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庆分析说，中国在散货船建造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但这类船型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像LNG船这种技术难度高、新型环保运输船，市场需求稳步上升，但当时中国的占有量却较少。一艘载重32.5万吨的矿砂船价值不到5亿元，而一艘长度仅160米的“500米饱和潜水支持母船”，价值高达20亿元。

　　王海英称，各地应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设立各自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警戒线。比如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大省资源，承载水平和警戒范围一定是不同的。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对普惠性民办园，王海英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讲走出大流行的标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指标，从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的指标，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个是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两个关键的感染率，一个是累计的感染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当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总的感染率，也就是累计的感染率。还有一个感染率的指标是新发的感染率，比如说每日有多少人新发，在特定的人群中新发了多少人群的感染。另外一个指标是人群对它的免疫水平或者是免疫率，它的指标就是判断他体内抗体的水平，也就是抗免疫屏障、免疫保护率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指标是看病原体，就是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质的、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变异，如果是在一个亚型下只是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从医疗卫生供方的角度看，每日的接诊门诊量、住院情况、重症情况、死亡情况，以及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的能力，这个方面是重要的。最后是看整个防控能力，从机制到控制这个疾病的手段和能力是否基本具备。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判定走出大流行的重要指标。

　　拜登与普京，或者说北约与俄罗斯，反正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在进行立体博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当着到访基辅的拜登哭泣一番以后，在普京国情咨文结束，他如此回复，“因为赫尔松正在遭受炮击，因此无暇听普京国情咨文说了什么”。

张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