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这是一个重要论断。在主题教育期间，深入分析这个重要论断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深刻意义。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意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笃行真理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且有助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根据历史文化条件和各国国情得出具体的结论，推动理论创新。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理论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武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不断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完成各个时代提出的主要任务，同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旺盛活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道理。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体现独特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包含着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富有包括很多含义，其中之一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的精神财富，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等。传统文化留下许多宝贵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资源。传承创新这些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丢掉根和魂，不能丢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西方人观察中国的视角有偏颇之处。“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从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财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深入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既推动理论创新又推动文化创新的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论。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体现唯物史观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时代实践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挖掘传统文化中带有人民至上的思想资源，形成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史，有强大中华民族精神力量，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有无比的自信。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尽管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独立自主的艰苦探索，坚信我们自立自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回答中国问题，既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又增强民族自信心。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和创新体现继承和发展 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魂脉和根脉都是我们必须坚守和弘扬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善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不断变革传统文化，淘汰一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观念，以此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掌握工作的主动性，有利于找到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切入口。这里以乡村文明的传承创新为例加以说明。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如何传承好乡村文明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要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乡村文明，在传承中提升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

　　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能用城市化隔断乡土文化，不能急功近利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独特的乡村风貌与乡土味道，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村落环境，继承传统乡土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明的现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用全局的、整体的、联系的眼光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原理、观点、概念、方法等不同的层次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全盘考虑，系统谋划，增强统筹协调能力，促进“第二个结合”的顺利发展。

　　第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胸怀天下是传统文化关键观念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第二个结合”中，我们要有世界眼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阐发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和合共生等价值观念的现代意义，以宽广的胸襟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助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美好世界。

　　总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握现实意义，遵循科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相适应，另一方面，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结出丰硕理论果实。

　　监制：袁华杰

　　统筹：王宙

　　策划：毕雁

　　编导：冯馨慧

　　主持：杜娟

　　记者：查建国

　　摄像：陈 炼

　　灯光：卢智宇 杨崇海 张哲

　　导播：孟繁杰

　　片头：杨以宁

　　剪辑：张天昱

　　包装：张天昱

　　指导单位：

　　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网

　　支持单位：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鸣谢：

郑义（记者 叶怡伶）09月20日,（原标题：“小杨哥”带货香港美诚月饼却在香港买不到？广州花都回应）

郑义（记者 颜幸志）09月20日,�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