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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朝鲜国庆日宣称要“倍增”核武器的金正恩，很快就出现在核武器研发一线。据朝中社9月13日报道，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韩国总统室官员表示，韩方正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对于朝鲜是否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次视察并无太多高级官员跟随。在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里，跟随金正恩进入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和生产现场的部长级官员，只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洪承武。他也是这些画面中极少数脸部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人。根据韩美政府的信息，洪承武今年已经82岁，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朝鲜核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位“元老”再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有可能意味着他将以一种高调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军需工业部的生涯。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洪承武（右一）陪同。（图片来源：朝中社）朝鲜核武器研发的神秘负责人目前，外界所知洪承武的个人信息，大多来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知名朝鲜人事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谈判期间，洪承武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些接触。正是从这些和洪承武接触过的人口中，麦登得知洪承武是一位核工程师，曾在苏联或中东欧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洪承武曾扮演宁边核设施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角色。那时，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关于洪承武的报道。但到2010年，当朝鲜将核武器、核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及航天研发机构整合为劳动党中央机械工业部（后改组为军需工业部）时，洪承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担任了较高职务。第二年，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洪承武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位列第126名。洪承武在朝鲜媒体中频繁露面，则是在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麦登观察到，和父亲金正日不同，金正恩会在核武器问题上召开“更具开放性”的会议，同高级科学家、工程师直接见面，这使得负责具体研发事务的专家型干部得以和新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导弹工程师赵春龙和核工程师洪承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赵春龙如今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军需工业部部长。2012年12月，在金正恩同“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参与人员合影留念时，朝中社发布了一张他和洪承武在拍照前亲密互动的照片。2013年1月，朝中社报道了金正恩主持召开“安全和外交方面负责人协商会议”，洪承武和人民军、外务省的负责官员一同列于出席名单，排位高于外务省第一副相、负责对美谈判的金桂冠。梳理朝鲜媒体报道可知，洪承武真正负责的事务，一直是朝鲜的核武器试验。2013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后，金正恩与有功人员合影，洪承武在列。2016年1月，在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庆祝仪式上，洪承武是第一位获得金正恩亲自颁发勋章的干部。2017年9月，朝中社在第六次核试验前的数小时发布照片显示，在金正恩检查即将试验的氢弹时，洪承武站在他身旁。试验成功后，洪承武又参与了金正恩和有功人员的合影。一个月后，洪承武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委员。然而，第六次核试验成为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次年，朝鲜半岛局势转暖，金正恩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半岛无核化”又被提上日程。虽然洪承武在2019年被提升为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但从2018年开始，他平均每年只在朝鲜官方报道中出现一两次。2021年，他出现在劳动党八大的新闻公报中。2022年，他位列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然而，随着半岛局势自2022年开始急剧恶化，朝鲜加速核武库“倍增”计划，洪承武2023年和2024年的“出场”，都是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麦登认为，洪承武的出场次数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远离权力中心，相反，“自他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后，他很可能也参与导弹等核载具的研发工作”，只是由于依然主管核武器研究所，所以并不在其他试验活动的报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2年以来，军需工业部下属导弹、太空研发机构，分别重组改建为导弹总局和航空航天技术总局。麦登认为，在核弹头生产也在“倍增”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可能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只是没有向外界披露。历史上，朝鲜的核开发工作一般由一名高级干部长期负责，任职到80多岁属于常态。已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秉浩曾负责核开发工作40余年，2011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时已经84岁。根据朝中社官方简历计算，接替他出任军需工业部门负责人的朱奎昌，当时也已82岁。从全秉浩、朱奎昌到赵春龙、洪承武，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且大多有在苏联、东欧国家交流读书的经历。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图片来源：朝中社）提升“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如今，洪承武陪同金正恩出现在朝鲜铀浓缩设施所在地，引发了一些人对朝鲜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韩联社援引多方分析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分析是，朝鲜在距离2024美国大选不足两个月之际公开其铀浓缩设施，是为了“彰显其核能力，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另一种分析则认为，韩国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核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较大。相对可靠的分析方法，是比较洪承武之前几次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的报道文本。2017年9月，在第六次核试验前夕，金正恩在洪承武陪同下视察核武器研究所。金正恩对“目睹了用本国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具有超强爆炸力的主体型热核弹”感到十分满意，并详细询问了氢弹的技术规格、结构和操作特点。2023年3月，金正恩上一次在洪承武陪同下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虽然配发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参观了一些核弹头或核弹头模型，但报道文本强调的是，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核武器的运用手段、作战目的、与各种武器的互换性，以及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他还审阅了拟定的核反击作战计划和命令书。考虑到当时朝鲜军工研发重点是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等核载具的生存、机动能力，对韩美形成真正的核威慑，金正恩关注的重点意有所指。他赞赏道，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党中央要求利用各种手段在多种作战空间统合运用核武器的战略构想和意图，为使我们的核武力壮大成为能够应付任何核紧急情况的可靠力量竭尽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这一次，金正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察看了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全面了解了生产工序运行情况；听取了关于“大搞核物质现行生产”的汇报，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察看了正在扩建的核武器现行生产现场，具体了解了设备组装日程计划。在讲话中，金正恩强调了“要按照更高的远景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核武器制造所需的核物质”，并“为此提出了重大任务和方向”。他还具体提到，要增加离心机台数、提高离心机的个别分离性能、推进已进入尾声的新型离心机应用工作，进一步夯实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显然，金正恩本次视察指导的，是核武器的生产环节，而非新的成品。他反复观看、强调的离心机，是用来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高浓缩铀的。分析指出，朝鲜本次展示的离心机，不是美国专家2010年访问宁边核设施时所见的离心机，这意味着朝鲜的“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已经明显升级。但从金正恩的指示看，这项生产升级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仅就本次视察去判断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为时尚早。作者：曹然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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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原标题：德国干了一件傻事）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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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临近，市场上各种月饼已悄然登场。琳琅满目的口味、各式包装让消费者眼花缭乱。然而，一种售价仅为1元的月饼最近在网购平台上爆火，引发广泛关注。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纷纷讨论这种低价月饼的口感和质量。9月13日，有网友发帖称，“公司给每人发了一个月饼，这么小一个，不会是1元/个的月饼吧？”该帖子引发热议。1元的月饼究竟有什么不同？它们与普通月饼的区别有哪些？9月14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进行了调查。销售火：价格低，口味“还行”在某电商网站上，上游新闻记者输入“月饼”关键词，按销量排序，排在前面的是多款1元月饼（一个起批发，1个50g），销量均显示10万+。1元月饼一年销售10万+（网络截图）沈阳市民曾先生（化名）最近在网购平台上购买了30个月饼，每个售价1.2元。9月14日，他在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也是看到网上的热度，想着尝试一下，买来平时自己吃。味道其实还可以，虽然有点偏甜，但对于这个价位来说，算是物有所值。每个月饼50克左右，个头不大，包装很简洁。虽然它不能和一些品牌月饼比，但作为小零食完全没问题。”在第三方社交平台，记者以网友身份联系上一位发帖博主李女士（化名）。她表示，自己所在公司中秋福利发放了1元月饼，“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公司抠门，但尝过后发现，虽然月饼小，但味道不太差。毕竟这是公司的心意吧。”有秘诀：低成本，主打性价比上游新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江苏某食品厂销售人员张先生。张先生表示：“1元月饼的销量确实很好，特别是在电商平台上，这种月饼成了销量爆款。因为临近节日，现在买的人不多了，我们的货也基本上都出掉了。很多都是公司大批量采购，作为员工福利发放。单价1.2元/个，不含运费。800个以上批发价是1元/个，免运费。”1元月饼在网店卖火了（网络截图）当被问及低价月饼的制造成本时，张先生解释：“1元月饼并不意味着质量差。我们通过简化包装、采用基础原材料以及用生产线生产来降低成本，制作工艺也相对简单，节省了成本。”上游新闻记者从张先生出示的月饼清单截图看到，1元月饼的重量在40克到50克之间。不少月饼款式标注为“流心”“桃山皮”。张先生强调：“我们很注重食品安全，虽然价格低廉，但每个生产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标准，这点消费者可以放心。”专家说：迎合消费观念及口味偏好有专家认为，1元月饼的走俏，反映了供销双方的多样化需求。近年来，随着中秋节的消费观念及节约意识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简单、实惠、美观的节日产品。针对网购1元月饼的火爆现象，杭州电商圈资深人士戴先生分析：“从对方展示的销售清单看，不少月饼款式标注是‘流心’‘桃山皮’，这类月饼在近几年非常流行，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芝麻、草莓、豆沙等味道又迎合了不同年轻消费者的口味偏好。”他告诉记者，这类低价月饼在制作工艺上，一般采用了更为高效的机械化生产方式，进一步压缩了成本。食品科学博士、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教师陈嘉提醒消费者，恰逢中秋节，市民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月饼，尤其是含糖量较高的月饼，“按照目前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口味都比较重，容易摄入过量，因此适当减油、减盐、减糖，控制住嘴，对身心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延伸阅读中秋月饼卖不动：500元以上月饼退出市场、厂家提前收工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往年热闹非凡的月饼市场却意外地遭遇了一股“寒流”。从商场到社区超市、酒店再到线上销售平台，今年的月饼季显得格外冷清。消费者购买热情减退，厂商和销售商纷纷感叹市场寒意逼人，传统的月饼销售旺季似乎提前进入了“冷静期”。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消费者购物行为的理性回归，也预示着月饼市场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图为商场门口的哈根达斯和星巴克的月饼提货地，看上去有些冷清各渠道遇冷相比于往年热闹的月饼季，今年无论是消费者、厂商、酒店、零售商都感到今年的月饼季有点凉，特别是不少消费者感到，今年中秋月饼消费整体的氛围并不浓厚。临近中秋前夕，第一财经记者在北京北四环一家商场门口看到，这里是哈根达斯和星巴克的月饼提货地之一，但今年格外冷清，几乎看不出中秋节的氛围。往年中秋节哈根达斯都会早早搭起月饼兑换的棚子，商场门口也总是游荡着多个收月饼券的“黄牛”，但今年不但没有搭棚子，连三三两两的“黄牛”也不见了踪影。在部分永辉超市中，第一财经记者看到，超市和往年一样还是展出了3个月饼堆头，各种口味、无糖、低糖月饼，五花八门，但中午时分月饼堆头却少有人问津。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近期除了北京稻香村等品牌月饼还有少量批量销售外，大多数月饼品牌都是“零打碎敲”地卖上一两盒，生意不如往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卜蜂莲花超市，月饼销售也同样冷清。2023年中秋时节，这家超市曾产出了1个较大的月饼堆头，款式和数量都较丰富。而今年，距离中秋节还有5天，原本应该仍处于月饼销售高峰，但超市的食品区“C位”并没有月饼的身影。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架子上看见了月饼产品，且仅有3款杏花楼月饼产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不敢进太多月饼，怕卖不完导致囤货。节后估计还得降价清货。今年我们更多的堆头是茶叶、坚果、营养品等，中秋节买这些送礼的消费者也不少。”第一财经记者在实地走访以及与商家交流后了解到，今年月饼的销售比往年困难，不少超市卖场的月饼类商品（散装）与礼盒销售都比往年下滑。为了促销，不少商家都在加大打折力度，希望提前清仓。“我们今年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大促销，目的就是加速清仓。其实月饼的成本并不高，礼盒的市场价格一般会远高于成本，所以即便大促销依然会有利润，当然利润肯定会减少。但利润减少总比滞销好，所以我们提前大促销，就是为了加速周转和清仓，早点卖完对于生产厂商和零售商来说也是保住了基本盘。”一位在零售领域从业10多年的资深采购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面临相同尴尬的还有酒店。“我们每个人是有月饼销售指标的，但明显可以感觉到今年月饼销售困难，以前几千盒月饼还是比较有信心销售出去的，但今年就有点难。我们的策略就是降价，希望尽快完成销售。”一位酒店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有酒店业内消息称，为了尽快完成月饼销售指标，除了降价，甚至有酒店工作人员在给客人办理客房升级等业务时“搭售”月饼，但对客人称是套餐或者“月饼福利”，实则将月饼的费用打包在客房销售一起，以此加速月饼销售。今年8月15日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曾发布预测，今年由于中秋销售周期短，因此市场竞争更加集中、激烈，且由于今年消费理性回归，预计今年中秋节月饼产量在30万吨，销售额200亿元，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且今年的月饼市场平价和高端礼盒并重，主流价格集中在70元到220元之间，平价礼盒多在60元以下，特别是部分酒店、知名品牌推出了更小规格的月饼包装，价格也在百元左右。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也称，经过调查，今年500元以上天价月饼礼盒已基本退出常规市场，月饼过度包装的问题也得到遏制。有“黄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方面各大商场门口都加 大了对“黄牛”的打击，不愿意到门口冒险；另一方面今年月饼生意并不理想，也缺乏倒腾的兴趣。据上述“黄牛”透露，今年月饼券只收星巴克的，但价值258元的月饼券“黄牛”也只肯出到118元。还有“黄牛”对记者表示，今年月饼券没有往年值钱，去年二手价格可以卖到180元左右的品牌月饼券，今年只值125元左右。图为超市里售卖月饼的展台需求不足从记者走访的情况看，尽管今年月饼礼盒更接地气，但整体消费依然偏弱，而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需求的不足。“今年卖掉月饼和月饼券最多只有原计划的50%。”山东泰安一家星级酒店的业务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年酒店都要推出中秋礼盒、月饼等产品，今年暑期做中秋销售计划的时候，酒店就已经考虑到月饼遇冷的可能性，但没想到销售情况如此不理想，而导致销售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今年企业团购、福利、走访的需求比往年要少。部分酒店业者表示，酒店的月饼礼盒大多是自制的，今年也根据销售情况而减少了一定量的生产，或者转制成点心类产品来吸引消费者。销售不佳主要还是因为今年整体购买减少，比如企业大客户对月饼礼盒的订购量明显减少。在北京经营月饼多年的批发商王勇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表示今年月饼的团购订单比往年减少了3到4成，往年旺季一天最多能卖20万到30万元的月饼，今年能卖个5万到6万元就算不错。广东省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陈元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今年月饼工厂的启动时间比往年晚了很多，至少晚了10天。“往年提前一个月工厂就启动生产线，今年提前20天才启动。”今年不仅月饼生产线开工时间晚，收工时间还提早了。陈元所在的公司的月饼生产线在中秋节前一周前就停止了生产，而往年基本上要到中秋前3～4天才会停工。往年需要20多天才能完成订单，今年十几天就能完成。“因为客户需要的月饼数量减少了，所以备货时间不需要那么长了。我们公司今年月饼的销量至少降低了20%，价格也大约下降了20%，即使这样，销量也没有很大起色。”陈元说。在陈元看来，今年消费不佳的不仅是月饼，其他品类的食品亦然。因此，陈元想到的破局办法是，多开发日常类食品，而非仅限于节日赠礼。“所以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健康化刚需产品。比如鸡胸肉、牛排等低脂低卡食物。”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年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消费者购买更加理性，今年月饼礼盒主流价格带下探至150元左右，另一方面，消费者也更加注重健康，都对月饼销售带来的新影响。图为香港美心月饼（资料图）多元化能否成为月饼新出路月饼近年来逐渐脱离了单纯食品的身份，礼尚往来的社交品的意义越来越大，往年企业客户也是月饼订购的大户，但随着近年来消费理性化、健康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礼品卡、中秋礼盒等替代传统的月饼产品。京东糕点品类负责人王雨菲在此前行业论坛上表示，由于新式月饼较多使用了油酥皮和口感偏甜等特点，这与目前健康、低糖的趋势有所偏离，但创新口味的月饼和健康化的产品依然会受市场欢迎，2023年低糖、无糖月饼的销售就呈现双位数增长。今年的消费者的调查也显示，月饼的口味排在关注榜第一位，而食品安全和原料是否健康已经排到了第二位，零糖、药食同源、高营养成分等健康化卖点更受消费者关注。盒马相关人士表示，今年月饼饼皮的制作选择了多种不同的健康原料。现烤系列的净素月饼用植物油替代猪油起酥，不含动物油脂的同时实现饼皮的酥脆；盒马自营“星光溢彩”礼盒月饼在饼皮制作时加入全麦粉作为原料，食用更加健康。此外，盒马推出五芳斋定制款“月满中秋”清甜糯月饼礼盒，饼皮由糯米和籼米制成，配料干净。在朱丹蓬看来，从2022年起，中国食品产业的发展方向向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大健康管理等方面倾斜。因此包括月饼在内的食品产业，将需要向低油低糖低脂的趋势上发展。此外，各种新奇特、网红类的产品会越来越多，迎合新生代消费者的喜好和口味，这将是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此外，文创月饼或也将成为月饼发展的新出路，相比于单纯的“热量炸弹”，文创月饼的核心在于提供给消费者更为丰富的情绪价值。除了健康化消费趋势外，今年还有不少消费者喜欢体验式消费。在各式各样的月饼成品之外，平台上还可以买到自制月饼的各类原料与工具，家里有着自己动手制作月饼这一传统的用户可一站式购齐材料。线上平台的商品多样性，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都可以买到喜欢的口味的中秋食材，也可以亲手制作喜爱口味的月饼。通过对月饼这一中秋代表性食物的改良与创新，也让传统节日的氛围更加多元化和年轻化。

作者| 猫哥来源| 大猫财经Pro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刷屏了，全球资产被冻结，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丁玉梅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很多人听了就炸了，一个月生活费接近19万人民币，比很多人一年挣的还多。但你以为她能过得好吗？肯定非常糟糕，丁玉梅现在就是行动的500亿，全世界的债主都在围剿她，就算哪天来个意外死亡，也不用奇怪，海外有些金主比咱们的银行狠多了，丁玉梅也在用法律手段保住自己的资产，但每月2万英镑还不够她支付律师费的。所以伦敦法院这一招够狠的，直接把丁玉梅整成一个待宰的羔羊。这里面的关系并不复杂。恒大的窟窿2万多亿，靠许家印肯定是填不上的，他是去年9月进去的，已经一年多了，这个结果他们家是有预感的，所以提前做了准备。丁玉梅还向法院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许腾鹤，要追讨10亿港元所有这一切，感觉就是为了把恒大最后一点值钱的资产都吃干榨尽。许家印进去这么久了，恒大的一个大金主都被判了死缓，他的结局是很难预料的。可能他们家的策略就是牺牲许老板和小儿子，然后丁玉梅带走500多亿，和大儿子一起安安静静做个大富豪。不过这个设想过于美好了。为啥呢？因为恒大的债主遍布全球，恒大不光在国内各种借钱，在国外也借了不少。几年前银行已经很少给房地产企业借钱了，当时就流行去借美元，恒大也借了不少，他那些海外债主可不是善茬，比如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恒丰、瑞银、富达等等，号称新兴市场专家的安石，更是豪赌恒大美元债，不断加仓，最后买了30亿美元，成了最大持有人。2021年，恒大不稳的苗头已经有了，但是这些海外机构一反常态，居然都在加仓，12月，恒大出现第一笔美元债违约，恒大的美元债暴跌，从1美元跌至20美分，实际成交价更低。面对暴跌，该止损走人吗？不会的，当时杀红了眼的贝莱德反而加码了，为什么呢？他们断定恒大这种规模的企业是大而不倒的，中国最后一定会出手救助。这时候趁机抄底，只要中国救，他们就稳赚。包括像美国对冲基金老板、有“黑天鹅之王”绰号的博阿兹·温斯坦也买了不少，但他的目的，是等待恒大无法偿付时，打官司索取巨额赔偿。结果呢，这些各怀鬼胎的资金全都被套死了，现在恒大的美元债接近200亿美元，你说这些机构能放过许家吗？根本不可能。丁玉梅与许家印的合影他们想从恒大在国内的资产获偿很难，最值钱的土地和房产早就都抵押换钱了，一大堆债主每天盯着，保交房都困难。好在恒大是个香港上市公司，于是香港法院就上场了。丁玉梅要面对两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是香港法院指定的恒大清盘人。一个叫黄咏诗，是著名的析产律师，她主持过赌王何鸿燊家族遗产纠纷案，另一个叫杜艾迪，曾担任雷曼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这就是两个赏金猎人啊，俩人一上任，马上对恒大的财务进行了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恒大早已被掏空了。俩人毫不迟疑，立即起诉了许家印和的高管团队。丁玉梅最初并不是案件的被告，但法院查着查着，发现许家印名下的豪宅、游艇、豪车全都登记在她名下，所以第一时间怀疑许家印可能转移财产已久，并因此将丁玉梅也告上法庭。他们随后发出了追讨令，要求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返还他们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获得的分红和薪酬，总计60亿美元。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被收回股息、酬金约60亿美元追讨令发到英国，伦敦的法院直接发出了禁止令，冻结了丁玉梅的所有财产，并要求她必须真实地披露自己拥有的资产。伦敦法院为啥这么干呢？因为丁玉梅现在是在伦敦居住的，她也在通过法律程序试图保护自己名下的财产。但现在每月就发你两万英镑，你连律师都请不起，让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样清盘人就更容易查清楚她在海外的资产了。而且这个禁止令是英国法院发的，在56个英联邦国家，通常会司法互认，这里面就包括丁玉梅拿到永居权的加拿大。所以像许家印给大儿子在加拿大设立的家族信托，23亿美元，早就被盯上了，虽然家族信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但如果查明来源非法，想留也留不住。这些海外债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瓜分许家的海外资产，减轻自己的损失。所以你觉得丁玉梅日子轻松吗？她被群狼盯上了，也没办法，这都是欠人家的。如果这些海外债主拿到许家的财产，可能这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最极端的结果，可以参考一个英国老板，林奇。这个林奇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2011年以1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大名鼎鼎的惠普，但没多久，惠普认为林奇作了假账和假数据，夸大了公司的价值，骗惠普多花了88亿美元，双方打了13年官司。今年6月，结果出来了，惠普败诉。林奇很高兴啊，8月份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女儿、律师，还有给他作证的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一大堆人去意大利的一个游艇上庆祝。结果没多久，游艇翻了，船员都没死，他的老婆也没死，但林奇和他的女儿、律师和那位作证的董事长全死了。再一查吧，这些人还不是淹死的，是窒息死亡之后才入水的，这显然就是被人给弄死了，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你看，钱多虽然是好事，但你可能因此上了别人的餐桌。丁玉梅还在试图保住带走的资产，但难度越来越大了，做个安安静静的富婆没希望了，最后会咋样，等等看吧。

（原标题：私企老板被指“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涉事者回应：绝无此事，正搜集证据准备起诉）

网友认为物业在模糊重点

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