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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总统选举开启提前投票）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原标题：芬兰总统呼吁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务院：整点现实的）

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资料图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一些恶性事件，更让人感到痛心和愤怒。9月20日，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双方就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看到，中国外交部就披露，这是“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结果。不管怎样，能达成共识，在当下的国际大背景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我也相信，大家对这个共识，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毕竟，在过去一年，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还有更多污水即将入海；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民众，也不仅仅在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表达无所谓。但看中日达成的共识，有几点也是很明确的。第一个可以明确的，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9月20日，也即共识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事实上，对于日本单方面启动核污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毛宁就解释，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在那次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建设性态度的一种表现。最终目的，还是要面对现实，尽最大可能降低各种风险，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李在明（前排左二）与议员在首尔国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手举标语，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第二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有让步并软化立场。我们看到，这一次，日方同意作出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请注意，独立取样监测。按照毛宁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此前在福岛设置了常驻办公室，并在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考虑到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密切关系，很多人也质疑，后者的数据很不全面，有些数据确实太偏向日本，看似是在监督，实际是为日本背书。这就需要第三方参与监测。毕竟，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要注意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小心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经过长期的尖锐斗争，日本终于还是做出让步，允许更多独立第三方参与监测。毛宁就说，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还不会立刻恢复。日本最大的诉求，其实就是希望中国改弦更张，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日本核污水排海后，中方立刻采取行动，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确实让日本遭受巨大损失。日本很急。所以，几乎每次中日磋商或对话，这都是日方必谈的一个问题。双方达成共识，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当然，有些事情，日本急也没用。毛宁就明确表示，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她还说，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告。请注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前提条件：1，中日要开展技术磋商；2，日本要充分满足中方提出要求；3，中方会逐步恢复符合标准日本水产品进口；3，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向社会及时公布。我们就等着看吧。日本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最后，怎么看？完全我个人看法，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日是一对老冤家，有很多敏感问题，但难道真打仗不成？还是要谈判要磋商，如果真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怕就怕没有诚意，一味要求对方，导致摩擦加剧，分歧愈演愈烈。最后，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二，要警惕，警惕民粹主义抬头的恶果。中日关系很敏感，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还有种种历史问题，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但在日本，总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些敏感问题上，时不时出现严重刺激中国人情绪的言行。中日关系能好吗？对民粹主义，日本要高度警惕，警惕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当然，中国也要警惕，警惕各种极端的言行。但不管怎样，对无辜民众下手，对孩子下手，这尤其让人发指，这根本不是爱国，这完全是害国。日本需要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第三，着眼未来，中日还是要有智慧和远见。确实要有智慧和远见，哪怕日本拼命想融入西方，但它一个东方国家的本质，是永远无法变的；哪怕日本再想和美国绑在一起，但很多问题，没有中国配合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一直认为，未来的世界竞争，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欧洲有欧盟，北美有美加墨，东亚呢？东盟太小，中日韩更应携手。中国和日本，应该成为朋友，最好也成为朋友。实现这一点，对于两国整体利益，应该说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有些事情，该斗争要斗争，但更要善于斗争。我还觉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日本需要反省，反省历史的深刻教训，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中日都需要冷静，越是愤怒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怎么打蛇打七寸，怎么消除心中的藩篱，怎么最有利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高超的大国外交，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我们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即使不想做兄弟，但也没必要成为仇敌。这更考验着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远见。来源：牛弹琴

真主党的二号人物易卜拉欣·阿基勒当地时间9月20日，以色列在对贝鲁特的空袭中，杀死了真主党的二号人物易卜拉欣·阿基勒（Ibrahim Aqil）。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称，阿基勒曾在17日的传呼机爆炸中受伤，但于20日的早些时候出院。以色列方面率先宣布“消灭”了阿基勒，几个小时后真主党方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袭炸死了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他是该武装部队仅次于福阿德·舒克尔（已经在7月殒命）的二号人物。”F-35战机据黎巴嫩媒体报道，此次袭击是由以色列的一架F-35战机实施的，并发射了两枚导弹。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南部，进而导致以色列全面袭击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三次对贝鲁特发动空袭了。1月，哈马斯副领导人萨利赫·阿鲁里在黎巴嫩首都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7月，以色列空袭击毙了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克尔。黎巴嫩被空袭现场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至少有14人在袭击中丧生，随着救援队连夜工作，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目前尚不清楚死亡人数中是否包括阿基勒和其他真主党指挥官。该部还表示说，至少66人受伤，其中9人情况危急。而另有消息称，多枚导弹击中一栋建筑车库的入口，至少造成6名真主党指挥官死亡。当阿基勒在里面会见其他指挥官时，爆炸摧毁了大楼的较低楼层。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时听到了一声巨响和几声连续的爆炸声。地面被炸出大坑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媒体发表的简短声明中表示，“以色列的目标明确，其行动不言而喻。”而以色列的此次行动，也算是帮了美国人一个忙，因为又名“塔赫辛”的阿基勒，曾两次制造大规模的爆炸案。1983年4月18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案，造成包括17名美国人在内的63人遇难；同年10月23日，黎巴嫩首都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案，造成包括241名美军士兵和文职人员丧生。一直以来，美国方面都在追捕阿基勒，并悬赏700万美元缉拿他。被炸毁的车辆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阿基勒在被炸之前，正在和其他真主党的指挥官讨论如何再次入侵以色列，制造一起类似于去年10月7日那样的悲剧，即谋杀并绑架无辜的平民。当然，以色列的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真主党方面的证实。对于以色列的此次行动，美国总统乔·拜登也久违地打破了沉默，不过他没有就阿基勒的死发话，只是说“仍然相信可以与真主党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让以色列北部居民返回家园。”“我们继续努力确保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人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现场聚集大批民众事实上，以色列在发动空袭前也是这么说的，“让以色列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里斯少将在空袭后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10月8日以来，真主党向以色列平民发射了8000多枚火箭弹、导弹和爆炸性无人机，迫使60000多名以色列人撤离家园。”“就在今天，真主党再次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火箭弹。”显然，以色列在为空袭的合法性找借口，只是没有人提那些无辜伤亡的民众们。

据云南“普洱发布”消息，9月20日上午9时，被告人王冕一涉嫌受贿罪一案庭审在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始。普洱市组织全市9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到场旁听，“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沉浸式”感受法纪威严。普洱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市中院、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旁听了此次庭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冕一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房屋违建整改、保障性住房、职务调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89.6694万元，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现场画面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参加人员全程旁听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陈述等环节，现场全程接触了法庭审理，再现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丧失原则，逾越纪法底线，最终从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沦为“阶下囚”的违法犯罪过程。庭审最后，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作出深刻忏悔，并告诫旁听领导干部要汲取自己违法犯罪的教训，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不触“红线”，不越“底线”。普洱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为镜，明得失。以案为镜，正风纪。此次旁听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身边事”警醒“身边人”，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让参加旁听人员更直观地了解到被告人犯罪历程，真切感受党纪国法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教训，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运用好手中权力，做到依法履职、清正廉洁，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意识，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冕一受审的前一天，据普洱市纪委监委消息消息，日前，经普洱市委批准，普洱市纪委监委对墨江县委原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王冕一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王冕一主持会议画面经查，王冕一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党性缺失、信仰迷失，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参与团团伙伙，搞利益交换，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滥发津贴、补贴；违反廉洁纪律，违规领取薪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私设“小金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王冕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普洱市纪委常委会会议、普洱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冕一开除党籍处分；由普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3年10月30日消息，王冕一主动投案。公开简历显示，王冕一，男，哈尼族，1977年1月生，云南省勐海县人，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王冕一在昆明工作，1996年起，在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后历任：共青团云南省昆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昆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副处长，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副局长，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局长，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6月，他调任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7月当选县长，至主动投案。延伸阅读退休不到1年的黎邦华主动投案 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搞特权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据江西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景德镇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高唤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高唤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扭曲，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特权耍官威，追求个人享乐，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滥发福利；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调整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长期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任性用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及执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道德败坏，追求低级趣味；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唤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高唤虎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高唤虎简历照公开履历显示，高唤虎，男，汉族，出生于1966年11月，江西乐平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唤虎长期在景德镇市工作，曾任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2020年初，他任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21年，高唤虎当选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后任景德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今年4月3日，高唤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主动投案据“廉洁四川”9月14日消息，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成都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黎邦华主持会议画面公开履历显示，黎邦华，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四川广汉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黎邦华长期在成都市工作。曾任成都市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副处长、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人事处处长，郫县副县长，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2002年11月至2017年3月，他历任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信息化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7年3月至2021年11月，黎邦华任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21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他转任成都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2023年11月，退休。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