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 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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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翊强（记者 黄惠珊）09月22日,观察者网 消息，本周末，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将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为期两天的领导人峰会。美方官员声称，对中国的“担忧”将成为“议程重点”，四国将就加强南海“海上安全”等问题共同发布“具体成果”。香港《南华早报》9月20日报道，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几乎肯定会激怒中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即将离任，这将成为这些现任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这个由一位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主持的峰会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以及QUAD今后是否能维持其影响力，甚至是否会“名存实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拜登笑着拍岸田肩膀拜登“家门口”办会，保留遏华战略遗产这是QUAD机制获得重启后的第四次线下首脑会晤，拜登特地将地点选在了自己的老家，距离首都华盛顿以北约160公里的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拜登欢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来到他的特拉华州家乡，推动外交对抗中国。”路透社20日写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日分析，这是拜登面临政权交接之际，为提升自己的外交政策遗产做出的“最后努力”，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路透社说，峰会的议程包括加强在印度洋的安全合作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8日声称，他预计领导人们将讨论“印太地区”仍然存在的挑战，包括所谓“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台海紧张局势。有美国官员放言，这次的会后联合声明，预计将在南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使用比以往更强硬的措辞。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称，四国领导人届时将共同宣布“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具体成果”，包括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尽管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宣称，QUAD只是“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中国，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亚洲政策专家、前美国政府官员莉萨·柯蒂斯（Lisa Curtis）认为，新的QUAD海上安全倡议将向中国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南华早报》称，分析人士预计，此次峰会将就“几乎肯定会激怒中国”的措施达成一致，这从今年7月QUAD外长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窥见一斑。该声明没有点名中国，但称“严重关注东海和南海的局势”，重申“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南亚计划主任法尔瓦·阿默尔（Farwa Aamer）说：“周六的峰会可能会进一步重申外长会议期间讨论的内容，或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具体的成果，但这还有待观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时回应说，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及地区倡议都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不是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损害地区国家的互信与合作。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嘴上唱着“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高调，干的却是人为制造紧张、煽动对立对抗、遏制他国发展的事，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繁荣的亚太大势背道而驰，注定不得人心。林剑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双边涉海问题。个别域外国家频繁派遣先进军机、军舰到南海炫耀武力、制造紧张，并编织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在地区制造分裂、挑动对抗，已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和挑战。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假“反对胁迫”之名，行集团对抗之实，以“维护秩序”之由，实则维护的是少数国家炮制的家法帮规。我们敦促域外国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少给地区局势点火浇油。“最后的峰会”，凸显拜登“私人色彩”其实，作为QUAD机制第四次领导人峰会，这次原本轮到印度主办。但拜登去年5月因国内债务谈判临时取消访问澳大利亚行程，导致当时原定举行的QUAD领导人峰会取消。以2024大选年为由，印度原计划今年1月举办峰会的计划，也因拜登“无暇出访”而推迟。据拉普-胡珀说，在拜登决定不再寻求竞选连任后，印度总理莫迪“慷慨地同意”交换主办国。正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所言，拜登在这场“最后的峰会”中融入不少“私人色彩”：他把与各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安排在了自己位于威尔明顿的私人住宅中。拜登已经在当地时间20日傍晚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1日将与岸田和莫迪举行类似的会晤。CNN指出，这些一对一的会谈预计将不对媒体开放，这与大多数领导人举办双边会谈时的做法不同。在大多数双边会谈中，媒体通常至少有机会目睹活动的有限部分。拜登和阿尔巴尼斯20日会面后在社交平台X发帖按照白宫官员的说法，拜登从岸田去年将七国集团（G7）峰会搬到自己家乡广岛中获得灵感。“首相对广岛和他在那里的经历感到非常自豪，这给总统带来了影响，因为他对威尔明顿也有同样的感受，”柯比说，“这些私人关系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认为私人关系对外交政策很重要。”前述白宫高级官员称，为强调这一理念，拜登邀请其他三国领导人在他曾就读高中的阿奇米尔学院（Archmere Academy）共进“私密”晚餐。这是一所位于特拉华州克莱蒙特私立天主教学校，此次QUAD机制峰会的主要会议也将在这里举行。这种“私人色彩”也体现在峰会的其他议程上。一名美国官员表示，QUAD领导人将启动一项旨在减少“印太地区”宫颈癌的新伙伴关系，这是拜登标志性“癌症登月计划”倡议的延伸。美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都曾患过皮肤癌，拜登长子博·拜登于2015年因脑癌去世。QUAD前景“悬而未决”，印度成关键？据《日经亚洲》20日报道，谈及周末峰会，拉普-胡珀说：“你会看到一些迹象表明，QUAD不仅仅是某个政府或某个国家的倡议，而是一项旨在长期持续的倡议。”这位美国政府内部的新生代“中国通”还说，领导人们将“花很大的篇幅”讨论QUAD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一个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在峰会前也宣布成立一个新的“QUAD核心小组”。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Ami Bera）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随着印太地区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重要，美国必须继续加强与QUAD的关系，”然而，包括《日经亚洲》在内的不少外媒都指出，四国今后能否继续在QUAD机制下保持密切互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除了明年1月的白宫交接，岸田预计将于本月28日，即此次访美后不久卸任，澳大利亚也将于明年5月举行大选。在CNN看来，尽管官员们对QUAD的持久力表示有信心，但这一机制的持续性可能在周末会议上占据重要地位。这涉及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之间，谁将领导下一届美国政府，以及美日印澳四国将对QUAD联盟和中国采取何种态度。莫迪与拜登会面现场画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21日介绍，QUAD最初是为应对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而建立的，后在2017年由特朗普政府恢复。拜登上任后又将其升级为“定期会面”的领导人峰会，以帮助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是美国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抓手。这几年，这一机制在军事等实质性领域也小动作频频。“炒作无法掩盖QUAD的生存危机”，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名誉教授、前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20日投书《日经亚洲》称，在拜登的领导下，QUAD议程已转向全球挑战，但这个仅有四个国家组成的集团，无力应对普遍挑战，其六个工作组在关键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疫苗和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切拉尼说，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使命，QUAD似乎迷失了方向。尽管这四国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外界普遍认为QUAD的成立是为了在军事上应对中国的崛起。这名印度知名“鹰派”学者认为，在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地区冲突的背景下，美国越来越不敢同时与中国“交战”，比起威慑，外交成为拜登更青睐的手段。澳大利亚乐卓博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际关系教授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19日也撰文指出，在QUAD重返国际舞台的五年间，虽然获得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发布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宣言”，但在具体合作方面并未取得很大成就，对地区战略平衡的影响也有限。比斯利评价说，美日印澳政府显然正将QUAD作为其优先事项，但各国仍未具备作为一个四国集团开展工作的能力。“这是基本经验和官僚能力限制造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投资的增加，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情况会有所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但究其本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0日的一篇评论将这归因为QUAD内部凝聚力的缺失。“QUAD最初是作为北京的怀疑论者俱乐部而成立的，但其成立的基本要素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更多的是基于恐惧，而不是一种团结的共同情感。”文章作者、地缘战略分析师伊姆兰·哈立德（Imran Khalid）写道。尤其印度，是这一联盟中“最不可预测”的成员。哈立德称，尽管华盛顿总是试图让新德里在全球问题上站在自己一边，但后者往往编织出一条独立的行动路线，甚至在俄乌冲突等关键问题的政策上与之发生冲突。他认为，印度的“战略愿望”就是利用与美国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站分析也指出，这些分歧破坏了战略联盟的概念。在对华政策上，QUAD另三国也和美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部分。美国“政客”新闻网19日预估，如果这次峰会上拜登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标准说辞之外，再提出更多的要求，可能会吓到日本和印度。日本驻美大使馆前政治事务特别助理、现美智库史汀生中心日本项目主管辰巳由纪表示，日本和印度“不想发出‘我们反对你们’的信息——他们希望留出一些空间与中国接触”。哈立德补充，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也是分析QUAD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随着堪培拉与北京关系的密切，澳大利亚内部可能会对美国领导的、主要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产生抵触情绪，而这种内部的动态变化也折射出该地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转变。

许翊强（记者 许儒吟）09月22日,9月18日，王红珍（化名）收到了山东滨州中院的举证通知书。因不服女儿李璐（化名）被判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判决结果，她此前向滨州中院提起申诉。王红珍申诉已获受理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李璐将其录制的滨州阳信县信访局原局长刘某某的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李璐刑事责任。涉案视频截图此外，法院还认定，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犯侵犯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决定对李璐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二审期间，李璐始终不认罪，律师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王红珍申诉称，李璐认为受到刘某某言语侮辱，提出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其没有以威胁或要挟方式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目前其申诉已获滨州中院受理。被控敲诈等罪获刑生于1987年的李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2018年底，李璐回到老家滨州阳信县。2019年年初，李璐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其初中班主任史某某，并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她在初中时遭史某某侵害，在大学就读期间，史某某还通过聊天工具向其发送淫秽图片和视频。针对李璐的举报，阳信县相关部门2022年7月回复称，因李璐所称被侵害一事仅有本人指控，无其他证据证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阳信县纪委监委在受理举报后，根据李璐所提供2006年—2009年间的证据材料及其他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给予史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二年），以及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决定。李璐（化名）控告史某某强奸一案未被立案史某某被处分后，李璐多次找到史某某，二人发生多次冲突，其间李璐遭推搡或殴打，公安机关对史某某先后作出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李璐对其中惠民县公安局何坊派出所和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6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两份终审判决，以处罚“明显畸轻”等理由将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并责令惠民县公安局和阳信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璐的报警依法作出处理。李璐的母亲王红珍称，此后李璐就阳信县公安局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开始上访。李璐敲诈勒索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李璐前往阳信县信访局上访，与时任信访局长刘某某发生争执，李璐将事发过程进行了录像，称遭刘某某辱骂并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当年7月31日，刘某某被阳信县政府免职。同日，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李璐将视频隐藏。8月26日，李璐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刘某某和县政府、县信访局共同赔偿她30万元。8月27日，李璐再次将视频发布，公安人员再次找其删视频，并让她和刘某某见面解决赔偿事宜。8月28日，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李璐与刘某某见面协商。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监控录音证实，李璐要求刘某某与县政府、信访局共同承担30万元，建议刘某某个人承担10万元，并表示对总金额不会让步，如果刘某某少承担，剩余的必须由县里承担。刘某某当面道歉，并同意赔偿10万元，并当场转账2万元。之后，刘某某于2022年9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9月23日，李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侵犯个人公民信息罪被捕。2023年8月25日，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李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审（上）、二审（下）判决结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家属申诉已获受理李璐不服并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先后延长审理期限四次。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滨州市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山东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经最高法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滨州中院二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一审一致。滨州中院评判认为，本案中李璐将其录制的刘某某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隐藏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被害人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滨州中院认为，李璐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利用网络民事维权的范围，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本案中李璐所安装的定位仪器，能够在立体空间上显示涉案车辆所在的任何位置，从而识别出车辆驾乘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与外界联系等活动的行踪信息，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查获在案证据显示其非法获取的轨迹信息即达71条，已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该71条轨迹信息无论系史某某个人驾驶、还是其家人驾驶车辆，均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李璐罪名及刑期的判罚。在一审二审期间，李璐未认罪，其律师也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李璐的母亲王红珍提起申诉，认为李璐提出索赔的请求具有正当性，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另鉴于李璐与史某某的特殊关系，其安装定位器的目的及获取史某某相应的个人信息后的举动，李璐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用于非法目的的犯罪故意。目前，滨州中院已对王红珍的申诉予以受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当天，王红珍收到了滨州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有传闻前华人首富、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即将出狱。记者从美国联邦监狱局处确认了该消息。坐牢4个月即将释放记者在美国联邦监狱局（Bureauof Prisons）官网得知，赵长鹏当前的位置更新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长滩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ResidentialReentry Management，RRM）。这意味着他正接受重返社会前的准备和评估。如果一切正常，他将在9月29日重返社会。所谓“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也被称作“中途之家”，主要是充当联邦监狱局与联邦法院、美国法警署、州和地方惩教机构的当地联络人，与联邦监狱签订合同，为即将获释的囚犯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生活。这可能包括提供安全、有组织、受监督的环境，提供就业培训、心理咨询、住房安排、财务管理等服务。美国联邦监狱局查询结果今年4月，赵长鹏因在其加密货币交易所涉嫌洗钱而被西雅图联邦法院判处四个月监禁。美国地区法官理查德·琼斯对赵长鹏说：“你本来有能力、财力和人力确保遵守每一项规定，但你错过了这个机会。”赵长鹏律师曾要求判五个月缓刑，但最终，他没能躲过牢狱之灾。在赵长鹏坐牢期间，比特币上下波动超过2万美元。今年4月，赵长鹏入狱的时候，比特币曾达到71000美元，随后进入大幅波动，并一度跌破50000美元。最新价格则为63192美元。比特币价格走势（今年4月至今）赵长鹏入狱历程赵长鹏出生于江苏连云港，是一名华裔加拿大企业家。2017年，赵长鹏成立币安公司，并迅速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为超过150种加密货币提供交易平台。2021年年底，在比特币等众多加密货币大涨的背景下，赵长鹏当时曾凭借941亿美元（约合6348亿元人民币）身家荣登华人首富。根据福布斯排行榜，截至2024年4月，赵长鹏依然拥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财富。根据证券时报此前报道，赵长鹏以及币安公司自2023年11月开始便认罪，并在2024年4月正式入狱。2024年4月，美国西雅图地区法官判处赵长鹏四个月监禁，罪名是未能实施有效的反洗钱框架，导致币安成为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可行平台。该刑罚远低于检察官建议的三年有期徒刑，但这仍非赵长鹏的辩护律师所期望的结果，他们上诉要求缓刑。早在2023年11月，美国司法部官就表示，运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Binance.com的币安公司承认参与涉嫌洗钱、无证汇款和违反制裁的行为，并同意支付约43亿美元罚款；同时，币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赵长鹏承认自己未能维持有效的反洗钱计划，并已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币安同意被没收25.1亿美元，并支付18.1亿美元的刑事罚款，总计罚没43.2亿美元。币安还同意保留一名独立的合规监察员三年，纠正和加强其反洗钱和制裁合规计划。在接受完美国司法部的处罚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在2023年12月宣布对币安和赵长鹏实施28.5亿美元的处罚。加上美国司法部的43.2亿美元和解金额，目前币安和赵长鹏累计付出71.7亿美元。尽管已经缴纳天价罚款，但币安及赵长鹏的未来仍然是未知数。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仍然在调查币安的违法行为。2023年6月，SEC就对币安实体和创始人赵长鹏提出了13项指控，包括在美国经营非法交易平台；经营未注册的交易所、经纪自营商和清算机构；滥用客户资金；未经登记的证券发行和销售等。对于SEC的指控，币安回应称公司积极配合SEC的调查，并努力回应问题和解决监管机构的疑虑，希望以达成谈判和解决他们的调查问题。从美国司法部到CFTC的连续的巨额罚单看，币安极有可能还会收到来自SEC的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