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野马财经

　　上市公司纷纷“联姻”IPO企业。

　　“干了一年多的IPO项目，今日撤场了，已经很久没见到自己手上的项目‘瓜熟蒂落’了。”一位ID为“太乙里乙气真人”的前投行员工在小红书上感慨道。

　　近两年，IPO节奏明显放缓。截至2024年8月28日，A股市场已有348家企业撤回IPO申请，而新增受理项目仅35家。但这些在IPO路上失意的企业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转向“Plan B”——并购。

　　巧合的是，皓天科技和奥拉半导体都曾试图在科创板IPO，结果一前一后“折戟沉沙”。前者在2023年12月撤回上市申请，后者则在2024年5月撤回。

　　面对这些变化，投行人也开始重新调整工作方向。“未来投行的工作重心将向并购重组转移。一方面帮助上市公司寻找优质资产进行并购，另一方面协助那些想上市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曲线上市。”深圳北山常成基金投研院执行院长王兆江表示。

　　随着部分投行将工作重心转向并购重组，未能顺利IPO的企业与上市公司的联姻，是否会成为资本市场上演的好戏呢？

　　从IPO到被并购：

　　“双向奔赴”的故事

　　对于那些多次冲击IPO未果的企业，上市路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但资本市场远不止IPO一条赛道。面对撤回上市申请的现实，许多企业选择了另一条“通道”——通过并购实现资本“重生”。

　　皓天科技、奥拉半导体、嘉好股份、金源装备等一批曾在IPO路上“折戟”的企业，如今正通过并购重整旗鼓。据野马财经不完全统计，2024年至今，已有9家A股上市公司宣布收购这些IPO撤回企业的控股权，远超2023年的4家。

　　过去两年中，共有2例并购重组顺利完成，4例失败，另有7例仍在进行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选择并购的企业中不乏一些明星企业，它们正通过并购重组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具体看，与上市公司“联姻”的两家IPO公司，也各有各的优势。

　　皓天科技为一家专注于小分子药物领域CDMO/CRO服务的公司。从2020年至2022年，公司营收和净利润持续增长，其中，营收分别为1.41亿元、2.44亿元和2.88亿元，净利润则从970.38万元增长到4732.62万元

　　此外，皓天科技在一级市场的表现同样不俗。截至2022年末，皓天科技完成了六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济峰资本、创享投资、赣州春雨资产等知名机构，估值一度高达10.9亿元。

　　2023年6月，皓天科技申请科创板IPO。不过皓天科技于2023年12月主动申请撤回了IPO申请，并表示，主要是基于整体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考虑。其从申报受理到终止撤回不足6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皓天科技董事长、总经理薛吉军毕业于兰州大学，于2006年回到母校任教，目前为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教授。

　　或许是看中了皓天科技的潜力。8月28日，莫高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支付现金及增资相结合的方式，收购皓天科技51%的股权。预计交易完成后，皓天科技将成为其控股子公司。

　　对于此次重组，莫高股份表示，收购皓天科技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医药业务板块，丰富医药研发实力，结合公司业务现状及发展规划，拟通过并购方式拓展公司医药板块业务。

　　另一家被收购的公司——奥拉半导体，则聚焦于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研发，曾于2022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招股书》显示，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公司营收从4.05亿元增长至5.02亿元，但净利润却出现波动，分别为681.7万元、-10.96亿元、-4.66亿元。

　　2021年，奥拉半导体引入瑞业数金、宁波通商基金、中航信托、丝路华创、疆亘资本、弘毅投资等众多投资机构，估值高达100亿元。

　　2022年11月，奥拉半导体申报了科创板上市。不过，历时一年半之后，奥拉半导体最终在2024年5月撤回了上市申请。

　　股权结构上，奥拉半导体的控制权集中在王成栋父子手中。WANGYINGPU（王莹璞，王成栋之子）间接持有奥拉半导体50.27%的股份，王成栋间接持有奥拉半导体7.23%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成栋和王莹璞，合计持有57.5%的股份。

　　9月11日，双成药业发布公告，表示将以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奥拉半导体100%的股权，目前该重组正在进行中。

　　值得一提的是，王成栋、王莹璞父子正是双成药业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担任双成药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IPO企业纷纷选择“弃IPO转向并购”的背后，是IPO市场正在阶段性收紧。据wind数据显示，自2023年8月至2024年8月26日，A股IPO发行上市企业共计127家，同比减少290家，下降70%。

　　一位来自头部券商的投行人士张勇表示，2024年IPO数量大幅减少，背后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很多企业因未能满足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而被迫撤回IPO申请。例如，监管对关联交易、股东结构等细节的严格审查，导致一些公司担心暴露过多商业信息或不符合要求，主动选择撤回IPO。另一方面，市场环境低迷，资本市场面临“抽血效应”，即大量资金流向新上市公司，导致其他企业资金短缺，可能加剧市场压力。

　　此外，张勇提到，估值压力也是企业主动撤回IPO的原因之一。原本估值100亿元的公司，因市场和监管影响，可能最终只获60亿或70亿的估值，这让部分企业选择撤回上市申请。

　　上市公司、IPO撤否企业

　　为何“不谋而合”？

　　IPO撤否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看起来像是一场资本市场上的双赢“联姻”，但它背后的故事可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表示，IPO撤否企业因为短期内无法实现上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通过并购重组来达成资产证券化。对于不愿被收购的企业，就要选择不确定的等待政策对IPO松绑。但这种等待充满不确定性，且时间成本往往超出机构的承受范围。

　　与此同时，投行人士张勇也进一步解释，有些IPO撤否企业选择等待市场回暖再尝试IPO，而另一些企业转向并购重组。通过并购重组，这些企业可以确保此前VC和投资者的资金得到回收。如今，无论是券商、上下游企业，还是同行业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并购重组，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在IPO受限下的选择。

　　而驱动这些企业走向并购的背后，核心动力之一无疑是——资金。

　　另一位投行人士张晓丹表示，对于有些中小型科技企业或 “专精特新”公司来说，IPO失败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技术或产品缺乏竞争力。恰恰相反，这些公司往往具备非常强的技术壁垒。但IPO失败，会让其资金流断裂，企业的研发、扩展计划也会陷入僵局。

　　皓天科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家小分子药物研发企业在2020年至2022年间的研发投入从1410万元跃升至2880万元。

　　公司原本计划通过IPO募集8.23亿元，以支持其新药研发、生产线扩建及其他运营项目。如今公司IPO搁浅，这笔募资便成了“泡影”。

　　同样的，嘉好股份原本打算募集资金4.09亿元，计划分别用于热熔压敏胶生产扩建项目、热熔压敏胶研发及配套仓储扩建项目、营销网络建设、补充营运资金等。但IPO申请撤回后，也无法实现这一募资目标。

　　这种情况下，并购成了快速、有效的资金补给方式。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提到，并购能够快速获得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资源，加速企业发展。并购的主要动机包括获取新技术或产品以增强竞争力、进入新市场或巩固市场地位、实现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等。

　　除了募资计划“泡汤”外，IPO撤否企业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头疼的 问题——对赌协议。

　　所谓对赌协议，就是让企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达成上市目标或盈利指标，否则创始人就得面临股权回购任务。

　　据财经新媒体“钛媒体”报道称，2024年8月30日，号称中国“英伟达”的国产GPU厂商象帝先宣布解散。尽管公司曾融资25亿元，估值一度高达150亿元，但因未能履行与投资方签订的B轮5亿元对赌协议条款，遭股东起诉，账户被冻结，最终全体员工解约。

　　对于那些一直无法顺利IPO的企业来说，这可是一场输不起的“赌局”。

　　嘉好股份也面临类似的处境。公司实控人史云霓与投资机构签署的对赌协议，规定如果到2023年12月31日未能完成合格IPO，股东有权要求回购股份。

　　嘉好股份曾表示，如果相关股权回购条款被触发执行，各投资人股东要求史云霓回购其所持全部股权，史云霓应支付的股权回购金额合计7839.77万元。但值得一提的是，公司2022年净利润还不到3000万。

　　“对于面临对赌协议失败压力的企业，并购是一种可以选择的退出方式。”柏文喜表示。

　　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并购这些“优质资产”也成了一次难得的“抄底”机会。

　　投行人士张勇解释道，许多IPO撤否企业的估值在市场下行时被大幅压低，这种时候，“财大气粗”的公司正好出手捡便宜。原本估值100亿的公司，可能在并购时只需付出六七十亿，碰到这样的“折扣”，上市公司自然不会错过。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也表示，这些IPO撤否企业虽然没有能够顺利上市，但仍旧有一些是优质资产，对上市公司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而根据《招股书》可知，嘉好股份拟发行不超过2526万股，发行比例为25%，募集资金4.09亿元，其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1.01亿股。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嘉好股份IPO申请时的估值为16.36亿元。

　　这相当于硅宝科技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就拿下了嘉好股份，这场并购可以说是捡到了一个“打折大礼包”。

此外，“光伏龙头企业”通威股份拟斥资不超过50亿元，取得润阳股份不低于51%的股权，这也成为光伏行业迄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润阳股份的估值一度高达400亿元。

9月12日，据“财联社”报道称，润阳股份国内主要的电池生产基地目前陷入停摆。从今年7月开始，润阳盐城电池工厂——江苏润阳世纪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润阳世纪”）逐渐减产，并在9月初宣布放假。

　　来源：润阳世纪 截图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并购不仅仅是“捡便宜”，更是一种实现业务转型和多元化的手段。柏文喜进一步表示，上市公司选择并购IPO撤否企业，是因为看到了这些企业潜在的价值和成长性，或者希望通过并购实现业务多元化和风险分散。

　　其中，收购奥拉半导体的上市公司双成药业就面临一些业绩压力。2024年半年报显示，双成药业在2024年上半年亏损了2422万元，此前双成药业已连续四年亏损。

　　对于收购奥拉半导体，双成药业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半导体行业中的模拟芯片及数模混合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业务，并在未来择机剥离医药类相关资产。

　　此外，收购嘉好股份的上市公司硅宝科技也曾表示，嘉好股份是优质标的，其在技术、产品、市场和地域等方面与嘉好股份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进而提升公司在高端密封粘接材料行业的竞争优势。

　　上市公司“牵手”IPO撤否企业

　　是段好“姻缘”吗？

　　双成药业通过并购奥拉半导体，从医药行业进军半导体行业；而莫高股份则通过收购皓天科技，从葡萄酒业务跨界进军医药领域。这些跨界并购案例虽然看似充满潜力，但也往往伴随着不小的挑战。

　　宋清辉对此分析道，跨行业并购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将来可能会面临业务整合、团队磨合、不能突破行业壁垒等多项挑战。若公司不能顺利整合资源和产生战略协同效应，也可能会进一步拖累业绩，甚至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柏文喜也表示，跨行业并购可能会带来整合上的挑战，如不同行业间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市场策略等可能存在差异。战略协同方面，需要找到两个行业之间的共同点和互补性，以实现协同效应。

　　除了管理上的挑战，估值问题也是并购中的一个常见难题。奥拉半导体和皓天科技曾经的估值高达100亿元和10.9亿元，而发起并购的双成药业和莫高股份市值则分别为20亿元和12亿元左右。上市企业的市值远低于或略高于被并购的IPO撤否企业。

　　对此，柏文喜认为，在“蛇吞象”式的并购中，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估值分歧问题，如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等多种估值方法，或者通过谈判协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同时，可以考虑使用股票交换、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等灵活的支付方式来平衡双方的利益。

　　但在宋清辉看来，解决估值分歧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要确保并购双方都有竞争力很强的某个领域，并且这两个领域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如若不然估值分歧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

　　并购就像是一场豪赌，赌的是谁能笑到最后。上市公司和IPO撤否企业的“联姻”，看似是资本市场的华丽操作，实则还面临着接下来整合的考验。到底是“强强联合”还是“再添波折”，或许时间会给出答案。

　　你怎么看待IPO撤否企业“再就业”的故事？

责任编辑：杨红卜

黄士新（记者 许俊来）09月22日,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黄士新（记者 王翔顺）09月22日,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关于“叶县强拆果园”的话题冲上了热搜。9月19日，多位网民发文质疑平顶山市叶县副县长胡炜哲履历信息，百度百科资料曾显示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年仅14岁。此前，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返乡创业大学生贾柯的梨园，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被当地政府在未谈妥补偿方案情况下强制执行。贾柯称，今年4月2日，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集结了公安、交通执法、镇政府等部门四百余人，非法强拆他苦心经营近十年的7亩梨园。9月19日在媒体采访时，贾柯回忆称，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对此，9月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通报截图。来源：“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叶县强拆果园”事件陷入了三大争议。争议一：副县长履历受质疑随着事件的发酵，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履历受到网民质疑。据其履历，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最早版本的百度百科资料显示其于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时年仅14岁。修改后，胡炜哲于1988.03-1999.12在新华区人大工作，期间1993.03-1995.07在平顶山师专法律专业学习。胡炜哲的履历。此后，胡炜哲担任过新华区焦店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副组长等职，在2015年10月任新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2019年4月任中共新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21年8月至今任中共叶县县委常委，叶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按修改后进行计算年龄，胡炜哲仍存在参加工作时未满18周岁的疑点。对此，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具体情况，并将结果进行答复。争议二：暴力拆迁是否违法？事件的第二个争议点是，在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能否强制拆除他人私有财产？强制拆除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这些疑问仍待进一步解答。据了解，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他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1年，贾柯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需征用果园的7亩土地。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在此消息传出之后，从2022年开始，便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当地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然而，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双方尚未达成共识。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他于2023年6月14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梨树。通知明确，如逾期不清理，镇政府将予以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贾柯自行承担。贾柯告诉媒体，政府下达限期清理通知后，他把任店镇镇政府起诉到了法院。接到开庭应诉通知后，2023年9月6日，任店镇人民政府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了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争议三：赔付金额该为多少？事件的第三个争议点，是赔付金额。9月19日，贾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柯曾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6倍有多。征地拆迁，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日益完善，强拆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有所下降。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据悉，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柯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极目新闻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袁三慧说。（时代财经阿力米热综合新京报、极目新闻、封面新闻、中国交通广播、大皖新闻、九派新闻）

泽连斯基下达了新命令，让本就不乐观的乌克兰国内局势“雪上加霜”，迫使年轻人大量逃往国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份得到了2万5千人同意的请愿书将提交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审议。这份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乌克兰政府将征兵的年龄上限从60岁降低至50岁，以改变国内的经济状况。【平民逃离战场】自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住房、基础设施、工商业等多方面的损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突破6000亿美元。此外，乌克兰作为农业大国，战争导致农田无法耕种，不仅影响粮食生产和出口，还会波及全球粮食安全，再加上国内的交通网络、教育和医疗机构遭受重创，影响了基本服务和经济活动，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外逃现象。这还没完，根据之前的公开信息，乌克兰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甚至连发放公务员工资都要依赖国际援助。更严重的是，哪怕战争立刻停止，乌方预计需要7000多亿美元的投入才能重建乌克兰，而看不到任何战争结束的迹象，也让乌克兰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不明朗。【乌克兰民众抗议游行】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乌克兰强行征兵，尤其是在面临紧急国家安全威胁或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虽然能够迅速增强军事力量，但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征召大量平民，会极大程度的增加民众的心理压力和不安情绪，再加上大规模征兵减少了劳动力供应，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次乌克兰的征兵行动中，大量征召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多个行业出现人力资源短缺，影响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更何况这种强行征调的行为就仿佛是“饮鸩止渴”一般，只能在短期缓解兵源短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乌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问题。据乌克兰政府高层表示，一些地方上的征兵中心会为了完成任务，招募很多根本不符合要求的人。这些被强行召集的新兵本身作战意志就不算坚定，再加上训练时间被严重压缩，新兵缺乏足够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知识，甚至还会反过来影响军队的整体作战效率和战斗力。【乌克兰士兵】此外，大规模的征兵还骤然增加了乌军的后勤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装备、医疗和食品供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所有人员得到有效供给和妥善照顾成为乌军要面临的新挑战。以上的种种原因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乌克兰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往国外，此前由英国媒体报道称，早在强加征兵前，已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民众逃往国外。就在民众请求降低征兵年龄上限的请愿书递交的同时，一辆载有应征入伍的乌克兰人的卡车在逃跑时被拦截，而这只不过是乌克兰逃亡者的一个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