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透

（原标题：妻子离家失联近20年，福建男子起诉离婚被认定“感情未破裂”遭法院驳回，律师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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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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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安徽合肥一名网约车司机在网络反映，近日一名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乘坐其车辆，下车地点为合肥市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考试中心，对方在快下车时亮证后要求检查其“两证”，他质疑对方便装和单人执法拒绝配合，但之后其账号被封禁。这名司机质疑对方“公报私仇”，随后来到对方工作单位理论。潇湘晨报记者核实到，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系当地负责网约车监管的执法单位，但该支队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女子并非该支队工作人员，而是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理论上并没有资格来进行执法。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具体情况不便回应。图为行程记录根据这名司机在网络公布的视频，涉事女子是从某地点乘车至合肥市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考试中心，在乘坐其车辆快到目的地时，突然在后排亮证要求检查司机“两证”，但司机因其身着便装和单人执法予以拒绝，之后女子下车，他的网约车账号后来也被平台封禁。图为车内监控截图根据视频，这名司机后来到女子所在单位反映，并和涉事女子理论，这名女子称“我不是执法，我只是作为一个乘客……”记者注意到，现场工作人员佩戴有合肥市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考试中心考核员的牌子。在双方争执过程中，涉事女子还称“胆子还不小”。现场工作人员佩戴有合肥市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考试中心考核员的牌子这名司机在网络还公布了自己其实是有运营网约车的所有合法证件，只是觉得对方执法不合法所以未配合。司机账号遭封禁这名司机在网络中指出这名女子身份为合肥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工作人员，但潇湘晨报记者核查到，合肥当地对网约车进行执法的系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为合肥市交通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公开报道显示，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曾对持有伪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从事非法营运的车辆实行“全网封禁”处理，要求各平台下线该车辆，封禁其经营账号。9月23日，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网传视频中的女子并非该支队执法人员，而是主管单位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执法这块确实是归我们管，理论上她是没有执法权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说她要执法……”这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按照正规执法流程，身着便装和单人执法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具体情况可以询问合肥市交通运输局。潇湘晨报记者查阅我国行政处罚法，其中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合肥市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考试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无法回复。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此事由该局人事处处理，记者随后致电该局人事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之中，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来源丨潇湘晨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摘要：上周有三名老虎被处理上周有三名老虎被处理 图为反腐宣传图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9月16日—22日），有3名老虎被处理：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被查，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被公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中秋节后第一天，杜玉波被查中秋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9月18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出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人，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中秋节后第一天，杜玉波被查2002年，杜玉波升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明确为副部长级。2010年12月，他转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1年1月卸任北航党委书记。‍‍‍‍‍2016年10月，杜玉波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3月，他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休后，杜玉波还分别于2017年7月、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上官汇”注意到，杜玉波曾任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前也有一名“老虎”被查。2023年8月6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被查。公开资料显示，张广，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黑龙江伊春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2002年11月参加工作。张广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飞行学院院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等职务。2019年1月，张广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今年1月19日被“双开”，2月5日被逮捕，5月13日被提起公诉。杨克宁被公诉，系全国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杨克宁系全国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徐文荣一审获刑14年徐文荣站在被告席上 图源央视据央视新闻消息，9月20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资料显示，徐文荣出生于1961年6月，是出自石油系统的中管干部，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工作超过30年。去年6月25日，徐文荣被查。2024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相关通报指，徐文荣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今年1月8日，徐文荣被逮捕，4月9日被公诉，6月21日受审。值得一提的是，据公开报道信息，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时任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

乔丹戴着鸭舌帽观看比赛，现场图据当地时间9月21日的消息称，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的身体状况，现在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据悉，现年61岁的退役NBA明星于上周四（19日）前往了摩纳哥的路易斯二世球场，观看了一场欧冠比赛，摩纳哥队主场迎战巴萨罗纳队。乍一看乔丹没有什么问题，壮硕的身躯在人群中很是醒目，但当给到近景镜头时，粉丝们却发现了问题……乔丹的眼白泛黄，现场图从照片可以看到，乔丹的巩膜（俗称：眼白）呈现出明显的黄颜色，这很难不让人担心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鉴于乔丹本人对自己的身体状态保持沉默，粉丝们也就只能猜测了，包括酗酒造成的肝损伤，或是酗酒引起的黄疸，以及眼球表面黑色素增多等。有网友写道：“作为一个在酗酒和吸毒家庭中长大的人，以及一个崇拜这个男人的人，我知道那双眼睛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很难过。”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表示说：“这个男人得到了很多人想要的金钱、名誉和成就，却仍然要走向英年早逝。真是不走运。”乔丹戴着鸭舌帽观看比赛，现场图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议论纷纷，乔丹本人当然是闷不做声的（他也没有公开的社交媒体账号），不过所谓的知情人士倒是发声做出了回应。“迈克没事。他去看了医生，他只是年纪大了，最近的照片根本不需要担心，”知情人士在联系媒体时这样说道，“他没什么问题。像所有人一样，我们应该多锻炼一下，迈克很享受他自己创造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患上任何隐性疾病。”乔丹手捧冠军奖杯，资料图不过这位知情人士也透露称，乔丹对自己的眼睛引发的轩然大波感到尴尬。“他听到了球迷的担忧，他感谢他们的关心，但他也对人们以这种方式看待他感到有点尴尬。”“他不想让人们记住他病怏怏、潦倒潦倒的样子，下次我们见到他时，他的情况会截然不同，看起来会好很多，他会恢复过来的。”乔丹曾在纪录片《最后的舞蹈》露面，资料图尽管知情人士对乔丹的未来很有信心，但粉丝们似乎并没有这些话而感到安心，事实上乔丹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有泛黄的巩膜了。退役后很少出现在镜头前的乔丹，曾在纪录片《最后的舞蹈》（The Last Dance，2020年）中露面，当时人们就注意到了他巩膜颜色的异常，只不过没有这一次的那么明显。该纪录片讲述的是乔丹激励芝加哥公牛队六次夺得NBA总冠军的故事。相较于同时期的知名NBA球员，尽管乔丹的名字要更响亮一些，同时也在财富方面极具实力，但他的确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人，很少透露个人生活。不过从一些他早年间的只言片语可以知道，他爱好喝酒，至于是否到了酗酒的程度，也就只能是猜测了。乔丹曾讲述过自己做的一个梦，“很多时候我会梦到自己是个酒鬼，我无法停止喝酒，让自己难堪。我即将失去一切。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冒汗。”

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

9月7日一大早，于先生通过高德打车APP约了一辆车，赶9点钟的航班去日本。这一次他还带了一位特殊的“旅客”，他家的猫。因为带宠物出境，手续很繁琐，要提交很多材料，填写各种表格，所以他早早地出门了。5点39分，他就上了“曹操出行”陆师傅的车。以前他从家去浦东机场打车只要42分钟这一次他竟然花了65分钟同样走中环路为什么这一次多跑了30公里？▲事发当天于先生的打车路线截图发现绕行后，我们都尴尬了于先生其实是个“老上海”，最近几年才时常到国外居住一段时间。他家在闵行区梅陇X村。9月7日早上5点半之后，他收拾停当，打开手机上的高德打车APP，约了一辆车。该打车平台上“曹操出行”的陆师傅接了单。不多时，陆师傅如约开车到小区1号门接于先生。上车坐定后，陆师傅向于先生建议说，外环线大车子比较多，中环相对好一些。经过于先生同意后，他们就上中环，一路向浦东机场进发。陆师傅35岁左右，比于先生小不少，但是他依然具备这个职业健谈的特征。于先生说，起那么早，他希望陆师傅能精力充沛，至少不要昏昏欲睡，于是一路上就饶有兴致地跟陆师傅聊天。他们聊足球，聊平常跑车接客的一些轶闻趣事。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对于先生来说，这就是一趟愉快的出行。于先生说，以前他也经常打车从家出发去浦东机场，40分钟肯定能到。但是这一次，他坐在陆师傅的车里，感觉时间很漫长，该到机场的时间，为何还在路上全速奔跑？他看了看时间，又看了看窗外，路途景观完全不对。于先生就发问：“你这走的是中环吗？”陆师傅说，“怎么了？我们还在中环上呀！”于先生认为陆师傅绕行了，但是陆师傅坚称这就是最佳线路，而且是经过于先生许可的。于先生说，接下来的行程，他和陆师傅都觉得很尴尬，先前的热聊顿时冷却，一路无话。6点45分，于先生终于到了浦东机场。按照打车平台显示的里程和时间，74.55公里，65分钟，扣除优惠的24元之后，于先生确认支付了282.83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优惠，于先生应付306.83元。于先生将他上一次打车去浦东机场的记录截图发给记者。上一次车子跑了44.47公里，42分钟，没有优惠，付款131.38元。也就是说，这一趟，曹操出行的陆师傅多跑出170余元的费用。▲于先生前一次相同路线打车费只花了131.38元地图显示陆师傅绕了半个上海记者在“高德打车”上查询，从于先生居住的小区出发，前往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3条推荐线路均为45公里。推荐一的线路顺序为：中环路-华夏高架路-迎宾高速。9月7日，陆师傅的路线虽然也是走中环，但是陆先生往相反方向走，然后北上，从闵行区绕到了虹口区，兜了个中环最大限度的圈子。“中环线好比一张闭合的弓，正常情况下，我去浦东机场会走那根直弦，但是那天早上，陆师傅带我走了弓背，等于带我绕了半个上海。”于先生说，他因为要给小猫办登机手续，顾不上跟陆师傅争论，就按照平台显示的金额付了款。办好一切手续，进到候机大厅后，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些时间，于先生就开始在高德打车平台上发起投诉。“我按照平台要求，提供了一切证据。当天下午，我到达目的地后，看见平台已经认可了我的投诉，并给我退了一部分钱。”记者从于先生提供的订单截图看到，平台在282.83元上划了道斜杠，旁边将金额修改为151.81元。“高德打车平台的客服打电话联系我说，他们可以把实付151.81元的零头抹掉，算是给我的补偿。但是10天过去了，他们并没有落实，我也不打算为了51元钱再去找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这个平台，缺少诚信，下次不用了。也借此提醒其他乘客小心避雷。”▲ 平台将于先生原本282.83元的车费金额改成了151.81元平台回复：确实是司机的问题，但不严重9月20日上午，记者将于先生的情况反馈给打车平台后，“高德打车”立即给于先生发了一条短信：【高德打车】您2024年09月07日05:29的打车订单退款51.81元，预计1-3个工作日到账，请注意查收，感谢使用高德打车。发稿前，在高德打车平台上运营的“曹操出行”PR陈先生联系记者说，他们早在9月10日就已经跟乘客于先生协商好了退款和补偿事宜。经他了解，目前相关退款均已到账。记者：你们跟“高德打车”是什么关系？“高德打车”对你们司机的行为负责吗？陈先生：简单来说，乘客通过高德打车平台下单，平台会把部分订单分配到我们这边来承接，我们会给“高德打车”一部分佣金。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流量订单。记者：现在出现了陆师傅这样一些问题，“高德打车”要承担什么责任？我看到你们给乘客的短信都是以“高德打车”名头发送的。陈先生：因为“高德打车”不参与跟司机分成，所以，“高德打车”对类似陆师傅这样的事情介入比较少。通常都是我们和司机去跟乘客沟通。由于乘客是通过高德打车平台下单，完成支付，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以“高德打车”的名义跟乘客沟通；如果要退款，也是通过“高德打车”的支付系统，将钱款原路退回到乘客的账户里。记者：乘客于先生和司机陆师傅都是上海本地人，走哪条路去浦东机场，他们俩都知道，为何还会出现绕行这么远的情况？陈先生：这完全是司机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已经对司机进行了召回教育。记者：你们跟这位司机陆师傅是什么关系？出了这件事后，你们是否还让这位陆师傅在“曹操出行”的平台上运营？陈先生：陆师傅是我们下面一家合作单位的司机。该司机证照齐全，身份合法。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说，没有非常严重，我们目前是对司机进行培训整改，并且对他后续的服务进行管控，如果他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把他清退掉。目前，我们还是许可他在我们平台上运营的。本文来源：周到上海作者：叶松丽微信编辑：泰妮校对：d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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