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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币圈大事件！“前华人首富”赵长鹏确认即将出狱）

澎湃新闻记者从叶楚梅同志亲友处获悉，叶剑英元帅长女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公开资料显示，叶楚梅，叶剑英长女，1928年在香港出生，从出生到1937年九年间，与叶剑英始终分隔两地，无从见面。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叶剑英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1948年，叶楚梅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图为蜡烛 资料图回国后，叶楚梅曾担任原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等职务。叶楚梅的丈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此前报道，叶剑英1946年12月6日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中曾送女儿一首诗《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其时，叶楚梅在莫斯科财经学院读书，而叶剑英则担任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谈判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但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2月，叶剑英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最后一批人员返回延安，军事调处执行部宣告结束。虽然此时距内战全面爆发不过半年时间，对于我方而言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但叶剑英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我方必胜的信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为下一辈能参与“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也期许他们能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5月27日，叶剑英在写给叶楚梅的信中，再次热情洋溢地写道：“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8200部队士兵处理数据以军总参谋长：“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有以色列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认为此次爆炸事件对真主党的精锐拉德万部队造成了“重大伤害”，其大部分领导人丧失了行动能力。此外有报道称，手机、太阳能系统设备、指纹识别器等多种电子设备也在两天内爆炸，造成进一步破坏。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预计将在19日发表全国演讲，这是爆炸事件后，他发表的首次演讲。外界普遍预期，他将在演讲中谴责以色列，并宣布大规模报复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访问了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并表示，随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以色列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北部战线。他提到真主党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强调以色列需要“考虑所有作战可能性”。当天，以色列将参与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第98师调往北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也警告称，“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他还表示，“每当我们达到某个阶段，我们就准备好强行推进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在每个阶段，真主党都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据报道，以色列在此次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未提供详细内容。报道称，尽管加兰特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7日早上通了电话，但美国直到爆炸消息公开后才确认以色列已实施该行动。从华盛顿飞往开罗的途中，震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外交官们在飞机电视屏幕上观看了新闻播报。▲黎巴嫩人哀悼爆炸事件中的死者以“8200部队”或主导袭击其与摩萨德合作超过1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寻呼机袭击”，使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辖下精锐网络战专门部队8200部队成为关注焦点。一名西方安全机构消息人士称，8200部队不仅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起策划了9月17日和18日的爆炸袭击，且在行动计划阶段，8200部队负责实验如何将小型爆炸物有效植入通信设备。消息人士透露，8200部队为此次行动已经与摩萨德合作了超过1年。然而，以色列军方拒绝对8200部队的参与发表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也未对媒体的询问作出回应。公开信息显示，8200部队起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成立的早期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专门负责网络战，并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机构合作。其活动通常高度机密，范围从信号情报到数据挖掘，保护国家网络到渗透其他国家。其成员以极高的智力水平和年轻化闻名，据称是以军高层亲自挑选的精英组成。以色列军方轰炸加沙时使用了一款名为“薰衣草（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打击目标的错误率极高，轰炸的附带伤害也十分恐怖。有报告称，该程序正是由8200部队开发。此外，8200部队还被认为参与了多次境外网络行动，其中包括2010年通过“震网”病毒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红星新闻相关报道：以军事情报局8200部队开发的“薰衣草”或导致加沙大量平民伤亡，其退役人员在美国硅谷受到欢迎）设立空壳公司出售植入爆炸物的“特殊产品”12名听取了袭击情况汇报的以色列现任和前任国防和情报官员表示，这些带有爆炸物的装置是由以色列直接制造并提供给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称这次行动复杂且耗时。据称，以色列多年前通过设立空壳公司来实施这项计划，成功向真主党出售了数千台从制造阶段便已被植入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特殊产品”。当地时间9月17日，在真主党据点附近，数千台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导致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虽然大多数受害者为真主党成员，但也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爆炸后的寻呼机残骸上贴有金阿波罗公司的标签。专家猜测，可能是在寻呼机运送给真主党的过程中，有人植入了爆炸装置。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许清光表示，该寻呼机是由匈牙利公司BAC负责制造，金阿波罗仅通过许可协议允许使用其商标。▲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BAC公司否认制造了这些寻呼机，并表示其只是一个中介公司。然而，据知情的情报官员透露，BAC实际上是以色列为制造掩护而设立的空壳公司，真正制造寻呼机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三名情报官员称，以色列为此至少创建了至少3家空壳公司。据称，以色列的目标是向真主党出售特制寻呼机，这些寻呼机电池中含有威力强大的高能炸药PETN。自2022年夏天起，这些设备就已开始少量供应给真主党。以色列于9月17日下达了激活这些寻呼机的命令，并在爆炸前故意发出了看似由真主党高层领导发出的阿拉伯语信息。此外，真主党因担心手机被以色列黑客入侵，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越来越依赖寻呼机进行通信，这可能为此次以色列袭击提供了可乘之机。真主党在今年夏天进口了数千台寻呼机，许多设备被分发给真主党及其支持者。18日发生的对讲机爆炸也有蹊跷。对讲机的外观是日本公司ICOM生产的IC-V82型号外观，但ICOM于19日声称，这款型号的销售大约在10年前已经结束，相关电池也已停止生产。ICOM还表示，爆炸的对讲机没有防伪标识，因此无法确认是否为其出厂的产品。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 综合央视新闻（总台记者 王寅）等编辑 郭庄 责编 冯玲玲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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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正在新闻热点组近日，网传24届应届生因拒绝公司周末组织的10公里跑步活动被辞退一事，引发网友关注。9月20日，《正在新闻》电联了被辞退的当事人张先生。张先生表示，自己是24届应届生，于7月22日入职北京易点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易点淘公司”）的岗位，9月4日收到该公司单方面的解除劳动通知书。公司在聊天群组织员工下班后户外跑步9月12日，张先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目前正在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表示，他在职的43天里，北京易点淘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第一次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时间在户外跑步5公里。第二次在8月31日（周六），公司组织员工早上7点在某公园集合，进行户外跑步10公里的活动。张先生因为身体疲惫，未去参与8月31日的跑步活动，9月3日，就被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张先生向《正在新闻》提供了约谈的录音。录音中，朱先生表示，组织大家跑步也是增强大家战斗力凝聚力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自主地去报名公司的跑步活动，背后（目的）也是一种筛选，筛选出一些主动性比较强的员工。同时朱先生表示，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是张先生缺乏主动思考，没有管理的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的要求。同日，《正在新闻》致电了北京易点淘公司的城市经理朱先生，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目前公司与张先生处在一个劳动纠纷的过程中，相关的情况以后续劳动仲裁委员会判决为准。相关新闻管培生拒绝周末跑10公里被辞退，当事人：已连续加班12天近日，一则关于“应届生因拒绝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当事人张先生发帖称，他于2024年7月22日入职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管培生一职，不料在短短43天的工作期间，因连续两次拒绝参加公司组织跑步活动，最终于9月4日收到了公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张先生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关于职场权益、企业文化及劳动法规的热议。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据他介绍，入职该公司后，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活动。第一次是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后进行5公里的户外跑步；第二次则安排在8月31日（周六）早上7点，要求员工到某公园集合进行10公里的户外跑步。张先生表示，由于连续高强度加班12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身体疲惫不堪，因此在第二次活动当天未能参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定竟成了他被辞退的导火索。张先生询问跑步的目的张先生透露，9月3日，他被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在约谈过程中，朱先生表示组织跑步活动是为了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让员工自主报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筛选主动性较强员工的方式。朱先生还指出，张先生拒绝参加跑步活动反映出其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生的要求。对于这一解释，张先生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拒绝跑步活动是基于个人身体状况的考虑，并非对公司文化或团队活动的不尊重。张先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事件发生后，张先生于9月12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目前案件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向媒体提供了约谈的录音作为证据，录音中朱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和解释。记者致电该公司城市经理朱先生求证时，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相关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准。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有网友对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公司不应将员工的个人选择与工作能力挂钩，更不应以此为由辞退员工；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员工应积极参与其中。网友发表评论截图媒体时评企业得回答“灵魂”三问实话，在非工作时间组织员工搞活动的企业，现实中并不少见。虽然员工有权利拒绝，但是多数时候只能选择被迫服从。但哪怕如此，审视涉事企业的做法，依然让人忍不住质疑，甚至质问。其一，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10公里？稍微有点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既不科学也不健康，很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或是心率加快引发其他意外。体育锻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见风险意识之差。其二，周末到底属于员工还是属于公司？在大小周已经遭遇持续性的批判，或是提高加班福利、把选择权交给员工的语境下，这个答案恐怕不难得出。如果这个问题涉事企业回答不上来，或者没有明确、合法的考勤制度来解释，那么就不妨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三，辞退涉事管培生的理由合法、充分吗？一般来说，企业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包括试用期员工、管培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果是当事人专业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岗位工作，或者违反公司合法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拒绝参加公司周末组织的长跑活动被辞退，未免牵强。管培生当然应该接受企业的管理，但绝不代表要无条件接受企业的无理要求，甚至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要求。管培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权利人，是一个有着自身正当权益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任意拿捏、揉搓的工具人。这起事件暴露出当下职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企业缺乏边界意识，随意支配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而不自知；漠视员工权益，嘴上说“大家主动报名”，实际上却是变相强制、秋后算账；企业文化落后，有着浓厚的传统家长制思维，管理常常超越雇佣关系。 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