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如今泽连斯基派来了曾经担任过战略工业部部长的帕夫洛•里亚比金出使中国。希望随着乌新任驻华大使的到任，能够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乌克兰的友好关系。也有益于俄乌未来的和谈……

　　一个背景是，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设立了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是首批试点中唯一设在街道层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东部地区唯一的基层立法联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