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另据微信公号“国防大学”2月21日消息，“肖天亮校长等大学领导多次深入试讲课堂一线检查指导”。此前，肖天亮是国防大学副校长。这意味着，肖天亮已出任国防大学校长。

　　王莉说，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附近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办园对入园资质有严格限定，一般须有京籍户口，但从去年开始，这所公办园下调了招生门槛，不仅没有户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证”（务工就业证明、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居住证），“于是很多家长给我们交了报名费，最后又被公办园挖走了”。

　　对普惠性民办园，王海英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上述几家智能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被机器替代的员工中有大量技术工人。“以前焊接瓶口瓶底是技术上较难的岗位，现在通过智能化设备，对员工的技术要求反而低了，而对于能维护自动化设备的员工需求提升。”吴兴说。

　　柳倩说，上海和其他地区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人口下滑时，上海市教委领导就预判了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于是从1999年起就开始探索建立0~6岁幼托一体的管理机制，“当时就有了提前规划，让幼儿园成为一个蓄水池，3~6岁孩子少了就办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龄段延”。

王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