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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持续近一周的“小杨哥带货香港美诚月饼翻车”风波仍未平息，被指涉嫌虚假宣传的美诚月饼与小杨哥、三只羊集团一样，仍是舆论关注焦点。公开报道显示，此次风波前，美诚月饼曾宣传自己的“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全国销量第一”（2023年），其产品多次斩获国际蒙特奖（简称：蒙特奖）。在美诚月饼对外宣传文章中，国际蒙特奖是“食品诺贝尔奖”，是享誉全球的权威奖项。但有报道指出，早在2021年就有媒体质疑国际蒙特奖的严谨性及含金量。一些评奖申报机构对国际蒙特奖的介绍。网络图国际蒙特奖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国际奖项？国内有哪些企业获得过这个奖？为何有人质疑这个奖的含金量？网络上不少代理机构声称可帮国内企业去申报这个奖，里面究竟有哪些门道？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2024年美诚月饼宣称再获国际蒙特奖银奖。图据华西都市网美诚月饼与国际蒙特奖上游新闻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在央广网、大众网、荆楚网、华西都市网等多家网站均能找到美诚月饼斩获国际蒙特奖的相关企业推广文章。相关报道称，国际蒙特奖（Monde Selection）多年来一直被全球食品企业视作极高荣耀。2022年5月，世界品质评鉴大会暨国际蒙特奖颁布获奖名单，作为行业“后起之秀”，美诚（公司）初登国际美食舞台，由美诚专业研发团队/米其林大师/黑珍珠星厨三方技术加持，联合研发的黑松露/金翡翠流心奶黄月饼高调亮相，一举揽下蒙特奖1金1银。其中，2022年度王牌产品金翡翠流心奶黄月饼，拿下国际蒙特奖金奖；产品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拿下国际蒙特奖银奖。2022年美诚一款月饼获得国际蒙特奖金奖。图据大众网2024年，第63届世界品质评鉴大会（国际蒙特奖）揭晓获奖名单，美诚月饼再次闪耀国际舞台，其流心奶黄月饼荣获金奖。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黑松露低糖流心奶黄月饼以口味品质实力征服国际专业评审团队，双双斩获国际蒙特奖银奖。在相关文章中，美诚月饼旗下产品除屡获“国际大奖”外，其攻略市场也是高歌猛进。2024年1月，全球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基于对全国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市场的调研和分析，按2023年全国销售量统计，美诚月饼荣获“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全国销量第一”的市场地位认证，该款月饼一举成为市场上的爆款“断货王”。国际蒙特奖是个什么奖相关报道称，国际蒙特奖又称世界品质评鉴大会，创立于1961年，是一个国际性品质评鉴机构，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国际质量研究所。每一年评鉴大会对来自世界各国上千种商品进行品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品鉴官，对味道、包装、原材料等各方面进行审查后，评定为不同等级的质量奖，并为其颁发独一无二的标签。国际蒙特奖素有“食品诺贝尔奖”之称，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很高声望的奖项。另据报道称，世界品质评鉴大会（蒙特奖）自1961年创立以来，已成为享誉全球的权威奖项，由比利时独立质量研究所——国际质量评鉴组织主办。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专家会齐聚一堂，以独立、公正的态度，对来自90多个国家的3000多种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质量评估。这一评选过程历经5个月，涵盖食品的卫生、包装、口感、原材料等多个方面，并依据多达20项不同参数的独立评估文件进行评判。“在业界，这一奖项无疑代表着世界级的认可与背书。”据称，国际蒙特奖是1961年在比利时创立的对消费品进行品质评鉴并颁奖的世界级评鉴机构。由专业厨师、品酒师、教授、科学家等在内的80多名专家组成评审团，以严格的品质标准，对食品、饮料等不同产品进行评鉴，共设有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四个等级的奖项。多家企业均称斩获国际蒙特奖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以“国际蒙特奖”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仅在2024年就有多家国内企业宣称自家的品牌获得国际蒙特奖特金奖、金奖或银奖，这些品牌涉及奶粉、纯牛奶、矿泉水、酒水等多个领域。这些推广文章写道：2024年5月，国际蒙特奖公布了2024年评审成果。倍恩喜乳业唯尔普思新国标羊奶粉凭借其卓越的品质脱颖而出，斩获国际蒙特奖金奖。唯尔普思投资3.76亿元建设全新智能化透明工厂，被国际奶羊产业协会誉为“世界羊乳加工样板工厂”。2024年，国际蒙特奖公布了年度评选名单，西湖牌旗下两款热门产品——西湖牌A2β-酪蛋白鲜牛奶、纯牛奶同时斩获两金，品质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据介绍，西湖牌牛奶是中华老字号，始终秉持“让杭州人喝上真正新鲜的牛奶”的经营使命，营养世代杭州人。2024年4月，圣元优强奶粉再度凭借出色的奶粉品质和卓越的创新实力，第四次荣获国际蒙特奖金奖。圣元优强作为国货奶粉的卓越品牌，始终坚守着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奶粉的承诺。青梅酒头部品牌梅见摘得2024年国际蒙特奖金奖。图据齐鲁晚报网2024年5月，2024年国际蒙特奖获奖名单揭晓，青梅酒头部品牌——梅见凭借中国青梅酒的文化魅力和极致创新的产品力精神，成功脱颖而出，再度摘得金奖桂冠。从2021年到2024年，连续四年赛上都有梅见的身影。2024年5月，国际蒙特奖评选结果出炉，吉林安图农心白山水再次获得特金奖。白山水凭借其优越的品质，在视觉、口感、气味、包装、味道等方面再次赢得组委会专家的青睐，蝉联特金奖。2024年国际蒙特奖落幕，高端水果番茄品牌“一颗大™”凭借绝佳的产品表现，首次参评便摘银得铜。“一颗大™”是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底创建的高端水果番茄品牌，产品涵盖樱桃番茄、粉番茄等水果番茄及NFC番茄汁饮料等。国际蒙特奖含金量屡遭质疑据光明网2023年6月消息，同一种鸡蛋，一款10枚装一款30枚装，同时获得国际大奖金奖。如此随意的评奖，让业内人士对国际蒙特奖这个所谓“国际大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出质疑。2023年4月26日前后，多家网络平台发出凤集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黄天鹅品牌2020年至2023年“连续4年蝉联国际蒙特奖金奖”的消息。推广文案显示，“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2023年奖项评选结果正式出炉，黄天鹅可生食鸡蛋10枚装、30枚装均荣获金奖，黄天鹅卤味溏心蛋荣获银奖，一举揽获3枚国际蒙特奖。”对此，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相同的黄天鹅鸡蛋，10枚装和30枚装只是包装规格不同的产品，这样“雷同”的金奖意义何在？另一个令人生疑的问题是，生鸡蛋作为保质期较短食材，通过什么途径寄送（到欧洲）才能保证参评时的新鲜度？实际上，早在2021年，中国消费者报就对国际蒙特奖的含金量提出了质疑，但国内食品企业对该奖项的热情未受影响，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业内人士和法律专家对国际蒙特奖提出质疑，认为该奖项几乎没有含金量，不具权威性，呼吁树立民族品牌自信。据未来网2023年5月消息，国际蒙特奖比利时官方总经理回应称，2023年，中国有超过110余家公司的312件产品获得国际蒙特奖。但他否认了国际蒙特奖中国区官方代理网站公开宣称的高达93%的获奖率。他同时表示，国际蒙特奖并非食品界的“诺贝尔奖”。著名顶层设计专家、清华大学品牌增长高级顾问孙巍表示，企业大面积“中奖”，意味着该奖项不具有权威性。“很多企业为了宣传效益，花钱购买国际蒙特奖这一公关产品，说明目前的国内企业对于‘洋奖’仍旧存在盲目崇拜心理，利用信息差的认知盲区，打获奖擦边球。”蒙特奖代申机构：服务费报名费2万多上游新闻记者搜索发现，网络上有不少代理机构声称，可以帮助国内企业申报国际蒙特奖。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以某食品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联系上多家宣称可以代为申请国际蒙特奖的机构（公司），向其询问相关申报流程。广州一家申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是蒙特奖授权的合作企业，曾经帮助国内多家企业申报蒙特奖并成功获奖。该工作人员介绍：“申报蒙特奖是一年一次，今年到11月份可能要报名截止了，样品要寄到我们这边，然后到下一年4月份左右就会出结果。”申报机构在公众号上介绍蒙特奖。网络图对于申报样品的寄送方式，该工作人员表示：“样品统一寄到我们这边，到时候统一把所有客户的样品一起发到比利时去。”关于收费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要收服务费和官方报名费，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费用了。“服务费和报名费，一款产品一个口味的，总共要2万多（元）一点，主要是看当时欧洲的汇率。如果申报品类多的话，可以给一点优惠。也会有相关项目经理跟进。”关于国际蒙特奖的报名标准，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是说什么产品我们都去帮你们申报，因为产品要先寄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适不适合大众口味、（有无）营养等方面。觉得合适我们才会帮你报名。因为官方报名有报名费，到时候不过（通不过，无法获奖）的话，你们这边也会损失报名费。”上游新闻记者以月饼不易保存为由，咨询样品何时能寄到（比利时）。该工作人员表示，申报样品会很快寄出，报名后就会很快开始评奖，直到次年4月份公布结果，“如果你是冷冻食品的话，我们这边（寄样品）出国的话，也会加费用的。因为这种产品出关比较麻烦。”19日，上游新闻记者咨询了深圳一家申报机构，该机构主要是为国内企业代理申报红点奖等设计类奖项，也包括蒙特奖等食品类奖。该机构在宣传中称，“已荣获959项全球四大设计奖，获奖数量全球最多，获奖概率70%以上，合作客户包括国内外多家世界500强。”针对申报蒙特奖、顶级美味奖等食品类奖项，该机构工作人员对“是否有官方授权”避而不谈，只是表示：“国内这种奖项申报的机构不多，只有三家，我们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奖项申报单位。”该工作人员暗示，该机构与这些奖项有合作关系。“我们这个申报机构，第一是要熟悉申报流程；第二是要和这些奖项有合作举办关系，才会提高获奖概率。国内有这样合作举办关系的机构，不会超过三家。”19日，上游新闻记者致电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准备询问该公司此前蒙特奖的申报及获奖情况，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朱亮 部分内容综合央广网、大众网、光明网、未来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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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父母，日前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目前正面临处理延期。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2024年9月16日，朱令的清华校友即华霖救助基金发起人张黎利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朱令父母再次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再延期处理监督申请》称，2024年8月26日，二老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话，被告知此申请属于信访事项，是按照最高检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进行的延期，延长办理的期限应为三个月，但还有可能因为案件复杂再次延期。文章表示，对于这一电话通知两位老人极为失望，因此在律师的帮助下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意见，并在9月5日将法律意见书寄送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并确认信件已送达。不过，截止至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午仍未收到任何关于此意见书的答复。两位老人表示，他们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快九十了，不知这样的等待还能坚持多久。此前在2024年的4月15日，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该《侦查监督申请》递交后，朱令父母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其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关于《侦查监督申请》的具体内容，界面新闻注意到，其“朱令我们在一起”微信公众号提到，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包括“结办”案件违法；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同时，《侦查监督申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侦查监督申请》表示，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侦查中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且案件在国内外影响重大，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及权威。关于案件最新进展，9月19日下午，代理该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界面新闻，因当事人父母和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已不再代理该案。不过此前李春光曾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发生肚子疼、吃不下饭，以及头发脱落、入院未愈等现象。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昏迷长达5个月，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等情况。当时因互联网还未普及，朱令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最终锁定了是铊中毒，但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已对朱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始终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23年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的前夕，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在朱令生日当天，其父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个案件已经放下了，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当年的案件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同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图为朱令旧照关于该案，此前在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曾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网络流传的相关文件显示，侦查机关结办此案的原因是“直接证据不足，继续侦查难度大”。实际上，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仍无法侦破案件。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李春光律师曾表示，严格意义上，北京警方所用的“结办案件”一词并非“法言法语”，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要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要么“撤销案件”。能够理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结办此案”意思就是“此案办理终结”，即“朱令案”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已经被侦查机关划上句号。李春光指出，侦查机关于1995年对朱令案刑事立案，标志着朱令案经审查后正式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刑事立案实际上也确认了朱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系他人犯罪行为导致，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2013年北京警方曾通报称，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李春光表示，根据该通报可以确定，就朱令案，侦查机关没有锁定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朱令案并未达到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侦查机关显然也就不能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方式“结办此案”。同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延伸阅读朱令案嫌疑人孙某近况披露 超4万人请愿把她驱逐出澳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日前，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了曾与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报道称，孙某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的一个小镇上，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全球最大在线请愿平台上签署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将孙某驱逐出境。投毒案调查无果南都此前报道，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末开始她突发怪病，1995年4月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随后，各方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警方曾立案调查，但至今无果。图为朱令早前的照片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北京警方曾对孙某展开调查，但由于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相关场所无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投毒，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13年南都记者曾连续报道此事，帮助救助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透露，有一名黑客曾入侵孙某和其他同学的邮箱，获得孙某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南都记者曾采访到该黑客。他称，“我希望推动调查重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希望”。2023年12月22日，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长期照料的朱令离世。她的离世再度引发公众对“铊中毒”案的关注。朱令案后续引澳洲媒体关注1月18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深陷中国投毒案件的投资人在澳洲海滨小镇》的报道，披露曾与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据报道，孙某和丈夫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利亚姆·门德斯也公开了孙某和丈夫的多张近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6日一位署名为“为了正义”（For Justice）的网友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请愿平台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调查孙某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居留权时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并要求将孙某驱逐出境。请愿书列出的呈送人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贾尔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请愿希望三位官员能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22日，这份请愿书已有超过4万人连署，请愿还呼吁孙某应回到中国接受调查。南都记者连续数周多次就上述事件致电并致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截至目前未有确切回应。此外，南都记者还注意到孙某并非首次被大众请愿驱逐，早在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某，并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接受调查，当时有超过1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朱令案嫌疑人孙维疑改名后住在澳大利亚 过着休闲生活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五（1月1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整版文章，称澳洲海滨小镇上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被指控是三十年来令中国数百万人深感震惊的神秘致命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在头版导读。《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导读报道孙维文章披露，孙维已改名为孙释颜，不过当地人更熟知她的英文名Jasmine Sun，现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除了投资房产交易获利，还开了一家民宿。【朱令案回顾】朱令是清华1992年级化学系学生，1994年11月因铊中毒，身体出现异常。经诊断，朱令曾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过致死量，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智力退化至7岁，往后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因怀疑朱令遭人蓄意投毒，清华大学1995年5月向公安局报案。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曾被警方列入调查对象。但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朱令宿舍物品被破坏，证据缺失，导致调查陷入僵局。孙维此前表示自己已被洗脱嫌疑，对投毒事件一无所知，也并未参与。【孙维现状】据报道，孙释颜和丈夫谢飞宇在史蒂芬斯港小镇建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投资组合。孙维以211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奎克斯山（Quakers Hill）的三处房产，于2021年出售，获利147万美元。这成为了证明孙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首要证据。2015年，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Booral又购得一个大型农场，最终于2017年在尼尔森湾（Nelson Bay）定居。孙维和丈夫谢飞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现在，这对夫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包括一处度假民宿和另一处新装修的待售房产。在民宿介绍中，他们表示喜欢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地区的海滩游泳、划皮艇和休闲游玩，也享受骑自行车去鱼市场购买新鲜牡蛎，同时在码头上欣赏鹈鹕。孙维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数次采访请求，她的丈夫谢先生表示，"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但我们还没准备好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谢先生还表示，他妻子的详细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商业和财产记录，已经被试图解决朱令中毒事件的中国业余侦探在网上曝光。他们将矛头指向与孙维有私人和商业往来的个人，敦促他们不要与孙维交往，试图迫使她返回中国。"我想保护她，正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当得知朱令家人有很多疑问时）当然，那你们就去写他们说的故事好了。"他补充说，“我们得保护我们自己。”【朱令之死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病理学家泰德-麦克阿瑟博士（Ted Macarthur）曾出具法医证明，敦促对朱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含有剧毒铊，这是一种用于昆虫毒药和灭鼠药的重金属。该医生已于2010年去世。朱令案曾在2013年再次引发关注，当时孙维被发现在美国生活，超过15万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敦促奥巴马政府在孙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驱逐出境。数百万人在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上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案子至今未破。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年仅50岁，据信这是铊中毒的后遗症。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称“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她的父母现已80多岁，要求对30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此案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朱令父母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代表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们将会怀念女儿的笑声、乐观和对生的渴望。他们说正义或许不会到来，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真相永远胜于一切......不要给朱令的家人、同学、所有受到朱令生活影响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该基金会代表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回到中国。"唐女士是一名中英文口译员和教师，她是"正义之声"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孙维驱逐出境。"我们要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不是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的避风港。“唐女士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朱令案（据称）的凶手享受着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包括生日聚会和买卖房产，而朱令本人则在年迈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与中毒后遗症——失声、危及生命的感染和器官衰退——作斗争。"虽然朱令的认知能力与儿童无异，但她的头发却见证了那些邪恶的罪行。"目前，已有37000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孙维遣返回中国，接受有关朱令中毒事件的质询。请愿书的提交对象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 (Andrew Giles)和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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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娜·巴尔索尼-阿西迪亚科诺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发生惨烈的传呼机爆炸事件，导致1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而这起案件的主谋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驻布鲁塞尔的军事和安全分析师伊利亚•马尼耶(Elijah Magnier)就表示，“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渗透到传呼机的生产过程中，并在没有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在这些设备中添加了爆炸部件和远程触发机制。”传呼机展示图而位于匈牙利的BAC 咨询公司则被指控是这些传呼机的生产地，据《每日邮报》报道，有消息称，该公司向黎巴嫩提供了这些设备。但BAC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娜·巴尔索尼-阿西迪亚科诺（Cristiana Bársony-Arcidiacono）否认自己是帮凶，她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回应称，“我没有制造寻呼机，我只是中间人。”克里斯蒂安娜今年40多岁，她拥有长达13年的英国留学背景，包括2002年至2006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2015年至201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政治学文凭，并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了四年。此外，克里斯蒂安娜还会说七种语言，包括俄语和意大利语，但她说自己的专长是“量子力学”和“灾难管理”。传呼机爆炸现场之一克里斯蒂安娜的工作履历也非常丰富，在成为BAC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前，她的工作是在巴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水文计划的项目经理。据悉，BAC公司成立于2022年5月，记录显示其2022年和2023年的收入分别为725768美元和593972美元。该公司位于布达佩斯的注册地址但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蒂安娜的BAC公司在匈牙利当地并没有实体。据《每日邮报》报道，记者后来找到了该公司位于布达佩斯的注册地址（如上图），但大楼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那里并没有这家公司存在。9月18日，匈牙利政府也矢口否认涉案寻呼机出自该国。匈牙利负责公共外交和关系的国务卿佐尔坦·科瓦奇(Zoltan Kovacs)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声明称，有关部门已经证实，BAC公司只是一家贸易中介机构，它在匈牙利并没有生产或运营场所。医院周围大量民众而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与电信公司合作，“在亚洲搭建技术桥梁”。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就曾严厉谴责称，“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次国际恐怖袭击，因为很明显，要收集如此大量的设备，必须穿越几条边境运进来。”扎哈罗娃呼吁对这一“国际判例”进行相应的调查，并警告说，“现在，西方的反应应该具有指示性。”“如果西方保持沉默，像往常一样，不坚持调查，不谈论人权，不重复多年来他们在恐怖主义行为发生在他们领土上的类似案件中使用的言论，那么这将是他们直接参与的证据。”图源：Dailymail,Bing

《理科学霸在异界》

吴谨言官宣和洪尧领证结婚的消息之后，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洪尧的过往争议、吴谨言此前否认恋情的操作、以及女方疑似怀孕的热议接踵而来。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组吴谨言和洪尧领证后首次同框的照片，再次引发讨论。吴谨言官宣和洪尧领证结婚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吴谨言身穿黑白条纹针织长马甲，宽松的衣服轻松地将她的腹部遮挡起来。洪尧当天则穿着一身休闲套装，他亲密地搂着吴谨言的肩膀，两个人的面前放着精致的蛋糕，他们一同俯身吹蜡烛，看上去甜蜜又恩爱。吴谨言身穿黑白条纹针织长马甲把腹部遮挡起来其中一张照片中，站在洪尧和吴谨言左右的一男一女引起了网友的注意，一位是身穿黑色短袖的叔叔，一位是身穿白色上衣的阿姨。有网友猜测这是吴谨言或者洪尧的父母，他们前来见证孩子人生中的幸福时刻，他们四个站在一起像极了一家四口。洪尧和吴谨言与家人合影在被曝光的照片中，吴谨言的姿势大多都是弯腰或者上身微微前倾，若有似无地遮掩着腹部。值得注意的是，吴谨言是素颜出镜，虽然皮肤状态很好，白皙紧致，但是她脸上的浮肿十分明显。她本来清瘦的脸庞现在两颊肿肿的，身上倔强不服输的气质也变成了温婉和柔和。吴谨言本来清瘦的脸庞现在两颊肿肿的值得一提的是，吴谨言官宣领证的次日就马不停蹄地回剧组拍戏。从她领证后首次露脸的路透中能看到，她身上穿的正是黑白条纹针织长马甲。收工之后，吴谨言从保姆车上下来，随着她的动作，可以看到她微微隆起的腹部，当时就有网友猜测是因为“肚肚藏不住了”，吴谨言和洪尧才决定领证官宣。吴谨言微微隆起的腹部结合吴谨言洪尧领证首次同框的照片不难猜出，吴谨言收工之后就和洪尧汇合，与亲朋好友们一起为二人领证的喜事进行庆祝。他们在欢乐的氛围中开怀大笑，放松状态下的吴谨言看上去温婉大方，孕味十足，散发着一种母性的温柔。在这场庆祝派对中，吴谨言和洪尧的婚戒设计图也曝光了。他们的婚戒是简单大方的款式，照片中身处C位的婚戒设计图十分抢镜。更抢镜的是吴谨言和洪尧戴着婚戒的手指，照片中，洪尧亲密地搂着吴谨言的腰，他手上的婚戒和吴谨言手上的婚戒相得益彰，看上去十分和谐。吴谨言和洪尧的婚戒设计图也曝光吴谨言曾在和洪尧官宣领证三天之后发布了一条动态，她足足晒出了18张照片。一众照片中唯有一张照片引起了网友们的格外关注，关注点就是吴谨言手上那枚抢眼的婚戒。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拿着包包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简单大方的戒指，正是婚戒设计图中的女戒。吴谨言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简单大方的戒指不管网上闹得如何沸沸扬扬，吴谨言和洪尧都不受影响地庆祝着他们结婚的喜事。其实对于外界来说，明星少一些撒谎和欺骗，才是正向引导，这里就希望吴谨言日后少一些否认又打脸的操作，避免让自己的路人缘受损，口碑受损吧。本文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召唤系主宰》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太古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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