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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观察者网消息，“整点现实的吧。”听到又有人琢磨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官员也有点不耐烦了。据路透社9月18日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呼吁扩员联合国安理会，并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应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日对此回应时坦承，有人老想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斯图布9月17日在赫尔辛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报道称，主导芬兰外交政策的斯图布在1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为改革发声。本次联大将讨论有关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斯图布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他对路透社说。斯图布称，任何从事“非法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比如说眼下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都应当被踢出安理会。他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超出了小成员国通常谈论的范围”，但是大国是不会提议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只会空谈，不会付诸行动。”他称，希望其他国家能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之前帮助推进这一计划。“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而我们不想要那样。”他说。曾担任芬兰总理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斯图布今年3月就任总统。他敦促各国支持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的限制。“我们需要松开那只手，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他还称，自己不相信俄罗斯会升级核威胁，尽管俄方使用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但全球南方和中国基本上告诉普京不要这么做”。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值理事国组成。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变更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案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批准，包括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米勒1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美国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在美国国务院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马修·米勒提及斯图布的言论。米勒说，在整个俄乌冲突的不同阶段，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呼吁曾多次出现，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凡你看一下联合国章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实现的事情……我就是想说，那太难实现了。”“但你们……那这事有没有可能呢……”这名记者追问。“我们整点现实的东西吧，别搞那些不可能的事。”米勒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屡屡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和权利“蠢蠢欲动”。2022年3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称，在俄乌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英国首相府也曾对媒体称，英国政府对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持开放态度。此后，泽连斯基多次就“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一事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去年3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曾对法新社称，她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她同时也承认，《联合国宪章》“不允许改变俄罗斯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方回应“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 资料图俄罗斯方面多次回应说，那些呼吁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根本毫无可能性，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将某个国家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应在安理会的建议下进行，而安理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俄罗斯将动用否决权。路透社提到，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格林菲尔德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她同时强调，美国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路透社报道认为，格林菲尔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俞敏洪和李斌的“围炉夜话”。题图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任娅斐编辑｜马吉英图片来源｜受访者镜头下的慕士塔格峰很美。偶遇劲风，沙砾扬起，但过后风停云散，雪山在云海之间若隐若现。一张蛋卷桌、两张座椅、一个火炉，9月16日下午，俞敏洪和李斌的“围炉夜话”就这样开始了。故事是从两人第一次徒步开始的。12年前，俞敏洪和李斌组织朋友重走“玄奘之路”。120公里的路程，他们只能勉强背几瓶水，但李斌觉得重量不够，额外装了五块板砖。徒步结束时，他却第一个冲到了终点。这让俞敏洪大为所惊，也让他重新认识李斌。2014年，李斌拉上雷军、刘强东、马化腾、张磊、李想等人创立蔚来，开启第三次创业，俞敏洪也拿出真金白银，支持李斌。迄今为止，蔚来已在全球募资接近190亿美元。但回顾这段创业，李斌仍心有余悸，他称2018年蔚来赴美上市，本来计划在美国市场募资10亿美元，由于外部环境原因，最终仅获得J.P.摩根旗下一家资产公司提供的6000万美元。一年之后，蔚来陷入低谷，股价一度徘徊在2美元左右。为了避免更多损失，俞敏洪的投资经理瞒着他全部出清。俞敏洪知道后把他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又将股票全数买了回来。后来，股价涨到了50多美元，俞敏洪还自掏腰包买了不少车送给朋友。现在，蔚来虽然走出了ICU，但李斌又面临着不一样的压力。今年8月，蔚来交付新车20176辆，1~8月，累计交付12.81万辆汽车，同比增长35.8%。在经营层面，据统计，2018年~2023年，蔚来累计亏损金额达到866亿元。换电业务是一项重资产，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但李斌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过程中如果有些问题，就去解决。在这场对谈中，俞敏洪和李斌还谈到了成长经历、创业感悟、网暴以及对人性的观察和体悟。以下是本次对话精彩观点：1.喜欢创业的人，不管个性是温柔的还是坚强的，都喜欢迎接挑战，不断挑战自己，寻找新的机遇。2.做好事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为有些人本身就不想支持你。3.当你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仍然选择拥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4.人有时候被误解、曲解、消费，都是有意义的。5.创业者需要坚强的心。不管内部外部出什么问题都要坚定地做下去，对未来和对人性都要抱有美好的愿望。6.让人家去理解你，那是很难的，全世界都不欠你一个理解，你也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关键是能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以下为俞敏洪和李斌的对话整理（有删减）：俞敏洪：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重新认识李斌的开始。我原来一直觉得他有点“公子哥”，因为他很潇洒，那时候他没有做蔚来。我们两个组织朋友去戈壁滩走玄奘之路，有120公里，走三天还是四天。李斌：五天。2012年9月10日至9月15日，但走的话可能是四天。俞敏洪：因为前后还有两天准备。120公里，我们什么都不想背，勉强背几瓶水，而且这四天晚上我们俩一直住同一个帐篷。第一天晚上，他掏帐篷用品，结果掏出五块板砖。我印象太深了。他觉得背的重量不够，放了板砖，一放放了四天，最后他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这是我重新认识他的开始。那场旅行也证明了我们俩的个性不太一样，他背着那么重的包，最后一天第一个冲到了终点，我比他晚到了至少5个小时。李斌：做蔚来之前，我确实经常登山徒步，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比如去梅里雪山，有一次一天走了30多公里，虽然海拔也高，但我还是喜欢自己背东西。俞敏洪：所以我做大事做不过他，但是我组织一群人一起玩还是有经验的。李斌：我其实会给自己上点难度，但没有那么难。当时我们俩是住一个帐篷，我们那时候晚上还在聊天，真的是“夜聊”。俞敏洪：外面狂风呼啸，我们在里面聊天，友谊就是在路上建立起来的。李斌：你是1991年创业？俞敏洪：对。李斌：我其实算1992年开始去打工。俞敏洪：1992年你才大一吧。李斌：对，军训了一年。俞敏洪：你在北大5年，加上军训，之后你就开始做生意了，你怎么会做生意呢？李斌：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一开始没有那么明确，但我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带同学们到处玩。后来我病了一个月，出来以后发现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就思考，觉得应该创业。1992年，商业的氛围开始起来了，你不也是那时候开始创业吗？我那时候在学校里看到你们很多广告。俞敏洪：是，三角地贴满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的招生广告。李斌：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做计算机方向的（事情），我就去学计算机。后来通过打工赚钱，大一买了一台电脑。俞敏洪：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创业时有一台台式电脑，但都是员工用，那时候我还不会用电脑。我第一次用手提电脑应该是1996年，那时候手提电脑还很厚。李斌：后面就这么创业，一直创业，1996年在学校搞了个自己的公司。俞敏洪：易车不是你的第一次创业？李斌：不是的，第一次创业是南极科技，在中国帮别人注册域名。1996年（这个模式）还算是挺新的，那时我才22岁，还没毕业。当时出国潮很热，我们三个同学创办了这个公司，一起挣了一笔钱。俞敏洪：那笔钱是谁给你们的？当时也没有创投。李斌：都是大家上学编软件挣的钱，我自己打工也挣了一些钱，放在一块儿，花了30万注册公司。后来搞了一年，他们都出国了，就剩我一个人。到了1997年，公司有几十个人，一个月大概花二三十万，但是也能收入二三十万。当时有人介绍IDG，问他们能不能投，他们说这4个人在美国搞一些服务器都能干，没啥门槛，我当时被这个话吓到了。后来我们和李国庆搞了一个公司，做图书行业的数据库，就是当当的前身，我就去做这个公司的CEO了。俞敏洪：易车是什么时候做的？李斌：易车是2000年做的，当时我觉得中国将来一定会卖很多车，（大家）一定会在网上买。俞敏洪：你如果不做易车，我估计就不会有蔚来了。李斌：（易车）是汽车互联网的视角，2000年去做肯定是太早了。2000年中国私家车全国一年就卖30多万台，但今天新疆一年就卖40多万台。所以2000年的时候很惨的，互联网泡沫破裂，而且后来我个人还欠了400多万的债，把钱都还给投资人了。俞敏洪：那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互联网。李斌：（互联网）泡沫破灭，绝对没有任何人看好，我就用了几年时间把钱挣出来还给投资人，至少投资人一分钱都没损失，让他们都退出了。俞敏洪：我们那次去徒步时，你还没有做蔚来的想法，后来怎么想到要成立蔚来？李斌：因为2012年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总之，2012年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俞敏洪：你当时预料到做蔚来需要这么大的投入吗？李斌：那肯定。俞敏洪：那你怎么有把握最后能拿到这么多钱？李斌：那不是有你支持吗？俞敏洪：我才支持一滴水，你要的是一个海洋。为什么一开始要把蔚来汽车的标准定得那么高？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在未来才能发生作用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全国设那么多蔚来服务站，做那么多换电站，现在还要在全中国推县县通，这些东西都是投入。你刚开始的客户没有那么多，也不一定都在全国，包括现在我们总共加起来卖的车也没有破百万。这种超前行为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你超前超得恰到好处；一个是太超前了，就变成先烈了，你是2019年的时候差一点就变成先烈了。为什么要这样？当时我都做好了一分钱都收不回来的打算了。李斌：从绝望里寻找希望。我觉得创业有很多种打开方式，2014年、2015年那个时间点，我选择的打开方式肯定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第一笔投资是3亿美元，我自己真金白银出了一半，所以我在蔚来的股份到目前为止，除了后面上市以后的一些期权以外，都是我拿钱买的。俞敏洪：没有一点技术入股、人才入股？李斌：没有，我们拿了10%的股份给了团队，但里面不包括我。你自己也做过很多投资，很少有这样的创业，我真的是把自己以前的那些积累完全放进来了，这让大家看到我的决心。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支持。蔚来主要是募美元的资金，从全球募了很多美元，数字接近190亿美元。去年我们还募了30亿美元。美元的投资人和人民币的投资人是有区别的，不需要你马上盈利。像亚马逊亏了十几年，特斯拉亏了16年，还是看你阶段性的交付能力。我从拿第一笔投资到现在，阶段性地交付，其实我们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在投资人那边这方面的口碑还是可以的。我亏钱就是亏钱，我告诉你为什么亏钱，我在研发方面去年投了140亿，现在每个季度投30、40个亿。我现在是（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我钱花在哪儿都是一清二楚的。我们现在出差，我跟所有员工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标准。我们并没有把钱用来做一些研发、产品、服务以外的事情，投资人是看得清楚的。俞敏洪和李斌聊天时身后停着一辆车总会有投资人相信你的底层逻辑和长期思考、长期竞争力，当然也有很多投资人没有那么多耐心。俞敏洪：我是比较坚定地支持斌哥。当时蔚来陷入低谷，（股票）大概只有2块钱（美元），我的投资代理人把我们持有的股票全部出清了，也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我还亏了不少钱，因为我当时投的时候比这个价钱贵。他卖完了告诉我，被我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全数买回来。我说我已经亏成这样了，干脆亏到底吧。其实我是想展示一种坚决的绝望。结果后来翻到了50多块钱（美元）。李斌：蔚来是2018年9月12日上市的，当时是8个投行，要募20亿美元，要拿两年的口粮。我们到欧洲和亚洲都还正常，拿了十几亿美元的订单，但是在美国就受挫了。2010年易车那么小的公司去上市，华尔街都是笑脸相迎，仅仅过去8年，风向就完全变了。蔚来当时是最被期待的科技公司，但后来我们在美国只拿了6000万美元，还是J.P.摩根的资产公司，因为它也是我们的投行，本来至少拿10亿美元。回来以后我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自己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俞敏洪：熬过来太不容易了，因为融资太难。而且在那时候蔚来汽车还没卖出去多少。李斌：就一两万台，不像现在。俞敏洪：你创业十几年，自己经历了千变万化和风雨兼程，以及中国汽车行业的千变万化和竞争白热化的局面。现在蔚来汽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李斌：首先，大环境、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好。其次，中国智能汽车的竞争力肯定是全球领先的。对蔚来来说，肯定竞争也变得激烈了，我们的同行都特别优秀，现在我们真的是“你追我赶”。所以现在留给我们的容错空间、犯错空间比以前要小多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公司毕竟也十年了，人也不少，怎么做好多个品牌，多代平台？全球市场方面，我的管理和整个企业文化怎么去支持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还没有盈利，即使盈利了，但汽车公司的盈利和亏损很多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体量太大了。俞敏洪：你进入了具有超级挑战性的行业。李斌：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变化密集，所以我们怎么保证这样的公司还能敏捷地面对市场的变化？不管是产品、服务，管理，还是成本控制、效率等等，怎么坚持自己对的地方，同时又能够及时调整。俞敏洪：蔚来汽车海外销量怎么样？李斌：海外目前比较少，因为蔚来2022年开始才正式进入欧洲，现在进入欧洲5个国家。我们在欧洲已经有7个NIO House，60个换电站。在欧洲现在还是在把流程跑通，把服务满意度做好。接下来我们会非常积极地通过第二品牌乐道、第三品牌萤火虫进入全球市场。俞敏洪：但在我看来，中国本身的消费能力，是不需要这么多电车公司的，你觉得需要吗？李斌：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这两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自主品牌份额从30%多，已经增长至60%多，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有人丢掉了500多万辆的销量。谁赢得了这个市场？中国品牌。什么样的动力形式？新能源。当然，最后不可能都是这些人剩下来，但剩下来的一定是中国品牌。现在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了，我觉得两年内会超过80%。俞敏洪：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某一个汽车公司的大佬跟我说的，他说未来中国汽车一定是油电混合，因为纯电动车遇到一些极端天气情况时，会很不方便，你肯定也知道这些说法，但你现在还是坚持做纯电动车？李斌：肯定坚持做纯电。俞敏洪：如果真遇到一些情况，比如下雪天气，汽车在马路上停着开不了了，纯电车怎么应对？李斌：首先，什么事都有概率，不能用小概率事件来概括整个事情，那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电车是终极的？特别简单，因为它确实符合智能化的趋势，全程使用成本也是最低的，而且它也符合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从个人利益，从社会利益来讲，都是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为什么不坚持呢？过程中如果有些问题，我们就去解决好了，如果充电不方便，那我们就布充电桩，加电县县通。俞敏洪：我们平时聚会你现在很少参加，我知道你太忙了，你现在个人生活还能保障吗？李斌：还可以。俞敏洪：你这么大的压力，包括2019年蔚来公司差点没了，你每天晚上居然能睡得很好？李斌：我必须睡好，我现在属于双创家庭，我老婆也在创业，也比较忙。创业还是挺有乐趣的，还有很多很多事值得全力以赴地做。我其实挺欣赏你们说的话，从绝境中寻找希望。我自己一直有个人生信条，叫“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俞敏洪：喜欢创业的人、喜欢做企业的人，不管个性是温柔的还是坚强的，其实都是面对着一种情况：他们喜欢迎接挑战，不断挑战自己，寻找新的机遇。李斌：从这里面也可以寻找乐趣。我记得当年《中国合伙人》还没有上映的时候，我们看小片，我觉得你的人生挺有意思，而且你挺传奇的，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每次感觉顺一点的时候，总会来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问题，所以你睡不着觉，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俞敏洪对李斌谈到自己被网暴俞敏洪：他们说这是我自找的。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有一句话说我，俞敏洪是挖一个坑跳进去，吭哧吭哧爬出来，然后特别高兴地宣布，你看我又克服了一个困难。李斌：你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的？因为背后不是商业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俞敏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人性是中性的，有的人是发展自己善的一面，有的人是发展自己恶的一面，但大部分人的人性是中性的，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更好，你对别人差，也许别人会对你更差。我相信做好事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为有些人本身就不想支持你。另外我挺相信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当你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你仍然选择拥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李斌：我其实也特别喜欢这句话，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说，“万物皆有裂缝，就是光进来的地方。”俞敏洪：大多数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会对你有意见，甚至会对你做一些不利的事情，当他真正了解你以后，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是会跟你友好相处，甚至会跟你变成非常坚定的朋友，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个了。李斌：人有时候被误解、曲解、消费，都是有意义的。蔚来这几年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很多人也会消费我，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CEO现在也叫“首席娱乐官”。我倒是对这件事情的心态还好，但我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原来是不会做社交媒体的，我的朋友圈、微博，都是广告。从今年3月份，我也开始做直播。我后来想明白了，虽然世界不欠我们一个理解，但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需要跟大家交流的，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蔚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李斌，也是我的一个责任，我也是向你学习。俞敏洪：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对人性有失望过吗？李斌：我对人性有一次失望，其实就是易车那次创业，那次让我对人生有很多思考。我跟当时的联合创始人一起，本来我们说把钱还给股东后，就各做各的，后来进了会议室，他说公司搞不好都是李斌搞的，相当于你的队友从后面捅了你一刀。我的反击是，好，如果是这样，那我把公司买下来，我把钱还给大家，但今天晚上必须要签完协议。后来我选择把老易车及时关掉了，做了新易车。我自己经历的事儿还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对人性没有太大失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俞敏洪：那你还好，我都习惯了。人家说，只要我这儿一出事，都是俞敏洪的责任，我已经太习惯了。李斌：你为什么会这么招（黑）？俞敏洪：内部说是我的责任，外部也说是我的责任。李斌：对你还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从你这儿看到的还是豁达。俞敏洪：做创业者真的需要坚强的心。我就两点，一是坚定的意志，不管内部外部出什么问题都要坚定地做下去，我的性格比较柔和，斌哥的性格比较坚强，但我们俩在这点上基本是比较一致的。第二点，对未来和对人性都要抱有美好的愿望，不管你受到多少人的欺骗、打击、羞辱、误解，要选择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有着人性非常美好的善良的一面，他们有的时候对你不理解、打击，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你。李斌：我在内部信里说过一次，我们理解人性的复杂，但选择相信好的一面。你要说我们不理解人性的复杂，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俞敏洪：我这一年被网暴到了半死不活。李斌：作为老朋友，我有时候挺心疼你的。俞敏洪：但是我一句抱怨话也没说过。李斌：作为CEO，还不能让人说你两句吗？我们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俞敏洪：新东方的人跟我说，评价这么多，你的平台又那么有影响力，你暂时把评论区关掉，所以我就把评论区关掉了，最近当然开了。实际上并没有对我的心情、新东方的发展产生过任何影响。因为如果产生影响的话，我肯定方寸大乱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情，背靠慕士塔格峰。李斌：风波过后，我们见证了最美丽的风景。师兄你讲得特别好，我一直创业，到现在也快30年了，我们也投过很多创业公司，但我强调另外两点，一是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失败了，你干不干？因为失败是大概率的，成功是小概率的。中国有句话，向死而生，把这件事想清楚了，所有的决定都有勇气去做，这点很重要。第二，一定不能欺骗自己，一定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各种原因也会欺骗自己，现在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对自己要真实，让人家去理解你，那是很难的，全世界都不欠你一个理解，你也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关键是能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俞敏洪：刚才你提到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其实我有一句话，只要不要你的命，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李斌：我当时在易车最难的时候，欠债几百万，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公司真的开不下去，还不了，我打几年工我也能还上这个钱，这就是把自己的底线想清楚。俞敏洪：做任何事情，只要把底线想清楚了，就去做。李斌：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俞敏洪：我现在其实有点像退休状态了。李斌：你现在多拼，算退休？俞敏洪：我退休了可能也是这种生活状态。我退休以后可能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去探索文化，探索历史，探索大自然的风光，也愿意跟大家进行分享。我如果在家里，会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如果觉得书好，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平时的生活就是跟朋友们聊聊天、吃吃饭、喝喝酒。

“三只羊”再起波澜。今年中秋节期间，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羊网络”）因为直播售卖“香港美诚月饼”而遭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稽查。“黑松露入料，米其林大师调制”的宣传内容也遭公众质疑。职业打假人王海向现代快报（报料邮箱：xdkb123@163.com）透露，美诚月饼中部分配料实为“黑松露流心酱”，与真正的黑松露相去甚远。“就像大虾和虾酱一样，能是一回事吗？”“黑松露”还是“黑松露流心酱”？除了宣扬美诚月饼是香港品牌、在当地售卖热度高以外，三只羊网络还在直播间中重点宣传，称其售卖的美诚月饼部分产品配料中含黑松露，由米其林大师调制。美诚月饼的配料表对此，职业打假人王海购买了美诚月饼部分产品，并进行了测评。“我们购买的这个号称‘销量全国第一’的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里，并没有所谓的什么‘黑松露’。”王海晒出配料表并告诉记者，该款月饼产品中并未直接添加黑松露，而是添加了黑松露流心酱。而黑松露流心酱的成分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麦芽糖醇液、奶油和水，第四位才是速冻黑松露。“黑松露和黑松露流心酱的关系，就像大虾和虾酱一样，绝无可能混为一谈。”王海说。此外，王海还表示，月饼配料表中的成分注明方式，有可能还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黑松露是三只羊网络特别强调的配料，但配料表只标示了黑松露流心酱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并没有标示黑松露的含量。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在王海看来，此款月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向向消费者退一赔十。并且，王海还认为，有关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也进行抽检。对于王海的观点，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王捷律师认为确有合理之处。他表示，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突出强调含有黑松露，配料表中却未依规显示价值较高的黑松露的含量，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标准，消费者有权要求生产者或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国家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实行强制性管理，目的在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使消费者可以借助标签来了解食品的情况，作出合理选择。美诚月饼突出强调了含有黑松露，但未明确标注黑松露的含量，可能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王捷律师说。市场监管部门：月饼生产厂家暂未发现问题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根据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显示，月饼品牌（中国）运营中心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商则为两家：一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广州市花都区；一家为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所在地为佛山市南海区。据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官网介绍显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均隶属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美诚食品官网截图9月18日上午，针对地处佛山的另一月饼生产厂家，现代快报记者致电联系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前几日该局就已经介入处理“香港美诚月饼”事件。“经查发现，厂家具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也拥有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书。”工作人员表示，佛山厂家生产的月饼经过抽检，并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当日中午，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通报，称美诚月饼生产厂家之一——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证照齐全，食品安全抽检合格。记者随后致电联系了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电话均未有人接听。17日，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最新进展如何？现代快报记者于9月18日下午致电联系了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如果有新的进展或者结果，会及时公布。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绍岳

（原标题：江西新余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多名相关责任人被查处）

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资料图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一些恶性事件，更让人感到痛心和愤怒。9月20日，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双方就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看到，中国外交部就披露，这是“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结果。不管怎样，能达成共识，在当下的国际大背景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我也相信，大家对这个共识，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毕竟，在过去一年，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还有更多污水即将入海；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民众，也不仅仅在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表达无所谓。但看中日达成的共识，有几点也是很明确的。第一个可以明确的，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9月20日，也即共识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事实上，对于日本单方面启动核污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毛宁就解释，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在那次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建设性态度的一种表现。最终目的，还是要面对现实，尽最大可能降低各种风险，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李在明（前排左二）与议员在首尔国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手举标语，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第二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有让步并软化立场。我们看到，这一次，日方同意作出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请注意，独立取样监测。按照毛宁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此前在福岛设置了常驻办公室，并在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考虑到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密切关系，很多人也质疑，后者的数据很不全面，有些数据确实太偏向日本，看似是在监督，实际是为日本背书。这就需要第三方参与监测。毕竟，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要注意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小心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经过长期的尖锐斗争，日本终于还是做出让步，允许更多独立第三方参与监测。毛宁就说，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还不会立刻恢复。日本最大的诉求，其实就是希望中国改弦更张，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日本核污水排海后，中方立刻采取行动，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确实让日本遭受巨大损失。日本很急。所以，几乎每次中日磋商或对话，这都是日方必谈的一个问题。双方达成共识，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当然，有些事情，日本急也没用。毛宁就明确表示，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她还说，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告。请注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前提条件：1，中日要开展技术磋商；2，日本要充分满足中方提出要求；3，中方会逐步恢复符合标准日本水产品进口；3，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向社会及时公布。我们就等着看吧。日本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最后，怎么看？完全我个人看法，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日是一对老冤家，有很多敏感问题，但难道真打仗不成？还是要谈判要磋商，如果真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怕就怕没有诚意，一味要求对方，导致摩擦加剧，分歧愈演愈烈。最后，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二，要警惕，警惕民粹主义抬头的恶果。中日关系很敏感，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还有种种历史问题，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但在日本，总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些敏感问题上，时不时出现严重刺激中国人情绪的言行。中日关系能好吗？对民粹主义，日本要高度警惕，警惕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当然，中国也要警惕，警惕各种极端的言行。但不管怎样，对无辜民众下手，对孩子下手，这尤其让人发指，这根本不是爱国，这完全是害国。日本需要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第三，着眼未来，中日还是要有智慧和远见。确实要有智慧和远见，哪怕日本拼命想融入西方，但它一个东方国家的本质，是永远无法变的；哪怕日本再想和美国绑在一起，但很多问题，没有中国配合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一直认为，未来的世界竞争，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欧洲有欧盟，北美有美加墨，东亚呢？东盟太小，中日韩更应携手。中国和日本，应该成为朋友，最好也成为朋友。实现这一点，对于两国整体利益，应该说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有些事情，该斗争要斗争，但更要善于斗争。我还觉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日本需要反省，反省历史的深刻教训，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中日都需要冷静，越是愤怒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怎么打蛇打七寸，怎么消除心中的藩篱，怎么最有利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高超的大国外交，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我们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即使不想做兄弟，但也没必要成为仇敌。这更考验着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远见。来源：牛弹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