的对讲机没有防伪标识，因此无法确认是否为其出厂的产品。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 综合央视新闻（总台记者 王寅）等编辑 郭庄 责编 冯玲玲

据科达制造（600499）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边程的通知，其与关琪经友好协商，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就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安排。图为科达制造董事长边程 图源公司官网在财产分割前，边程持有科达制造股票9869.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6%，系公司第四大股东。分割后，边程、关琪分别持有科达制造股票4934.98万股，持股比例均为2.573%。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边程系科达制造董事长，其曾在胡润百富榜上有一席之地。边程与关琪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校友，两人此番分割的上市公司股票最新市值约7亿元。图为科达制造股价身价曾超27亿元‍‍‍边程出生于1964年（今年60岁），于1981年从沈阳考上北航发动机系读本科。边程在大学时就很热衷于管理，曾做过系学生会副主席，并立志要做一个企业家。1985年至1987年，边程攻读了北航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边程的职业经历十分传奇。他是佛山最早一批下海的官员，曾登上“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榜”，被称为“科达最成功的人”。边程曾对外透露，他在毕业后下决心追随同为北航同学的女朋友去了河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边程举家南下到了佛山。起初，他在相关政府部门工作。1998年，他与科达制造创始人卢勤相遇，并在此后辞职，到了这家公司担任副总。北航广东校友会微信号发布的文章称，边程加入科达制造后充分发挥个人对宏观经济的精准与前瞻性判断能力，超强的资本运作与行业整合能力，合理把握和运用企业优势，帮助公司于2002年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在科达制造上市前，边程已经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据科达制造2023年年报，目前边程拥有佛山市企业联合会会长、佛山市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诸多头衔。2023年，他从科达制造领取的税前报酬为380万元。 2021年度，边程曾以27亿元的财富值登上胡润百富榜。关琪系边程的同学，她也是在1981年考入的北航飞机发动机专业。2012年10月，边程、关琪曾以个人名义捐赠北航“校友励学金”100万元。同时，两人为支持学校能源环保项目捐助100万元。去年2月，两人还捐赠设立了"边程关琪校友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发展基金"。承诺12个月内不减持目前来看，离婚的财产分割，暂时未影响到边程的科达制造第四大股东之位。公告显示，为保障公司的稳定经营，关琪自愿将其因财产分割获得的全部股份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边程。上述表决权委托将于《表决权委托协议》完成签署且双方完成公司股票的非交易过户之日起生效。“基于上述安排，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关琪构成边程的一致行动人，边程可支配的表决权对应的公司股份数量不会发生变动。”科达制造表示。根据安排，在上述股票分割后，边程、关琪将持续共同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关于大股东、董监高信息披露、减持额度、减持限制等的规定。即边程及关琪将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共同遵守相关减持比例限制。另外，两人均作出《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自上述股份办理完毕非交易过户手续之日起的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科达制造股票。科达制造认为，关琪未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A股频现“天价”离婚案 ‍ ‍今年A股频现离婚案件 网络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A股频现离婚案件。长春高新1月中旬披露，公司股东金磊与王思勉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金磊拟将其持有的公司3001.41万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份的7.42%，分割至王思勉名下。以公告当天收盘价计算，上述分割的股份市值高达40.04亿元。可靠股份2月末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利伟和鲍佳已办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并就股份分割等事宜做出相关安排。离婚后金利伟、鲍佳基本均分了原本全部挂在金利伟名下的公司股票以及双方共同持有的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铭利达4月初宣布，其实际控制人陶诚和卢萍芳经友好协商，已解除婚姻关系，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安排。陶诚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1087.49万股股票分割过户给卢萍芳，并拟将持有的深达磊投资41.44%的股权分割过户给卢萍芳，深达磊投资41.44%的股权间接对应铭利达6336.48万股股票。以铭利达公告当日收盘价估算，上述股票价值近18亿元。7月12日晚，上海沪工披露，公司股东舒宏瑞与股东缪莉萍已于近日达成离婚诉讼调解。舒宏瑞应于7月30日之前将其持有的公司3970.75万股股票过户至缪莉萍名下。按7月12日上海沪工收盘价计算，上述股份市值超5亿元。责编：陈丽湘校对： 祝甜婷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21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称，随着易卜拉欣·阿基勒等十几名黎巴嫩真主党重要成员在昨天的袭击中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被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0日晚宣布，以战机当天对贝鲁特实施“定点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高级指挥官阿基勒以及该部队其他几名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20日夜间证实，其高级军事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当天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中身亡。真主党在声明中说阿基勒是重要的领导人。但声明中没有阿基勒遇袭身亡的更多细节。（总台记者 王雪靖）延伸阅读真主党高官死亡 曾策划爆炸案炸死241名美军创下纪录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的袭击行动中丧生。本次行动中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发动“定点袭击”，这也是黎以两国冲突升级以来，以军首次空袭中心城市的人口密集区域。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北部军事目标发动远程攻击，以方称拦截了“部分来袭的导弹”。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本次被以军盯上的真主党高官阿基勒生平较为神秘，美国方面对他的情报掌握也很有限。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阿基勒在1983年曾连续指挥了两场震惊世界的卡车爆炸案，杀伤大量美国外交人员和海军陆战队成员，甚至成为二战硫磺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单日最大的伤亡纪录。2015年，美国财政部将阿基勒认定为“恐怖分子”。2023年，美国国务院宣布悬赏700万美元征集其相关线索。以色列主动升级局势国际关系专家：战争已在我们眼前展开“以色列已从防御姿态转为进攻姿态。无需询问战争何时到来，它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这是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卡里姆·埃尔·穆夫提对以军“定点袭击”行动的评价。在他看来，黎以两国已经从最初的边境冲突升级为“战略消耗战”，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在通讯设备爆炸案和“定点袭击”行动中附带损伤了数千名平民，极大地扩大了军事行动波及的范围。穆夫提认为，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逼入绝境，因为真主党不想爆发全面战争，但也必须寻求报复，“然而，究竟要什么样的回击才能匹配以色列这样的攻击行为？”黎巴嫩被空袭现场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以军本次袭击炸毁了一栋10层高的公寓楼，目前统计有14人死亡，66人受伤，而且随着废墟清理工作的开展，预计伤亡数字还会持续上升。贝鲁特的消防部门表示，大量人力已经投入救援。公寓楼住户的亲友们焦急地守候在现场，等待亲人的消息。一位名叫哈桑的老年妇女表示，她还不清楚自己的女儿是否活着，“我去了圣乔治医院和圣特蕾莎医院，但没人知道我女儿在哪里。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在哪里？”一位民防医疗队成员表示，清理废墟的工作非常艰难，“我不知道下面埋着的人是死是活，只能一铲子一铲子地拼命地挖掘。之前我从废墟里面救了一个活人出来，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他的妻子，不过已经成为尸体了。”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加里丹则称，以军的行动并不针对平民，“但是真主党的指挥官躲在民宅里，将平民作为肉盾保护他们自己”。阿基勒其人：曾连续策划美国大使馆和军营爆炸案据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阿基勒应该是在1960年左右出生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个村庄，他早年曾加入黎巴嫩什叶派主导的“阿迈勒运动”，后加入真主党并成为其创始成员。在阿基勒的领导下，真主党也从最开始的小股民兵组织发展成了有强大影响力的军事政治组织。2000年，真主党的不断袭击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出军队，2006年真主党的跨境攻击也引发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美国方面则一直指控阿基勒参与了1983年4月发生在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卡车爆炸案。当年10月，阿基勒又策划了发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的爆炸案，这两次行动都创造了巨大的人员伤亡。1983年被损毁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资料显示，1983年4月18日下午，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着一辆重磅卡车撞破大门，冲进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时车上装载了近2000磅（约900斤）重的炸弹，爆炸声响彻贝鲁特西部，1英里外的窗户玻璃也被震碎，美大使馆建筑中央立面完全损毁，爆炸总共造成63人死亡，也促使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加紧从黎巴嫩撤军的计划。当年10月23日，为了抗议美国插手中东地区事务，两辆自杀式袭击卡车闯入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区域，先后撞上了相隔不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和法国伞兵军营。事件造成241名美军死亡，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成员220人，法军死亡人数为58人。此外周边的平民、游人、商贩等也有6人死亡，多人受伤。资料显示，本次事件是二战硫磺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的单日最大伤亡。如果算上死亡的美国海军和陆军士兵，这是越南战争春节攻势第一天之后，美国武装部队遭受的单日最大伤亡纪录。美国国务院的情报称，阿基勒已经成为真主党的“关键领导者”，他的地位在整个真主党内部可以排进前三名。美方情报还认为，阿基勒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参与策划绑架美国和德国人质。为了捉拿这位美国国务院定义的“恐怖分子”，美方开出了700万美元的赏金征集线索。华盛顿的真主党研究专家加达尔表示，阿基勒的死亡是在2008年之后真主党遭遇的“最沉重一击”。加达尔推测，此前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使得真主党的指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促使真主党高层在20日开会商讨紧急对策，这可能为阿基勒的遇袭埋下了伏笔。 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