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疗机构而言，这起事件是一次严厉的提醒：要保护患者隐私就得看好患者病历，要看好患者病历就得防好“内鬼”，要防好“内鬼”就得守好相关“硬杠杠”。
果然有“内鬼”！当人们对逝者周海媚个人隐私被泄露一事深感愤怒，并纷纷把矛头指向涉事医院内部的时候，一则通报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根据北京顺义警方12 月14日发布的情况通报，泄露周海媚就医信息的是涉事医院职工符某某。他出于炫耀目的，利用工作之便，将周海媚的个人病历拍照发至微信群，导致信息扩散。目前，符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无论符某某最终受到怎样的惩罚，涉事医院都难辞其咎。符某某是医院的职工，患者病历是他在医院里拍的，涉事医院至少有管控不力之责。
涉事医院不会不知道患者病历该怎么管。《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早就划定“硬杠杠”：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病历管理制度，设置病案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病历和病案管理工作。任何人不得随意涂改病历，严禁伪造、隐匿、销毁、抢夺、窃取病历。医务人员应当严格保护患者隐私，禁止以非医疗、教学、研究目的泄露患者的病历资料。除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医务人员，以及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或者医疗机构授权的负责病案管理、医疗管理的部门或者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查阅患者病历。
毫无疑问，涉事医院在病历管理上出现了问题。不管问题有多少、是什么，人们都有理由发问：涉事者符某某究竟是干什么的？他是怎么拍到周海媚的病历的？如果他是病历管理人员，那他就是“监守自盗”。如果他不是病历管理人员，那他是否具有查看患者病历的资格和条件？如果他没有这种资格和条件，那他为什么能看到患者病历？“内鬼”是否不止一个？
这样看来，符某某一个人并不能“扛下所有”。接下来，涉事医院及其病历管理人员也应该被严肃问责。
前述病毒学家认为，国内对于一些离应用很近的新冠防治药物，要加快审批。金冬雁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第五波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及时给高危患者提供口服抗病毒药物。研究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在确诊后口服抗病毒药，死亡率可以下降76%。
西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谭宗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18年10月，他们开始在2018级本科新生中遴选首个监察法学实验班，选拔40名新生组建法学（监察法方向）实验班，采取校内导师和实务导师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已连续培养四届，“我校依托法学学科优势，吸收党内法规、纪律检查、监察调查等校内相关研究力量，并在纪检监察实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初步完成了监察法学科体系与本科、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他透露，西南政法大学申请2023年开始招收纪检监察专业本科的申报材料已经教育部公示，目前正积极争取成为新兴的纪检监察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但实际情况是，在香港第五波疫情早期，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在短时间内增至5万多，香港医疗体系迅速崩溃，高峰时，单日曾有约1500人在急症室外等候入院，等待时间一度超过8小时。在空地和停车场等候的这些患者中，很多都是高龄老人，送至医院时情况已经危急，即使医院超负荷运转，也无法及时处置所有病人，压力巨大。与此同时，重症和死亡数字在上升，正常诊疗也受到严重影响。
对防控工作一线代表，孙春兰指出，要充实基层专业防控力量，强化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分级诊疗，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服务，推动各项优化措施落地见效，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加良表示，这种身兼两职、同时取酬的行为并不一定违法，具体认定得看李铁一方签的合同类型以及权利义务安排。
前述病毒学家说，分流患者时的重要依据应该是其临床症状，再结合Ct值判断。感染者如果病毒载量太高，就可能发展为重症。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有没有基础疾病、年龄等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综合考量后，可以决定感染者是否入院和收治。“症状轻和Ct值高的人，就可以居家。”金冬雁也提到，应重点关注Ct值在20以下的患者，这些人的病毒载量很高，传染性特别强，应加强管控。
陈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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