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0岁的他回国创办携程并在4年后带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事业如日中天时，他选择出海求学，但每当携程进入危急时刻，他都毫不犹豫再次出山，为携程稳坐在线旅游老大位置保驾护航；2020年，旅游业陷入历史低谷，他放下身段唱跳cosplay直播带货，再次带领携程走出危机。

　　《中国企业家》：有人说，“梁建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把复杂的人口学问题，用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向大众传播的学者。”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仅靠学者或者研究层面是无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动用大众的力量，一起推动人口政策的改变？

　　“财政自给率也并非衡量财政健康程度的唯一指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便是财政质量，即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果罚款等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也很难说明是‘财政健康’。”他认为，鉴于地方财政自给率同时受到财政制度设计与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财政质量可能是衡量财政健康程度更重要的指标。

　　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当然，这需要社会资源做很大的倾斜才行。

　　那中国呢？未来十几年，总体来说中国经济还是乐观的。但中国的（年新生）人口规模从1980年代的2500万左右，到90后00后的每年1500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现在只有不到1000万了，肯定会给未来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个影响要延迟到十几二十年之后，所以需要很多切实的政策落实。

　　2月，在“2023上海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大会暨第三届上海数字创新大会数字安全论坛”上，上海市经信委发布了《2022年上海市网络安全产业创新攻关目录》。

卢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