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上海市一些地方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仍有不足

来源: 广州日报
2024-05-28 15:02:38

  2024年5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上海市发现,部分地区污水收集系统存在不足,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缓慢,一些问题久拖不决。

  一、基本情况

  上海市污水收集处理依然不到位,一些地方污水处理能力还不足,污水溢流排江仍时有发生。全市尚未建成与超大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水环境治理体系。

  二、主要问题

  一是污水溢流排江问题依然存在。督察发现,上海市部分区域污水管网建设不完善,管网混接、雨污合流,造成雨天大量污水溢流外排。一方面,部分雨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挤占污水处理空间,导致部分污水得不到处理,直接溢流排江。2023年全市有3500余万吨污水直排长江,其中经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溢流口外排的就超过2500万吨。另一方面,大量污水进入雨水收集系统,两者混合后经防汛泵站直接排入河道。全市现有的371座防汛泵站中,124座存在雨季排污问题,污染城市水环境。受其影响,虬江、桃浦河等河道多次出现雨季水质恶化现象。

  2023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也披露,徐汇区、虹口区、杨浦区、宝山区多个泵站排水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2023年监测数据显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浓度最高分别为342毫克 /升、59.4毫克/升、2.6毫克/升,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16.1倍、58.4倍和12倍。

  二是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缓慢。2019年12月印发的《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要求,2021年全市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不低于100毫克/升。督察发现,部分地区雨污混接改造、污水管网检测修复等工作推进不力,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长期偏低。2023年,全市仍有15座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低于100毫克/升。青浦区10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中就有6座未达目标要求,其中商榻污水处理厂2023年生化需氧量平均浓度仅49.8毫克/升。督察组抽查发现,安亭污水处理厂未经水质检测,直接编造生化需氧量数据,现场督察时,企业负责人声称生化培养箱正常使用,但培养箱内只有一堆空瓶,无任何水样。

  督察还发现,一些污水处理厂受超标纳管的高浓度废水冲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出水多次超标。松江东部污水处理厂日均处理污水10万吨,其中约6万吨为工业废水,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该厂进水浓度超过设计标准限值700余次,化学需氧量瞬时浓度最高达1961毫克/升,超过设计标准限值3.4倍。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因连续多日高浓度进水造成该厂大量活性污泥死亡,导致生化系统整体瘫痪,数十万吨污水超标排放。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按《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要求,配套建设专业化工废水处理设施。园区化工废水一直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部分污染物也未得到有效去除。

  三是一些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突出。督察组抽查青浦区、松江区、浦东新区发现,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青浦区三塘村1号处理站出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为281毫克/升、氨氮浓度为31.3毫克/升、总磷浓度为5.7毫克/升,分别超《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出水水质暂行规定》一级标准3.7倍、2.9倍和4.7倍。松江区新中村存在3处农村污水管网破损渗漏点,污水经灌溉渠排入河道,灌溉渠内水体黑臭,周边村民反映强烈。浦东新区星光村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河道,河边臭味严重。经监测,入河污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49毫克/升、氨氮浓度为62.3毫克/升、总磷浓度为3毫克/升,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16.5倍、61.3倍和14倍。

  三、原因分析

  上海市一些地区和部门对推进污水收集处理的紧迫性认识尚有不足,对系统解决污水溢流直排问题的决心还不够,致使相关问题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经课题组调查测算,2021年抖音三农创作者直接间接带动的就业岗位合计达54.8万个;带动二次创业并建立10372个农林牧渔、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的中小型企业,保守估计,直接整合带动130万周边农户。”前述报告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最主要的两个排放国,美中两国的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是否能够以及会以什么条件生存下来;两国的经济也紧密相连,因此如果两国之间破坏性的竞争超越合作,那么世界也无法繁荣。”也因此,史密斯认为,即使短期内无法产生明显结果,美中两国保持密切的沟通也非常重要。

  然而,经过半年的历练,陈乐认为,回乡创业并不适合自己这种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种植知识和技术的“小白”。这与前述研究的调查结论相吻合,报告指出,“新农人”较一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更突出的土地、融资、雇工、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困难,还要面对家庭不理解、社会不认可、对农业不熟悉等自身问题。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跟农业有关,新农业是大势所趋,从事三农行业也会有很多新的政策(扶持)。”选择返乡的“00后”扬州大学毕业生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公开简历显示,杜秉海1976年5月生,1998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辽宁省科学技术厅条件财务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人事教育处副处长,条件财务处处长,办公室主任。2018年8月,任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2021年6月,任丹东市副市长;2021年9月,任丹东市委常委、副市长;2022年8月,任本溪市委副书记。

  从现实看,鉴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财力差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有心也无力。并且,要求地方政府为多年在外打工、年老返乡的农民工承担更多的养老金也于理不通。因此,除了个别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起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责任,办法是提高城居保中央财政补贴标准。标准的提高可以有两个标杆:一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为每人每月582元;二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2022年为每月1300多元。

詹梦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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