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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一周陪老婆4天，陪情人3天。情人感觉不满意，想要独占他，他一气之下，将情人杀死并抛尸了，尸体是在上海崇明的一条河里发现的。最早是环卫工发现的尸体，他们报警了。警方将尸体打捞上来，发现被害女子是装在了一个行李箱里，尸体已经腐败了。不过，她的双手和双脚，还染着交替不同颜色的指甲。这个被杀的女子，应该是生活在城里，不是干体力活的。民警开始在上海重点排查，尤其是寻找最近失踪的三十岁左右的女子，被害女子也就是三十多岁。尸体是在上海崇明的一条河里发现的通过查询民警得知，有一个叫王丽的女子失踪了，她和丈夫离婚没多久。死亡的女子是不是她呢？民警找到她的父母，做了DNA亲子鉴定，确定死者就是王丽。谁杀了她呢？她的前夫说，他们两个人已经离婚，都是因为一个叫刘某某的男子，等于是前妻王丽和刘某某有了婚外情，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民警查看两个人的开房记录。发现他们确实经常到宾馆开房，不是在上海，就是在苏州。而且最近半年的时间里，王丽都是和刘某某到外面租房住了。他们两个竟然住到了苏州。民警查看两个人的开房记录到底怎么回事？民警找到刘某某了解情况，起初他是不承认了，直到民警找到他抛尸当晚的监控，他从出租房拉出一个行李箱，电梯里的监控显示的很清楚。他才承认杀死王丽的事实。他说，自从他和王丽有了婚外情后，他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一开始都是偷偷摸摸开房，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妻子发现，他让王丽住到苏州。他们一起在苏州租房住。本来他家是上海的，工作也在上海，他对妻子说，他的工作被安排到了苏州，一周在上海工作4天，苏州工作3天。也就是说，一周的时间里，他只能陪妻子4天，陪情人王丽3天。他的妻子相信了，还叮嘱他好好工作。刘某某一周陪妻子4天，陪情人王丽3天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他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也不想长期这样两地跑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王丽说和丈夫离婚了，以后要全心全力的陪着他。还要每周都和他厮守在一起，最终想要嫁给他。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他还爱他的妻子，他和妻子还有一个孩子。这都是他最爱的人，他不可能为了王丽，抛弃自己的妻子的。他更不可能娶王丽的。当他拒绝每周都陪王丽时，王丽竟然给他妻子打电话，将他们两个人的婚外情曝光了。他是很生气的，并且给妻子承诺，尽快解决完这件事，他就回家。妻子也答应了，只要他能悔过，就选择原谅他。这意味着，他要和王丽分手了。可是，王丽为了他，都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了，想要完全占有他，还想嫁给他。这种情况下，想要说分手，谈何容易？刘某某对妻子承诺和王丽分手若是不分手，就没有办法给妻子交代。他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他始终认为王丽太胡搅蛮缠了，当时他们说好的，不以破坏双方的家庭为目的地交往了，到了最后王丽竟然彻底沦陷了，甩都甩不掉。他能怎么办？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王丽，所以他趁着和王丽在一起睡觉时，将王丽给杀死了。然后，将王丽的尸体装入行李箱，到了崇明岛抛尸。刘某某决定除掉王丽他认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会被发现。没想到抛尸没多久，尸体就被发现了。他杀人的秘密也被曝光了，现在他很后悔，当初怎么就招惹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呢？他恨死自己了，怎么就管不住下半身？也觉得愧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杀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这就是婚外情的可怕之处，一旦失控，会直接酿成命案，昔日相爱的人选择举刀相向！是不是很可怕？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周先生受伤住院近日，湖北襄阳一网友发布视频称，与朋友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特9号AITO授权用户中心（下称“AITO中心”）试驾问界M5时，遭遇交通事故。图为事故现场9月19日，《正在新闻》联系到该视频发布者周先生，据周先生回忆，8月28日中午12点半左右，他与朋友马先生二人前往AITO中心试驾问界M5。“销售人员带我们开车时坐在主驾驶，讲解演示（智能驾驶）功能，我坐在副驾驶。”据视频显示，驾驶人员双手离开方向盘，自然垂放在身前，“开了智驾以后，（销售）双手没有扶方向盘，过了几分钟，前方有一辆公交车左转掉头，销售没有去紧急制动（就撞上了）。”问界撞上公交车周先生称，撞上公交车后车辆安全气囊弹出，“（AITO中心）给出的解释是，后台数据显示车速已经降下来了，只有34km/h。”对此，周先生表示质疑，“但我也开了很多年车了，（只有34km/h）不可能撞得那么严重。”周先生与朋友马先生均在事故中受伤。据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发生于8月28日12时58分左右，王某驾驶大型客车在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起步左转弯掉头时，与沿东风汽车大道由南向北行驶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载周先生、马先生）发生碰撞，造成周先生、马先生二人受伤，周先生物品损坏、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图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后，在AITO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周先生和朋友前往襄阳市中西结合医院进行治疗。据周先生的病历显示，中医诊断伤筋（气滞血瘀证），西医诊断：耳损伤、内耳震荡伤、外伤性耳鸣、全身多处软组织疾患。周先生表示，事故当天在医院做了CT检查，未发现骨折，一周后未见好转，“后来又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出脖子有骨折。”周先生住院后，他的父亲前往AITO中心进行协商，周先生说“给我父亲看的后台数据说是有五十多码，显示距离（公交车）7米的时候有制动”。目前，周先生已出院回家静养，18日，周先生的父亲与AITO中心协商过后，工作人员表示愿意带周先生到更好的医院进行治疗。19日上午，《正在新闻》拨打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特9号AITO授权用户中心门店电话，工作人员称，该事件由相关部门在处理。随后，问界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正在新闻》，对于该事故的处理进度及调查结果，“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具体以公司公告为准。”

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上海一渣男败光自己和妻子家所有财产，还让他们背上贷款，而自己却把得来的460万挥霍享乐。骗光家里的钱，他又去外面四处行骗，被抓后，他还希望父母给自己托底……把租来的车转手抵押2023年10月，某新能源车公司报案称，四个月前一个叫程阳的客户在他们租赁平台前后租了4辆车，一开始一切正常，但到了第四个月，四辆车的租金却同时出现了违约。车企的后台定位显示，车子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挪动了。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停车位置却发现，这里是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停车库，四辆车居然都被程阳抵押了。核实了基本情况后，民警判断程阳存在诈骗嫌疑，最终警方在闵行区的一套出租房里找到了失踪多日的程阳。上海男子败光自己和妻子家所有财产据程阳说，他租车是为了开租赁公司，他也确实注册过营业执照。但据警方查实，他的这个公司几乎没有开展过所谓的汽车租赁业务。躲债前，程阳曾向父母借钱，但却遭到了拒绝。程阳曾向父母借钱，遭到了拒绝随着真相的揭开，民警了解到，抵押车辆所欠下的这40万元不过是程阳众多债务中的冰山一角。在他消失前，几乎败光了自己和妻子两家人所有的家产。来看看他都给家人挖了哪些坑。卖掉岳父母的房子4年前，程阳提议卖掉岳父母的房子，所得180万房款，再贷些款置换一套郊区的三房。程阳提议卖掉岳父母的房子但搬入新房后不久，尹莉的父亲患病，为了方便照顾，老夫妻就在女儿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却成了程阳欺骗自己父母的“道具”。抵押掉自己父母的房子程阳告诉父母，说想要贷款把岳父母租的这套房子也买下来。程阳还欺骗自己父母于是，父亲就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160万给程阳买房。第三步拿妻子钱养三个女人离婚后卖掉刚置换的三房房款全自己拿进程阳从小到大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工作结婚父母都帮他安排得十分妥帖，但离开父母身边的程阳似乎成了脱缰的野马，他开始找各种理由夜不归宿，直至被尹莉发现他出轨。程阳被妻子发现出轨程阳还责怪妻子查自己，扬言“男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其他事情”。程阳在外养着三个女人三番四次被发现出轨，不堪忍受的尹莉提出了离婚，再三纠缠之下，他们最终决定离婚，但这一步居然也是程阳挖下的坑。卖房子的钱尹莉一分都没有拿到最终，卖掉奉贤这套房子的钱尹莉一分都没有拿到，程阳以投资创业为由，把钱全部拿走了。第四步抵押掉妻子的自驾车又让父母帮忙贷款打完固定资产的主意，程阳又把妻子的车子也抵押了，家人的财产几乎被他消耗殆尽。程阳又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将租赁方的车子挂靠到自己公司名下，将车辆抵押套现40万元。再以所谓的创业为由，他又让父母帮忙贷款80万元，再加上房产的抵押贷款，老两口共背负了240万元巨额债务，每个月的退休金几乎全部去填儿子捅下的篓子，只剩不到1000元度日。程阳妻子背上了40万网贷，和父母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花钱如流水高薪聘请生活秘书、私人导游调查发现，程阳花钱如流水，不仅有网络赌球输掉近百万元，还有各种高消费，包括旅游聘请私人导游、给不同的异性转账，甚至还发广告招聘月薪2到5万的“生活秘书”。面对这样的结局，程阳还希望父母最后帮自己一把。图为视频画面截图最终，罪犯程阳因诈骗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8个月。（来源：潇湘晨报）

美国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和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当地时间9月20日，美国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和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被看到出现在日本东京的一家百货店中，两个人挑选了一些衣服准备结账离开。据报道称，现年47岁的坎耶原计划在东京举办聆听派对，但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派对被重新安排了时间，而这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畅游这座他来过无数次的东亚城市了。比安卡拿着购物袋从衣服的颜色看，应该是为比安卡准备的，或者是为了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坎耶虽然跨界时尚圈后也很成功，但近几年他似乎只喜欢黑色，对其他的颜色没有什么兴趣。进入9月的东京也不是那么炎热了，但比安卡仍然选择了十分清凉的服装，就如同是忘了穿外面的衣服，直接穿着樱花粉色的内衣就跑出来了，脚上倒是搭配了一双丈夫设计的“袜靴”。比安卡内衣外穿比安卡的内衣外穿，似乎是怕埋没了自己的好身材，尽管这样的风格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产生争议，但她仍是乐此不疲。最初她这样出现，还会被认为是迫于坎耶的压力，但现在看来，这就是比安卡的选择。金·卡戴珊自拍照这边坎耶和比安卡的街拍被刊登出来不久，那边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金·卡戴珊也有所行动了。有几天没有晒自拍的真人秀女性，穿着绑带皮革马甲，将紧致的身姿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金·卡戴珊拍照时嘟起嘴现年43岁的金姐在晒照时，每次都是相似的表情，而在其中嘟嘟嘴是必不可少的。她分享了一张躺在沙发上的照片，还解释说，不是为了舒服，而是因为后背疼痛需要冰敷。

9月18日，王红珍（化名）收到了山东滨州中院的举证通知书。因不服女儿李璐（化名）被判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判决结果，她此前向滨州中院提起申诉。王红珍申诉已获受理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李璐将其录制的滨州阳信县信访局原局长刘某某的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李璐刑事责任。涉案视频截图此外，法院还认定，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犯侵犯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决定对李璐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二审期间，李璐始终不认罪，律师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王红珍申诉称，李璐认为受到刘某某言语侮辱，提出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其没有以威胁或要挟方式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目前其申诉已获滨州中院受理。被控敲诈等罪获刑生于1987年的李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2018年底，李璐回到老家滨州阳信县。2019年年初，李璐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其初中班主任史某某，并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她在初中时遭史某某侵害，在大学就读期间，史某某还通过聊天工具向其发送淫秽图片和视频。针对李璐的举报，阳信县相关部门2022年7月回复称，因李璐所称被侵害一事仅有本人指控，无其他证据证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阳信县纪委监委在受理举报后，根据李璐所提供2006年—2009年间的证据材料及其他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给予史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二年），以及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决定。李璐（化名）控告史某某强奸一案未被立案史某某被处分后，李璐多次找到史某某，二人发生多次冲突，其间李璐遭推搡或殴打，公安机关对史某某先后作出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李璐对其中惠民县公安局何坊派出所和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6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两份终审判决，以处罚“明显畸轻”等理由将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并责令惠民县公安局和阳信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璐的报警依法作出处理。李璐的母亲王红珍称，此后李璐就阳信县公安局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开始上访。李璐敲诈勒索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李璐前往阳信县信访局上访，与时任信访局长刘某某发生争执，李璐将事发过程进行了录像，称遭刘某某辱骂并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当年7月31日，刘某某被阳信县政府免职。同日，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李璐将视频隐藏。8月26日，李璐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刘某某和县政府、县信访局共同赔偿她30万元。8月27日，李璐再次将视频发布，公安人员再次找其删视频，并让她和刘某某见面解决赔偿事宜。8月28日，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李璐与刘某某见面协商。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监控录音证实，李璐要求刘某某与县政府、信访局共同承担30万元，建议刘某某个人承担10万元，并表示对总金额不会让步，如果刘某某少承担，剩余的必须由县里承担。刘某某当面道歉，并同意赔偿10万元，并当场转账2万元。之后，刘某某于2022年9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9月23日，李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侵犯个人公民信息罪被捕。2023年8月25日，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李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审（上）、二审（下）判决结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家属申诉已获受理李璐不服并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先后延长审理期限四次。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滨州市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山东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经最高法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滨州中院二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一审一致。滨州中院评判认为，本案中李璐将其录制的刘某某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隐藏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被害人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滨州中院认为，李璐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利用网络民事维权的范围，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本案中李璐所安装的定位仪器，能够在立体空间上显示涉案车辆所在的任何位置，从而识别出车辆驾乘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与外界联系等活动的行踪信息，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查获在案证据显示其非法获取的轨迹信息即达71条，已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该71条轨迹信息无论系史某某个人驾驶、还是其家人驾驶车辆，均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李璐罪名及刑期的判罚。在一审二审期间，李璐未认罪，其律师也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李璐的母亲王红珍提起申诉，认为李璐提出索赔的请求具有正当性，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另鉴于李璐与史某某的特殊关系，其安装定位器的目的及获取史某某相应的个人信息后的举动，李璐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用于非法目的的犯罪故意。目前，滨州中院已对王红珍的申诉予以受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当天，王红珍收到了滨州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8200部队士兵处理数据以军总参谋长：“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有以色列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认为此次爆炸事件对真主党的精锐拉德万部队造成了“重大伤害”，其大部分领导人丧失了行动能力。此外有报道称，手机、太阳能系统设备、指纹识别器等多种电子设备也在两天内爆炸，造成进一步破坏。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预计将在19日发表全国演讲，这是爆炸事件后，他发表的首次演讲。外界普遍预期，他将在演讲中谴责以色列，并宣布大规模报复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访问了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并表示，随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以色列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北部战线。他提到真主党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强调以色列需要“考虑所有作战可能性”。当天，以色列将参与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第98师调往北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也警告称，“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他还表示，“每当我们达到某个阶段，我们就准备好强行推进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在每个阶段，真主党都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据报道，以色列在此次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未提供详细内容。报道称，尽管加兰特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7日早上通了电话，但美国直到爆炸消息公开后才确认以色列已实施该行动。从华盛顿飞往开罗的途中，震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外交官们在飞机电视屏幕上观看了新闻播报。▲黎巴嫩人哀悼爆炸事件中的死者以“8200部队”或主导袭击其与摩萨德合作超过1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寻呼机袭击”，使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辖下精锐网络战专门部队8200部队成为关注焦点。一名西方安全机构消息人士称，8200部队不仅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起策划了9月17日和18日的爆炸袭击，且在行动计划阶段，8200部队负责实验如何将小型爆炸物有效植入通信设备。消息人士透露，8200部队为此次行动已经与摩萨德合作了超过1年。然而，以色列军方拒绝对8200部队的参与发表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也未对媒体的询问作出回应。公开信息显示，8200部队起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成立的早期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专门负责网络战，并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机构合作。其活动通常高度机密，范围从信号情报到数据挖掘，保护国家网络到渗透其他国家。其成员以极高的智力水平和年轻化闻名，据称是以军高层亲自挑选的精英组成。以色列军方轰炸加沙时使用了一款名为“薰衣草（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打击目标的错误率极高，轰炸的附带伤害也十分恐怖。有报告称，该程序正是由8200部队开发。此外，8200部队还被认为参与了多次境外网络行动，其中包括2010年通过“震网”病毒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红星新闻相关报道：以军事情报局8200部队开发的“薰衣草”或导致加沙大量平民伤亡，其退役人员在美国硅谷受到欢迎）设立空壳公司出售植入爆炸物的“特殊产品”12名听取了袭击情况汇报的以色列现任和前任国防和情报官员表示，这些带有爆炸物的装置是由以色列直接制造并提供给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称这次行动复杂且耗时。据称，以色列多年前通过设立空壳公司来实施这项计划，成功向真主党出售了数千台从制造阶段便已被植入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特殊产品”。当地时间9月17日，在真主党据点附近，数千台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导致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虽然大多数受害者为真主党成员，但也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爆炸后的寻呼机残骸上贴有金阿波罗公司的标签。专家猜测，可能是在寻呼机运送给真主党的过程中，有人植入了爆炸装置。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许清光表示，该寻呼机是由匈牙利公司BAC负责制造，金阿波罗仅通过许可协议允许使用其商标。▲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BAC公司否认制造了这些寻呼机，并表示其只是一个中介公司。然而，据知情的情报官员透露，BAC实际上是以色列为制造掩护而设立的空壳公司，真正制造寻呼机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三名情报官员称，以色列为此至少创建了至少3家空壳公司。据称，以色列的目标是向真主党出售特制寻呼机，这些寻呼机电池中含有威力强大的高能炸药PETN。自2022年夏天起，这些设备就已开始少量供应给真主党。以色列于9月17日下达了激活这些寻呼机的命令，并在爆炸前故意发出了看似由真主党高层领导发出的阿拉伯语信息。此外，真主党因担心手机被以色列黑客入侵，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越来越依赖寻呼机进行通信，这可能为此次以色列袭击提供了可乘之机。真主党在今年夏天进口了数千台寻呼机，许多设备被分发给真主党及其支持者。18日发生的对讲机爆炸也有蹊跷。对讲机的外观是日本公司ICOM生产的IC-V82型号外观，但ICOM于19日声称，这款型号的销售大约在10年前已经结束，相关电池也已停止生产。ICOM还表示，爆炸的对讲机没有防伪标识，因此无法确认是否为其出厂的产品。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 综合央视新闻（总台记者 王寅）等编辑 郭庄 责编 冯玲玲

作者：正在新闻热点组近日，网传24届应届生因拒绝公司周末组织的10公里跑步活动被辞退一事，引发网友关注。9月20日，《正在新闻》电联了被辞退的当事人张先生。张先生表示，自己是24届应届生，于7月22日入职北京易点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易点淘公司”）的岗位，9月4日收到该公司单方面的解除劳动通知书。公司在聊天群组织员工下班后户外跑步9月12日，张先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目前正在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表示，他在职的43天里，北京易点淘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第一次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时间在户外跑步5公里。第二次在8月31日（周六），公司组织员工早上7点在某公园集合，进行户外跑步10公里的活动。张先生因为身体疲惫，未去参与8月31日的跑步活动，9月3日，就被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张先生向《正在新闻》提供了约谈的录音。录音中，朱先生表示，组织大家跑步也是增强大家战斗力凝聚力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自主地去报名公司的跑步活动，背后（目的）也是一种筛选，筛选出一些主动性比较强的员工。同时朱先生表示，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是张先生缺乏主动思考，没有管理的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的要求。同日，《正在新闻》致电了北京易点淘公司的城市经理朱先生，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目前公司与张先生处在一个劳动纠纷的过程中，相关的情况以后续劳动仲裁委员会判决为准。相关新闻管培生拒绝周末跑10公里被辞退，当事人：已连续加班12天近日，一则关于“应届生因拒绝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当事人张先生发帖称，他于2024年7月22日入职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管培生一职，不料在短短43天的工作期间，因连续两次拒绝参加公司组织跑步活动，最终于9月4日收到了公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张先生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关于职场权益、企业文化及劳动法规的热议。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据他介绍，入职该公司后，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活动。第一次是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后进行5公里的户外跑步；第二次则安排在8月31日（周六）早上7点，要求员工到某公园集合进行10公里的户外跑步。张先生表示，由于连续高强度加班12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身体疲惫不堪，因此在第二次活动当天未能参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定竟成了他被辞退的导火索。张先生询问跑步的目的张先生透露，9月3日，他被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在约谈过程中，朱先生表示组织跑步活动是为了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让员工自主报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筛选主动性较强员工的方式。朱先生还指出，张先生拒绝参加跑步活动反映出其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生的要求。对于这一解释，张先生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拒绝跑步活动是基于个人身体状况的考虑，并非对公司文化或团队活动的不尊重。张先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事件发生后，张先生于9月12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目前案件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向媒体提供了约谈的录音作为证据，录音中朱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和解释。记者致电该公司城市经理朱先生求证时，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相关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准。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有网友对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公司不应将员工的个人选择与工作能力挂钩，更不应以此为由辞退员工；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员工应积极参与其中。网友发表评论截图媒体时评企业得回答“灵魂”三问实话，在非工作时间组织员工搞活动的企业，现实中并不少见。虽然员工有权利拒绝，但是多数时候只能选择被迫服从。但哪怕如此，审视涉事企业的做法，依然让人忍不住质疑，甚至质问。其一，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10公里？稍微有点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既不科学也不健康，很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或是心率加快引发其他意外。体育锻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见风险意识之差。其二，周末到底属于员工还是属于公司？在大小周已经遭遇持续性的批判，或是提高加班福利、把选择权交给员工的语境下，这个答案恐怕不难得出。如果这个问题涉事企业回答不上来，或者没有明确、合法的考勤制度来解释，那么就不妨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三，辞退涉事管培生的理由合法、充分吗？一般来说，企业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包括试用期员工、管培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果是当事人专业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岗位工作，或者违反公司合法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拒绝参加公司周末组织的长跑活动被辞退，未免牵强。管培生当然应该接受企业的管理，但绝不代表要无条件接受企业的无理要求，甚至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要求。管培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权利人，是一个有着自身正当权益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任意拿捏、揉搓的工具人。这起事件暴露出当下职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企业缺乏边界意识，随意支配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而不自知；漠视员工权益，嘴上说“大家主动报名”，实际上却是变相强制、秋后算账；企业文化落后，有着浓厚的传统家长制思维，管理常常超越雇佣关系。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

据媒体报道，叶剑英元帅长女、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夫人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图为叶楚梅（来源：合肥日报）▲叶楚梅（右二）与父亲叶剑英等人的合影（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资料显示，叶楚梅，叶剑英长女，1928年在香港出生，从出生到1937年九年间，与叶剑英始终分隔两地，无从见面。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叶剑英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1948年，叶楚梅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回国后，叶楚梅曾担任原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等职务。叶楚梅的丈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父爱融融——叶剑英的三封家书（1）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急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急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作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急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6./XII.1946.北平这是叶剑英1946年12月6日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这封信与下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月份都是用罗马数字书写的。其时，叶楚梅在莫斯科财经学院读书，而叶剑英则担任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谈判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但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2月，叶剑英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最后一批人员返回延安，军事调处执行部宣告结束。虽然此时距内战全面爆发不过半年时间，对于我方而言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但叶剑英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我方必胜的信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为下一辈能参与“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也期许他们能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5月27日，叶剑英在写给叶楚梅的信中，再次热情洋溢地写道：“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2）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确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22./IX.1950.广州这是1950年9月22日叶剑英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1950年，叶楚梅仍在苏联念书，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职，不仅要领导解放海南岛、扫除解放战争后两广地区残留的土匪，而且要着手进行各项建设与改革，工作十分繁忙。这封信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叶剑英认为学习与做人的目的不是其他的，而是“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因此他在信中希望女儿能正确认识学习的目的，发奋读书以便学成归来报效国家。（3）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馨儿、铃戈：五月二十七日信，今（三十一日）收到。对于你的伤情，爸一直在惦念，不知结果如何？读来信，看来还是要手术。所谓观察三个月，进展甚微。是用什么方法诊断出来的？X光是看不见的，还有其他科学方法吗？陈中伟医生是很高明的，我们都相信他。记得今年一月二日有二位同志到叶办打电话时，说到五条神经断在根部，联系到大脑，手术必须慎重云云。现据来信证明，有三根全断，两根重伤，正考虑手术，陈中伟医生只拟制方案，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正如来信所说：从组织到医生都关心、慎重，爸应当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脑、手不能两全，还是保护脑。不让在神经根上手术时伤及脑，这是关键。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时动手术？也不知“人大”何日开？北京有些同志又劝我相信医生不一定要去。总之正在考虑中。望与陈中伟医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时手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以便进一步肯定。目前养伤期间，千万注意饮食起居！就写到此，祝愉快、康复！五月三十一日这是1970年5月31日叶剑英写给儿子叶选宁、儿媳钱铃戈的信。馨儿是叶剑英对叶选宁的爱称，取“宁馨儿”之意。1970年，叶选宁在天津劳动时导致右臂伤残，后转去上海治疗，信中提到的陈中伟是当时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叶剑英得知儿子右臂伤残后，五六月间连续修书两封，与之讨论手术之事。儿子受伤亟待手术，做父亲的自然十分担心，但信中叶剑英却表示“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这既是宽慰之语，又得见一代元帅的万丈豪情。1970年6月9日，叶剑英得知会诊结果需要实施手术后，写信给叶选宁夫妇，表达了他同意手术的态度，并说：“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老大夫’也许有些外行人的建议，会是合理的。”“老大夫”是叶剑英的自称。身为病人家属，“外行人的建议”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不得而知，但一片浓浓的父爱已跃然纸上。叶选宁手术后，逐渐练习用左臂写字，最后成为了书法名家。延伸阅读：开国元帅叶剑英▲图为叶剑英元帅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资料来源：澎湃新闻、北京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政府网】编辑：张喜斌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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