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21日电(郎朗 王昊 赵一凡)几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江平说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活到90岁。12月19日，这位94岁的老人去世了，此时距离他的下一个生日只有不到10天时间。

　　在大家的印象里，江平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是中国政法大学学子们的“老校长”。而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一个呐喊者。在他眼中，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不可逆转，自己“能喊就喊几嗓子，加快这进程”。

　　呐喊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这应该不是青年时代的江平预设到的那个未来。彼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这一职业确实与他自身的性格非常契合。但命运的神奇之处在于未知，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笔没有用来著文章，而是写下无数法条。

　　“我的良知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就努力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江平曾这样自我剖析。在时代的洪流里，他用自己的呐喊，为人们发声。

　　1951年，高等教育部首次组织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首批300多人就包括江平在内。这段近五年的留学经历，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法学理念，也成为他能够深刻影响中国法学界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

　　后来，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大量经济活动的涌现 和新型业态的出现带来机遇，也令相关立法规范与保障迫在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民法四杰”之一，参与制定了《民法通则》，这被视作将西方的民法内容引入中国，使得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上世纪90年代，江平主持起草了《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而在公开采访中，江平曾表示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法律是《行政诉讼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开始出现“民告官”的现象。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组组长，江平经过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法律的名字或有耳闻，具体法条可能了解得并不那么清晰。但江平参与制定的一系列法律，确确实实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在江平看来这是自己的使命，也是他后来教授的每个学生、每个法律人的使命。

　　法学教育家

　　如今，江平不做校长很多年了。其实他当年真正做校长的时间也只有两年。

　　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里，大家都会唤他一声“老校长”。几乎每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新生，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认识这位“永远的校长”。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比起立法，其实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在教书育人。

　　一身黑色大衣，戴一顶灯芯绒礼帽，气度不凡——这是很多学生对他的印象。

　　为了听他晚上的一场讲座，很多学生不吃晚饭从下午就赶去教室占座位，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连三面走廊都会站满密密麻麻的学生。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他用简洁凝练、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高深晦涩的法律概念，即使不是学法律的学生，也能听得懂。

　　为了鼓励更多学子投入到法治梦想之中，2000年开始，江平设立了民商法奖学金，带头拿出了多年的积蓄，捐出50万元。在90岁生日时，江平为这个奖项捐出500万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些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律师、法学教授，都曾师从江平。

　　“在某种程度上，我心中的职业理想与法治信念是江平先生播种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翔说，每当自己陷入职业的虚无与犬儒，都会想起江平手书的那四个大字：法治天下。

　　这是江平的梦想，也是大多数法律人的梦想。

　　他曾在全国律师大会上这样说起中国律师的使命：“作为律师，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参会的律师回忆，好多人闻之动容。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80多岁高龄依然在带博士生。当年为了成为他真正的学生，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波考了6年，做这个决定时他已经32岁了，在地方政法委担任副处长。“完全就是因为江先生的人格感召力，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支柱，满怀法治理想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则认为，江平教授成了一种方式：一个人或许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却可以选择在任何时代下坚守本心和捍卫使命。“我想这也是江老师留给我们每个法律人的精神遗产。”

　　或有形或无形，或熟识或浅知，学子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得他。每年新生入学时，总会有人看到一些学长姐的文化衫上，写着江平在将近30年前手书的那句话：只向真理低头。

　　孩子们确实在不知不觉间，听到了这呐喊的第一句。

　　金石留此声

　　作为一生的呐喊者，江平也有过一段无声的时刻。79岁那年，一次中风让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吓坏了众多学生。

　　年龄和身体问题交替着提醒他，自己不再是一个能拼尽全力呐喊的年轻人了。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地发出一声叹息。但没过多久，大病初愈的江平执拗地起身，开始以更高频率现身发声，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自那以后，他对于时间的珍惜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方面是要跑赢生命与时间，另一方面，或许是源自于一份孤独。

　　80岁前后，江平曾出过一本自述。书籍的内容整理者陈夏红觉得，表面看来，江平不是孤独的人。

　　他家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一些小饰物，细看才见上面都有字，一个获什么称号的小金杯，还有他70、75寿辰的礼物：一个水晶小座，一个有他照片的瓷盘，几张照片。东西都不贵，但有敬爱在其中。小物什森森立着，样样都骄傲挺拔，他们是“江平的奖品”，是有形的“鲜花与掌声”。

　　但在实质上，他又异常孤独。最大的孤独在于，他习惯了独自呐喊的日子，他不懈地呐喊，说出我们这个社会极其匮乏的常识。可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有人应和，如同在空旷的山谷中声嘶力竭地大喝一嗓子，没有得到任何回声。

　　时间带走了他的力量，也会带来一些收获和馈赠。今年5月，江平奖学金颁奖典礼的那一晚，江平带着衰老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出席。颁奖典礼结束后，他和获奖的同学们一起合影，孩子们在他身后站了三排，紧紧地围在他身边。

　　江平的去世，也冥冥中成了他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让还来不及认识他的大众看到，有那么多如今走在法律一线的学者与律师，以各种形式践行着他的理念与思想，幽谷有回声。

　　这声音又或许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力量，早就留在了金石之间。

　　北京前几日的雪未竟消融，冷风搅着树上的残雪，叩着蓟门桥畔的一块石碑，曳着写满悼念的鲜花。石碑上刻的是江平的理念与信条，“法治天下”。

　　路过这块石碑，法大的学生们要去图书馆里准备期末复习了。图书馆里有一座《民法典》纪念鼎，鼎后的铭文是江平撰写的，“斯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法治是基石……《民法典》行，当仿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以阕庄严。是为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