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9日电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拟发行2024年记账式贴现(五十七期)国债(91天)。现就本次发行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债券要素

　　(一)品种。本期国债为期限91天的贴现债。

　　(三)发行价格。本期国债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

　　(四)本息兑付日期。本期国债自2024年9月23日开始计息，于2024年12月23日(节假日顺延)按面值偿还。

　　二、竞争性招标安排

　　(一)招标时间。2024年9月20日上午10:35至11 :35。

　　(二)招标方式。本次发行竞争性招标采用修正的多重价格招标方式，标的为价格。

　　(三)发行系统。通过财政部北京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进行招标发行

　　(四)标位限定。投标标位变动幅度0.002元，投标剔除、中标剔除和每一承销团成员投标标位差分别为60个、50个和50个标位。

　　三、发行款缴纳

　　中标承销团成员于2024年9月23日前(含9月23日)，将发行款缴入财政部指定账户。缴款日期以财政部指定账户收到款项日期为准。

　　收款人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开户银行：国家金库总库

　　账号：270—24257—1

　　汇入行行号：011100099992

　　四、分销及上市日期

　　本期国债招标结束至2024年9月23日进行分销，9月25日起上市交易。

　　五、其他

　　本次发行应急投标书和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格式见附件1、2。

　　除上述规定外，本次国债招标工作按《记账式国债招标发行规则》执行。

王文治（记者 林白珊）09月20日,曾因“敲诈勒索罪”被羁押1004天的职业打假人黄林（化名），获得无罪判决后，于近日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到2018年间，黄林在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后，再向商家协商索赔。黄林举报的产品之一一年后，2019年11月27日，黄林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羁押，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此后黄林上诉，该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黄林再次上诉，最终于2023年11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判决，判决黄林无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林有期徒刑六年发回重审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黄林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东莞中院二审判决书东莞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26日取保候审，黄林一共被羁押1004天。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支付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524289.76元。黄林称，其对精神抚慰金和法院没有道歉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打假人两年多次购买进口食品后索赔，金额超二十万元2015年，黄林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黄林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广西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惠州务工，2015年左右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打假人相关新闻，觉得打假可以赚钱也不违法，便自学相关知识，开始了全职的线下打假之路。黄林说，惠州离东莞很近，他时常过去购物，注意到那边有很多进口产品。“有些产品无中文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日文标签能看出来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他说，他先是去超市买类似的货，然后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在食药监局调解下，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他发来当时所举报的一家商家所售的曲奇产品图片，日文标签显示生产工厂为茨城县小美玉市西乡地1667。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规定，禁止从茨城县等12个受核辐射影响的都县进口食品。他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他在东莞辖区内举报了超百家商家，一部分商家被移交公安处理，对另一部分没有移交的，他称自己向纪委举报了食药监相关人员。将近一年后，2019 年11月27日，黄林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逮捕。2022年8月26日被东莞中院取保候审。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中，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林伙同他人，在东莞市石龙镇、桥头镇、常平镇等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随后通过食药监管理局的协商机制联系到商家，利用商家害怕被食药监管理局处罚的心态，多次向多名店家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书提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黄林三次向石龙食药监分局举报东莞市石龙镇某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后黄林在该店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每张购买小票需要赔偿1000元为由，向该店老板单某某索要赔偿。2017年6月21日，被告人黄林以2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2000元，当日晚上，单某某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元。2018年1月6日，被告人黄林以10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1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晚上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9000元。同年2月26日，黄林以其妻名义向食药监管理局石龙分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以33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33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0元。此后，黄林用类似办法在十余家商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向当地市监局举报后再凭借多张购物小票向商铺老板协商索赔。两年间，黄林通过“打假”赚取了赔偿超二十万元，但其称，索赔金额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一审获刑六年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二审判决无罪一审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黄林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一案，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等。宣判后，黄林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9月21日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一审宣判后，黄林再次提起上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则提起抗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指控黄林的十一宗犯罪事实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仅认定第十宗犯罪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及量刑畸轻。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支持抗诉，认为一审起诉书指控的黄林所犯十一宗犯罪事实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黄林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包括对案涉商家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行为的举报投诉系公民的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投诉后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等。二审法院东莞中院在查明事实中更改了此前一审法院关于黄林“敲诈勒索”“胁迫”等表述。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查明，黄林在东莞市石龙镇、常平镇、桥头镇等地的多个商店购买商品，后以无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后在监管部门查处过程中或作出行政处罚后黄林与案涉商家经协商获取相关款项后撤回投诉举报或行政复议。东莞中院认为，现阶段食品药品领域中知假买假或职业打假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未明确禁止以牟利为目的的个人知假买假行为以及否定其消费者的身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或知假买假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此外，案涉商家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和食药监部门的查处情况，案涉商家所经营的案涉商品至少存在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且根据部分食品的外包装特征存在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地区、属国家禁止进口食品的较大可能性。东莞市中院认为，不足以认定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黄林所获得的款项数额并非于法无据，黄林具有投诉举报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综上，东莞市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商家存在相关违法经营行为，黄林知假买假不影响其向案涉商家索赔,黄林所获相应款项并未超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和范围；黄林对食药监管部门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有权提出或者撤回行政复议；黄林实施的相关行为不符合恐吓、要挟的性质和程度，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黄林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成立，予以采纳。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理据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黄林的部分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21)粤1971刑初574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林无罪；随案移送的手机一部、人民币808.5元，发还给上诉人黄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赔偿五十余万元，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诉二审判决无罪后，黄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显示，赔偿请求人黄林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3.赔偿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登报和在其官方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4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法[2024]102 号)的规定，公布了自2024年5月20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462.44元。赔偿请求人黄林实际羁押1004天，依据赔偿申请人的请求，法院对其羁押1004天依法给予赔偿，其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04天 x 462.44 元/日=464289.76 元。对于超出部分的申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给赔偿请求人黄林的家庭、职业等造成的损害，酌情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申请。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赔偿请求人黄林未能提供其受影响程度及范围，且法院的赔偿决定书即为对其名誉损害实质性的恢复，故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再支持。关于黄林请求赔偿其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黄林请求赔偿生命健康赔偿金100000元的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他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不应承担相关事项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 524289.76元。目前，黄林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和法院没有道歉存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王文治（记者 林子欣）09月20日,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