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刻意展示强硬，近年来成为包括加拿大在内一些西方国家的通病，这一方面是它们的对华认知和心态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们面对国内激进非理性政治势力以及华盛顿霸权的脆弱与软弱。要说“外国干预”，加拿大的确有不少，但它找错了方向，对它干预最大的实则是华盛顿。但这些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勇气和能力去纠正自身对华政策偏差和错误，对美国的压力更不敢有反抗，还往往采取纵容和迎合的态度。这导致了美西方对华外交集体性的退化和误入歧途，而加拿大在其中算是个典型。

　　对于申军良来说，这一刻来得有些太突然了。当天上午8点钟，他还与张维平的家属约了在广州增城见面，他希望了解亲属最后会面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梅姨”或尚未找到的3名被拐孩子的消息。

　　比如，目前“五一”、端午节假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4月20日就公开通报了10起典型问题，包括了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河北省廊坊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原书记谷正海，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原党委书记、总队长陈军等多人。

　　王晓东说，应该把这种“真正顶尖的、为全人类作贡献的探索性科研成果”当作国家的名片。人类的知识是有边界的，需要有一部分人去探索如何突破边界。“只有依靠好奇心和英雄主义驱动，才能去做这件事。社会需要营造一种支持英雄主义的科研环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涌现出重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这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根据教育部消息，当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田玉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保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负责人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有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苏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