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2023免费推广入口|「よくわからないね」と僕は言った。「でもたぶん好きという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あの人は好きになるとかならないとかcそういう範疇の存在じゃないんだよ。そして本人もそんなのを求め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あの人はとても正直な人だしc胡麻化しのない人だしc非常にストイックな人だね」

泽连斯基下达了新命令，让本就不乐观的乌克兰国内局势“雪上加霜”，迫使年轻人大量逃往国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份得到了2万5千人同意的请愿书将提交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审议。这份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乌克兰政府将征兵的年龄上限从60岁降低至50岁，以改变国内的经济状况。【平民逃离战场】自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住房、基础设施、工商业等多方面的损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突破6000亿美元。此外，乌克兰作为农业大国，战争导致农田无法耕种，不仅影响粮食生产和出口，还会波及全球粮食安全，再加上国内的交通网络、教育和医疗机构遭受重创，影响了基本服务和经济活动，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外逃现象。这还没完，根据之前的公开信息，乌克兰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甚至连发放公务员工资都要依赖国际援助。更严重的是，哪怕战争立刻停止，乌方预计需要7000多亿美元的投入才能重建乌克兰，而看不到任何战争结束的迹象，也让乌克兰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不明朗。【乌克兰民众抗议游行】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乌克兰强行征兵，尤其是在面临紧急国家安全威胁或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虽然能够迅速增强军事力量，但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征召大量平民，会极大程度的增加民众的心理压力和不安情绪，再加上大规模征兵减少了劳动力供应，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次乌克兰的征兵行动中，大量征召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多个行业出现人力资源短缺，影响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更何况这种强行征调的行为就仿佛是“饮鸩止渴”一般，只能在短期缓解兵源短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乌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问题。据乌克兰政府高层表示，一些地方上的征兵中心会为了完成任务，招募很多根本不符合要求的人。这些被强行召集的新兵本身作战意志就不算坚定，再加上训练时间被严重压缩，新兵缺乏足够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知识，甚至还会反过来影响军队的整体作战效率和战斗力。【乌克兰士兵】此外，大规模的征兵还骤然增加了乌军的后勤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装备、医疗和食品供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所有人员得到有效供给和妥善照顾成为乌军要面临的新挑战。以上的种种原因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乌克兰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往国外，此前由英国媒体报道称，早在强加征兵前，已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民众逃往国外。就在民众请求降低征兵年龄上限的请愿书递交的同时，一辆载有应征入伍的乌克兰人的卡车在逃跑时被拦截，而这只不过是乌克兰逃亡者的一个缩影罢了。

作者：正在新闻热点组近日，网传24届应届生因拒绝公司周末组织的10公里跑步活动被辞退一事，引发网友关注。9月20日，《正在新闻》电联了被辞退的当事人张先生。张先生表示，自己是24届应届生，于7月22日入职北京易点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易点淘公司”）的岗位，9月4日收到该公司单方面的解除劳动通知书。公司在聊天群组织员工下班后户外跑步9月12日，张先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目前正在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表示，他在职的43天里，北京易点淘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第一次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时间在户外跑步5公里。第二次在8月31日（周六），公司组织员工早上7点在某公园集合，进行户外跑步10公里的活动。张先生因为身体疲惫，未去参与8月31日的跑步活动，9月3日，就被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张先生向《正在新闻》提供了约谈的录音。录音中，朱先生表示，组织大家跑步也是增强大家战斗力凝聚力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自主地去报名公司的跑步活动，背后（目的）也是一种筛选，筛选出一些主动性比较强的员工。同时朱先生表示，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是张先生缺乏主动思考，没有管理的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的要求。同日，《正在新闻》致电了北京易点淘公司的城市经理朱先生，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目前公司与张先生处在一个劳动纠纷的过程中，相关的情况以后续劳动仲裁委员会判决为准。相关新闻管培生拒绝周末跑10公里被辞退，当事人：已连续加班12天近日，一则关于“应届生因拒绝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当事人张先生发帖称，他于2024年7月22日入职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管培生一职，不料在短短43天的工作期间，因连续两次拒绝参加公司组织跑步活动，最终于9月4日收到了公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张先生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关于职场权益、企业文化及劳动法规的热议。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据他介绍，入职该公司后，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活动。第一次是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后进行5公里的户外跑步；第二次则安排在8月31日（周六）早上7点，要求员工到某公园集合进行10公里的户外跑步。张先生表示，由于连续高强度加班12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身体疲惫不堪，因此在第二次活动当天未能参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定竟成了他被辞退的导火索。张先生询问跑步的目的张先生透露，9月3日，他被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在约谈过程中，朱先生表示组织跑步活动是为了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让员工自主报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筛选主动性较强员工的方式。朱先生还指出，张先生拒绝参加跑步活动反映出其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生的要求。对于这一解释，张先生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拒绝跑步活动是基于个人身体状况的考虑，并非对公司文化或团队活动的不尊重。张先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事件发生后，张先生于9月12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目前案件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向媒体提供了约谈的录音作为证据，录音中朱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和解释。记者致电该公司城市经理朱先生求证时，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相关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准。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有网友对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公司不应将员工的个人选择与工作能力挂钩，更不应以此为由辞退员工；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员工应积极参与其中。网友发表评论截图媒体时评企业得回答“灵魂”三问实话，在非工作时间组织员工搞活动的企业，现实中并不少见。虽然员工有权利拒绝，但是多数时候只能选择被迫服从。但哪怕如此，审视涉事企业的做法，依然让人忍不住质疑，甚至质问。其一，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10公里？稍微有点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既不科学也不健康，很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或是心率加快引发其他意外。体育锻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见风险意识之差。其二，周末到底属于员工还是属于公司？在大小周已经遭遇持续性的批判，或是提高加班福利、把选择权交给员工的语境下，这个答案恐怕不难得出。如果这个问题涉事企业回答不上来，或者没有明确、合法的考勤制度来解释，那么就不妨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三，辞退涉事管培生的理由合法、充分吗？一般来说，企业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包括试用期员工、管培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果是当事人专业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岗位工作，或者违反公司合法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拒绝参加公司周末组织的长跑活动被辞退，未免牵强。管培生当然应该接受企业的管理，但绝不代表要无条件接受企业的无理要求，甚至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要求。管培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权利人，是一个有着自身正当权益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任意拿捏、揉搓的工具人。这起事件暴露出当下职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企业缺乏边界意识，随意支配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而不自知；漠视员工权益，嘴上说“大家主动报名”，实际上却是变相强制、秋后算账；企业文化落后，有着浓厚的传统家长制思维，管理常常超越雇佣关系。

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

（原标题：又大开杀戒了）

9月18日，王红珍（化名）收到了山东滨州中院的举证通知书。因不服女儿李璐（化名）被判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判决结果，她此前向滨州中院提起申诉。王红珍申诉已获受理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李璐将其录制的滨州阳信县信访局原局长刘某某的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李璐刑事责任。涉案视频截图此外，法院还认定，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犯侵犯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决定对李璐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二审期间，李璐始终不认罪，律师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王红珍申诉称，李璐认为受到刘某某言语侮辱，提出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其没有以威胁或要挟方式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目前其申诉已获滨州中院受理。被控敲诈等罪获刑生于1987年的李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2018年底，李璐回到老家滨州阳信县。2019年年初，李璐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其初中班主任史某某，并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她在初中时遭史某某侵害，在大学就读期间，史某某还通过聊天工具向其发送淫秽图片和视频。针对李璐的举报，阳信县相关部门2022年7月回复称，因李璐所称被侵害一事仅有本人指控，无其他证据证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阳信县纪委监委在受理举报后，根据李璐所提供2006年—2009年间的证据材料及其他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给予史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二年），以及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决定。李璐（化名）控告史某某强奸一案未被立案史某某被处分后，李璐多次找到史某某，二人发生多次冲突，其间李璐遭推搡或殴打，公安机关对史某某先后作出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李璐对其中惠民县公安局何坊派出所和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6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两份终审判决，以处罚“明显畸轻”等理由将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并责令惠民县公安局和阳信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璐的报警依法作出处理。李璐的母亲王红珍称，此后李璐就阳信县公安局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开始上访。李璐敲诈勒索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李璐前往阳信县信访局上访，与时任信访局长刘某某发生争执，李璐将事发过程进行了录像，称遭刘某某辱骂并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当年7月31日，刘某某被阳信县政府免职。同日，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李璐将视频隐藏。8月26日，李璐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刘某某和县政府、县信访局共同赔偿她30万元。8月27日，李璐再次将视频发布，公安人员再次找其删视频，并让她和刘某某见面解决赔偿事宜。8月28日，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李璐与刘某某见面协商。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监控录音证实，李璐要求刘某某与县政府、信访局共同承担30万元，建议刘某某个人承担10万元，并表示对总金额不会让步，如果刘某某少承担，剩余的必须由县里承担。刘某某当面道歉，并同意赔偿10万元，并当场转账2万元。之后，刘某某于2022年9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9月23日，李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侵犯个人公民信息罪被捕。2023年8月25日，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李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审（上）、二审（下）判决结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家属申诉已获受理李璐不服并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先后延长审理期限四次。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滨州市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山东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经最高法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滨州中院二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一审一致。滨州中院评判认为，本案中李璐将其录制的刘某某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隐藏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被害人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滨州中院认为，李璐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利用网络民事维权的范围，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本案中李璐所安装的定位仪器，能够在立体空间上显示涉案车辆所在的任何位置，从而识别出车辆驾乘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与外界联系等活动的行踪信息，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查获在案证据显示其非法获取的轨迹信息即达71条，已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该71条轨迹信息无论系史某某个人驾驶、还是其家人驾驶车辆，均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李璐罪名及刑期的判罚。在一审二审期间，李璐未认罪，其律师也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李璐的母亲王红珍提起申诉，认为李璐提出索赔的请求具有正当性，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另鉴于李璐与史某某的特殊关系，其安装定位器的目的及获取史某某相应的个人信息后的举动，李璐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用于非法目的的犯罪故意。目前，滨州中院已对王红珍的申诉予以受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当天，王红珍收到了滨州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极目新闻记者 沈外近日，江苏宜兴官方发布了一则关于15名干部的任前公示，其中有6人被标注“曾用名”，引发关注。9月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标注干部的“曾用名”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9月17日，“宜兴先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15名干部中被标注“曾用名”的6人，多拟任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或拟推荐提名为镇长人选。公示时间为2024年9月17日至2024年9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公众号自2022年12月24日至2024年9月16日发布的另外8则干部任前公示中，超过10人被标注“曾用名”，其中1人有两个“曾用名”。对此，有网友称，干部任前公示频繁出现“曾用名”，这一情况背后是否存在问题，令人疑惑。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称，根据宜兴干部任前公示相关规定，如果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曾经用过其他名字或改过名字，会在任前公示里标注“曾用名”。这么标注，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该工作人员说，当地提拔任用干部前，会对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等信息进行全面严格的调查、审核，其中就包括小名、改名情况，在信息审核时发现干部有“曾用名”，也会向其本人核实。之所以部分干部有“曾用名”，大多数是该干部曾经有小名，与后来户籍上的正式大名不一样。考核干部时，组织部门会进行标注，“不存在例如受过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干部被违规使用或再使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及其他情况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就干部“曾用名”而言，上级部门并未要求必须标注在公示信息中，其他地方或其他单位有省略这个信息的情况。延伸阅读：高校拟聘教师公示“处长之子”，有何用意？1月份，一则高校教师招聘公示引发关注。据多家媒体报道，1月18日到1月24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就8名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予以公示。公示信息显示，其中有3名人员的备注信息中加入了其亲属师生关系：张某某，男，博士研究生，拟聘为教师（事业编），他的父亲是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姬某某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邢某某的博士生导师为水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公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网站截图据顶端新闻报道，1月26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学校有相关规定，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才会主动公开这些信息。”但后续是否也会公示类似信息，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据媒体此前报道，因为公示期满，上述公示已从该学院官网撤下。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事处早前发布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4年度教师等岗位招聘启事》，2024年度招聘人员包括教师、实验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聘人员须选择岗位进行申请，每人只能申请1个岗位，须如实填报个人信息以及与本校教职工的近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如与本校教职工未有近亲属关系或师生关系须填“无”。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只要是按规定招聘公开关系，接受监督没有什么不妥。图为网友发表评论近年来，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信息公开工作持续推进。在招聘公示中亮明应聘人员与领导干部的亲属关系，中国地质大学并非第一例。2023年2月，一家国有企业发布一则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一名拟聘人员因系“领导之女”而引发舆论关注。公示显示，该集团国际公司一拟聘人员为集团党群部主任之女。随后，该企业在该拟聘人员公示信息备注栏中补充了如下内容，“根据集团《新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规定：拟聘人员为集团领导、总师、副总工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配偶、子女，应将相关信息一并公示，故此说明。”一名人员被备注为集团某领导之女，图为国企发布的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显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其他亲属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据中国新闻网，对于事业编招聘公示亲属师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向记者表示，备注亲属师生关系，说明高校更加注重近亲属回避、利益回避和公平招聘，避免亲属师生关系干扰影响选人用人。“高校比较容易发生‘近亲繁殖’现象，采取此类公示方式，有利于防止‘近亲繁殖’，推动风清气正的聘用制度。”马亮指出。一些舆论认为，招聘只要程序合法合规即可，还有舆论认为事业编招聘应回避亲属关系。对此，马亮表示，事业单位招聘原则上应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但是高校的规模较大，也有不同院系机构，“一刀切”回避可能难以实施。他认为，高校规定二级单位（院系、职能部门）招聘时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可能更加合理。

�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1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称，随着易卜拉欣·阿基勒等十几名黎巴嫩真主党重要成员在昨天的袭击中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被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易卜拉欣·阿基勒在袭击中死亡以色列国防军20日晚宣布，以战机当天对贝鲁特实施“定点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高级指挥官阿基勒以及该部队其他几名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20日夜间证实，其高级军事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当天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中身亡。真主党在声明中说阿基勒是重要的领导人。但声明中没有阿基勒遇袭身亡的更多细节。真主党向以北部发射90枚火箭弹以军对黎巴嫩发动上百次空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日获悉，当天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地区方向发射了共约90枚火箭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当日称，该组织武装向位于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国防军210师总部发射了“喀秋莎”火箭弹。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月21日下午发布的消息，位于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Shmona）、泽莱特（Zerait）等地区响起了防空警报。随后以军发布消息称，有约25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北部。以色列警方表示，他们已收到火箭弹袭击造成损坏并引发火灾的报告。此外，以军国土防线司令部发布通知，警告北部城市萨法德（Safed）和北部其他几个社区的居民留在防空洞附近，直至另行通知。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据CCTV国际时讯，当地时间9月21日下午，以军对黎巴嫩境内展开新一轮空袭。以军称“空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在大约一个小时内，以军已对黎巴嫩南部和贝卡地区西部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当地时间2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针对其北部居民发布了新的防御政策。对于可能发生袭击，以军将在北部采取新的措施。随着以色列北部战事升级，以色列国土防线司令部正在对海法地区及以北地区的平民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具体包括要确保教育活动和工作场所附近有可以及时到达的避难所才可以正常运营；聚会将受到限制，户外最多30人，室内最多300人。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该防御政策的变化从21日20时30分开始，下加利利、中加利利、上加利利、海法湾等地将受到影响。此外，哈加里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地和火箭弹发射装置进行了大规模空袭。该行动是在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准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之后进行的，21日当天已有400多个真主党火箭发射器遭到袭击。黎外交部长拿出被袭者断肢照片怒斥以色列“恐怖袭击”联合国安理会20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黎巴嫩最新局势。与会代表警告说，黎巴嫩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标志着战争的“新发展”，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表示，近一年来，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蓝线”附近几乎每天都发生敌对行动，近期事态发展令人担忧。迪卡洛呼吁相关方立即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人员，并大规模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黎巴嫩各地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令人震惊。这些袭击代表了战争的“新发展”。在不知道何人持有目标设备的情况下针对数千人进行袭击，这违反国际人权法。图尔克说，黎巴嫩局势发展同加沙冲突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持续占领息息相关，他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针对黎巴嫩连续两天遭受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袭击，黎巴嫩外交部长哈比卜指责以色列发动了袭击。他表示，袭击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他呼吁安理会谴责“这次恐怖袭击”。哈比卜在会上拿出遭袭者的断肢照片并质问，“这难道不是恐怖主义吗？！”黎外长在联合国拿出被袭者断肢照片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库赛·达哈克代表阿拉伯集团发言时说，最近发生的袭击完全无视国际法。阿拉伯集团要求安理会谴责网络恐怖主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和对其他国家的袭击”。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表示，以色列并不寻求战争。自去年10月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造成46人死亡、294人受伤、数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的目标非常明确，即恢复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并让民众重返家园。黎以冲突波及中国维和营区多枚航弹在附近爆炸，部分设施受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9日下午，距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营区700余米处发生多枚航弹爆炸，营区内因冲击波和航弹残片受到波及，部分设施受损，无装备损坏，无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19日16时40分，随着几声巨响，营区对面的山坡上瞬间升起几朵黑云，强大的冲击波使营区房屋、门窗左右摇动。中国维和营区受到波及我维和官兵在掩体里，经过近2个小时的安全躲避，待营区安全风险降级后，对营区进行检查。发现营区门窗、吊顶、镜子、和平厅物品陈列柜玻璃等多个地方不同程度受到损坏，部分航弹残片落到营区，手臂般粗的树枝被打断，水泥路面砸出多个坑。目前我维和官兵无人员受伤。中国维和官兵无人员受伤编辑|段炼 易启江校对|刘思琦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新华社

近日，一则关于“应届生因拒绝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当事人张先生发帖称，他于2024年7月22日入职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管培生一职，不料在短短43天的工作期间，因连续两次拒绝参加公司组织跑步活动，最终于9月4日收到了公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张先生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关于职场权益、企业文化及劳动法规的热议。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据他介绍，入职该公司后，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活动。公司在聊天群组织员工下班后户外跑步第一次是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后进行5公里的户外跑步；第二次则安排在8月31日（周六）早上7点，要求员工到某公园集合进行10公里的户外跑步。张先生表示，由于连续高强度加班12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身体疲惫不堪，因此在第二次活动当天未能参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定竟成了他被辞退的导火索。张先生询问跑步的目的张先生透露，9月3日，他被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在约谈过程中，朱先生表示组织跑步活动是为了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让员工自主报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筛选主动性较强员工的方式。朱先生还指出，张先生拒绝参加跑步活动反映出其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生的要求。对于这一解释，张先生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拒绝跑步活动是基于个人身体状况的考虑，并非对公司文化或团队活动的不尊重。张先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事件发生后，张先生于9月12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目前案件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向媒体提供了约谈的录音作为证据，录音中朱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和解释。记者致电该公司城市经理朱先生求证时，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相关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准。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有网友对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公司不应将员工的个人选择与工作能力挂钩，更不应以此为由辞退员工；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员工应积极参与其中。网友发表评论截图媒体时评企业得回答“灵魂”三问实话，在非工作时间组织员工搞活动的企业，现实中并不少见。虽然员工有权利拒绝，但是多数时候只能选择被迫服从。但哪怕如此，审视涉事企业的做法，依然让人忍不住质疑，甚至质问。其一，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10公里？稍微有点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既不科学也不健康，很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或是心率加快引发其他意外。体育锻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见风险意识之差。其二，周末到底属于员工还是属于公司？在大小周已经遭遇持续性的批判，或是提高加班福利、把选择权交给员工的语境下，这个答案恐怕不难得出。如果这个问题涉事企业回答不上来，或者没有明确、合法的考勤制度来解释，那么就不妨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三，辞退涉事管培生的理由合法、充分吗？一般来说，企业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包括试用期员工、管培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果是当事人专业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岗位工作，或者违反公司合法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拒绝参加公司周末组织的长跑活动被辞退，未免牵强。管培生当然应该接受企业的管理，但绝不代表要无条件接受企业的无理要求，甚至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要求。管培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权利人，是一个有着自身正当权益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任意拿捏、揉搓的工具人。这起事件暴露出当下职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企业缺乏边界意识，随意支配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而不自知；漠视员工权益，嘴上说“大家主动报名”，实际上却是变相强制、秋后算账；企业文化落后，有着浓厚的传统家长制思维，管理常常超越雇佣关系。来源 | 新闻晨报综合正在新闻、半岛都市报、红星评论

据观察者网报道，美菲再次改口称拒绝撤走中程导弹，还有菲高官扬言要让中国“夜不能寐”，面对这种挑衅行为，中方果断进行了反制。数月前，美菲勾连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了菲律宾境内，表面给出的理由是要举行联合演习，实际上摆明了就是要威胁我国的安全。在中方多次严厉谴责后，菲方不情不愿的给出了一个时间表，称9月这些武器就会从菲律宾撤走，眼看着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一位菲律宾高级官员跳出来说，其实美国根本没有马上撤出在菲律宾部署的中程导弹系统的打算。【美军中导系统】这位高官还说，保留中导有助于“威慑中国”，如果系统要被撤走，也是因为“目标”已经达成，等到维修或建造工作完成后，还可能会重新引入，很显然，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固态度。菲律宾军方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找借口称美菲第二阶段的“盾牌-2024”联合军事演习还在进行，中导系统的驻留时间将由美国太平洋陆军决定。美菲之所以再三找借口拒绝撤走中导，是因为对这种武器的威胁能力十分有信心，该武器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基于车载巡航导弹发射系统，能发射射程为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至少在菲律宾看来，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灵活机动的“杀手锏”。【美菲军演】对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比如菲律宾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就指出，菲律宾不应该允许外国军队部署导弹系统，因为这些系统的控制权在外国手中，一旦开战，菲律宾将成为战场。再比如在野左翼政党的议员也警告，现任总统马科斯的外交政策已把世界推向“核军备竞赛的边缘”。与之相比，中方的态度就要更加坚决、明确，中方曾严厉谴责，称美国在菲部署中导是极具冷战色彩的战略性、进攻性武器，是开历史倒车。而菲律宾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严重背离作为东盟国家的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东盟宪章》精神，严重破坏《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原则，最后中方警告道：“引狼入室”定将反噬自身。中方的警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就在美菲出尔反尔的同时，在西太平洋上史无前例的一幕出现了：解放军的三艘航母全部出航。【解放军航母出航】据公开消息显示，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舰队进入了日本毗邻海域随后进入太平洋，山东舰也离开港口出现在海面，福建舰则是开启了第四轮海试。我们的3艘航母同时出航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为了维护我国周边局势的稳定，美菲试图通过中导系统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威慑”，只会让局势更加紧张，希望美菲立即停止危险行径，不要让我们的善意被白白浪费，也不要怀疑我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