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这几年发展得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在南京创业数年后 ，安徽人李建今年选择回到合肥，在当地创办的无人驾驶技术与车辆供应商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裁。他们的技术团队主要来自中科院，在合肥鼓励创新的政策氛围下，这群年轻人于2018年开启了创业生涯。

　　不只是创新创业者的回流，以政府股权投资为牵引、产业链招商、创新驱动为特点的“合肥模式”押对了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链主，强势带动了当地乃至周边产业链的快速集聚，也让昔日的劳务输出地变身为了人口净流入地。第一财经在连日的实地采访中发现，就连出租车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都不乏从上海等地回流至家乡省会的样本。

　　2023年，安徽省新增各类人才95.5万、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130人，人才总量突破1270万；合肥市人口增加21.9万人，位居长三角城市第一。

　　今年1~7月份，安徽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高于全国2.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5位，长三角、中部地区和工业大省第1位；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技改投资分别增长17%、14.8%、28.3%，分别高于全国4.5个、5.5个、16.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居全国第8、第4位。

　　近年来，安徽这个以“煤粮钢”出名的中部省份，走出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制造大省、从能源原材料基地到新兴产业集聚地的发展路径，也试图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通过传统制造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寻找新的增量。

　　“押对”产业

　　“安徽制造从传统家电开始，到引入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形成的新兴产业集聚，催生出了对于控制器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卡奥斯创智合肥互联工厂总经理汤志强告诉第一财经，他们作为一家做家电行业智能控制器产品起步的供应商，新兴产业相当于是企业的第二曲线，也弥补了近年来传统制造业的下降缺口；同时，还让他们在去年实现了9亿元的产值，预计今年有望突破12亿元。受益于近年来当地产业的快速集聚，他们在安徽省的客户贡献了过半产值。

　　这类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厂的跃升，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安徽制造的变迁。对当地而言，电子信息、光伏、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集聚，是有目共睹的“押对”了当下的新兴产业，也得以在经济下行的挑战中实现了逆势而上的成绩。

　　安徽目前累计创建了玻璃新材料、智能语音、通用机械基础件等3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过去十年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从20.7%一路提高到42.9%。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7.2%。

　　蔚来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与合肥政府共建的工业园区里，目前已集聚了1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这些合作伙伴在园区内搭建了工厂，零部件通过空中连廊的方式进行运输，以座椅为例，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运输，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第二工厂采用了“天工”智能制造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可满足300多万种个性化配置组合，从收到订单到整车下线只需要14天。

　　安徽省工信厅副厅长罗文杉提出，2023年安徽汽车产量249.1万辆，跃居全国第二，全产业链营业收入达1.15万亿元，与装备制造业一起成为该省两个营业收入过万亿元的产业。这一年，安徽规上工业营业收入提升至5.1万亿元，首次跃居中西部第一。“新三样”产品中，全国1/5的光伏组件、1/7的锂电池、1/8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如果说“新三样”是现在的新兴产业，那么无人车、低空经济和量子信息更多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产业。这些还处于研发或商业化初期阶段的产业，也成为了安徽制造握在手中的“筹码”。

　　零重力飞行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下称“零重力合肥公司”）联合创始人贾思源对第一财经表示，他们是第一家被合肥招引的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于2021年3月成立。之所以落户于此，首先因为安徽是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的省份之一——2021年，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全域试点省份。其次，当地政府始终以生态链的全局思维在招引企业。目前，他们的供应链伙伴过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也在合肥和浙江嘉兴建立了新的制造基地。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低空经济列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让贾思源他们明显感受到了地方政府及社会资本对于低空经济的更大关注。就在8月，零重力合肥公司完成了近亿元A轮融资，由合肥高新区国有创投机构合肥高投领投，科大硅谷引导基金、国华投资、蕴盛资本、紫峰资本跟投。

　　在继续投入技术研发和适航取证的同时，贾思源也表示，今年他们与锐翔等企业合作的一款电动飞机已经获得了30多台的订单，将在今年10月集中交付，预计能首次实现5000万以上的营收。

　　“我们从接触到落地，只用了4个月。”同样从事eVTOL研制的创业企业合肥览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党铁红告诉第一财经，他们的公司于2023年成立，今年被合肥政府招引入驻，将总部设在合肥。当地政府为低空经济的探索提供了政策、资金和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当地的自然和人口环境也适合低空场景的发展。

　　党铁红透露，团队研制的一款产品预计下个月可以交付1：1的样机，计划在3年左右完成市场交付，另一款则正在适航取证过程中。

　　目前，行业龙头亿航智能已在合肥的骆岗公园常态化运营，并在合肥设立了华东区域总部，推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华东地区的生产、销售、运营，2023年累计飞行1000多架次。

　　业界预计，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的5000多亿元，发展到2030年的2万亿元。在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现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级无人机成为了高端装备展区的板块之一，展示了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等十多个团队的技术及产品。根据官方数据，安徽省工业级无人机产业处于全国第一方阵、长三角靠前、中部领先位次；现有工业级无人机规上企业67家，年产工业级无人机约150架、发动机120台，2023年整机产值约20亿元。

　　在距离合肥150公里的芜湖市，刚刚举办了2024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如今也已形成了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主体、无人机产业为支撑的低空产业集群，集聚了中电科钻石飞机、联合飞机等近200家产业链企业，年产值达400亿元。

　　合肥“底子薄”仍是短板

　　与上海、江苏等地相比，合肥融资轮次分布更偏向于早期。根据张通社Link数据库统计，2024年前7个月，合肥共发生融资事件163起。在融资轮次分布上，除战略融资外，早期融资（A轮及之前）是主流，约占比88.3%。其中天使轮融资有56起，A轮融资有42起。

　　然而，“押对”了现在的他们，能否继续赌赢未来？

　　既然是未来的新兴产业，就必然存在研发、市场化等诸多不确定性。不管无人机还是无人车，当下仍然都属于培育早期的未来产业。

　　一名航空界的业内人士提出，低空经济eVTOL领域存在资本炒作和估值虚高的情况。目前eVTOL的商业化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技术挑战也尚未完全突破，比如电池续航能力仍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实际应用场景也受到限制。公众对于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存在一定的疑虑。

　　“如今行业里大大小小的1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还在烧钱亏损的阶段。”李建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无人化交通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正在走从1到100的路，这样的市场培育期仍然需要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技术出身的李建和团队对于融资偏谨慎。过去几年里，他们一边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来养活团队，一边研制标品以逐渐拓展业务，每年保持着微盈利。他认为，投资能够催生行业尤其是硬件应用的发展，更容易产业化。但作为企业个体需要跟随市场发展来控制节奏。行业当前仍然面临几个难点，包括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安全性等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本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兴起等。根据他的估计，2027年，无人化在物流和清扫领域有望形成规模化效应，2030年载客无人车才可能大规模普及。

　　除了新兴赛道本身的发展风险，对于合肥乃至安徽而言，产业基础仍然是这片土壤的短板。

　　对于党铁红而言，和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比，合肥的航空基础相对薄弱，“还没有成熟的主机厂”，这是他们将总部、试飞和运营放在合肥，仍将研发中心留在上海的原因。接下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服务，提高取证的进度和生产运营的效率。

　　李建也用“很努力，但底子薄”来形容合肥。横向对比，当地的制造产业链仍然在全国处于第二梯队，要弥补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

　　作为中部地区，在产业和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期，当地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开放意识的提升也仍在路上。

　　面对市场的逐步发展，李建他们到了加快融资的阶段，“目的是要建厂，具备生产能力才能更快地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从去年开始关注海外市场的他们，已经接到了中东的订单。但李建坦言，参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无人车的发展也最好是先在国内通过充分竞争，获得足够强的技术制造能力，再选择出海。

　　同样土生土长在安徽的玄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6年的时间，在去年突破了技术瓶颈，其自研的井下巡检机器人、水上清扫船、地面清扫机等产品陆续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此时的他们，正在计划从合肥走向更大的市场。“去年累计销售2000万元左右，今年估计能够过亿。”该公司董事长张梅告诉第一财经，他们正在与上海、北京等地接洽，考虑设立销售公司，打开中国沿海乃至全球的市场。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这些“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实现了大比例的国产化，“有些车型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本土化供应”。如今，全自动无人驾驶的“中国制造”列车不只在安徽当地落地，还实现了200亿元以上的出口总额，主要面向泰国、埃及、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市场。

　　为了从制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更积极地融入全球供应链，安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今年8月中旬，安徽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印发《追求卓越品质 打造工业精品矩阵行动方案（2024-2027年）》，推动“安徽制造”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该方案明确，到2027年，每年培育省级新产品1000个以上，对标研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三首”产品300个以上，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00个以上，培育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左右。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联合体，支持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新产品研发、测试和验证。联合编制长三角创新产品目录，推动建立长三角创新产品互认制度。

　　与此同时，8月，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7单位联合发布的《贯彻落实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通过“调结构、提效率、强供给、树标杆、促循环”等举措，引导全省制造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六化”转型。

责任编辑：何俊熹

林哲一（记者 温宇轩）09月22日,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林哲一（记者 蔡佩珊）09月22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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