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张素)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5日通报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曲敏涉嫌受贿一案进展。经最高检指定，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已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称，被告人曲敏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负责人、院长，哈尔滨市呼兰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哈尔滨市正厅级干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师党委副书记、师长、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屯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绥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开资料显示，曲敏生于1963年6月，黑龙江人。他曾于1998年12月出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2023年6月，官方通报曲敏在任上被查。这意味着，根据检 察机关起诉指控，曲敏贪腐近25年。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现实映照。三年疫情过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讲走出大流行的标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指标，从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的指标，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个是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两个关键的感染率，一个是累计的感染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当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总的感染率，也就是累计的感染率。还有一个感染率的指标是新发的感染率，比如说每日有多少人新发，在特定的人群中新发了多少人群的感染。另外一个指标是人群对它的免疫水平或者是免疫率，它的指标就是判断他体内抗体的水平，也就是抗免疫屏障、免疫保护率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指标是看病原体，就是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质的、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变异，如果是在一个亚型下只是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从医疗卫生供方的角度看，每日的接诊门诊量、住院情况、重症情况、死亡情况，以及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的能力，这个方面是重要的。最后是看整个防控能力，从机制到控制这个疾病的手段和能力是否基本具备。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判定走出大流行的重要指标。
当时国内造船市场正经历寒冬。计划经济体制下，军工企业比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有更强的依赖性，当时刚历经动荡十年，六机部（第六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军工企业长期赖以生存的军品任务骤减三分之二，民品基本为零。基层船厂船台闲置，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船厂“要任务”的信函不断寄送到六机部在北京的办公地。
一千多公里外的大连造船厂严阵以待，对照新规范，提出了380多条待解决难题和对应措施，但真正动手造船时，还是屡屡碰壁。“长城”号要符合20多种国际公约和规范，要具备32种航运证书，与之相比，当时船厂的工艺技术、管理规范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罗应光在台上大讲“六不能”，在台下大搞特权。他担任玉溪市委书记后，安排市委办工作人员租下面积为1807平方米的“四合院”，进行豪华装修，让市委接待办为其提供管家保姆服务。他自述，到玉溪之后，看到老板们的房子好，自己心里不舒服，觉得一个市委书记享受一点、住得好一点是正常的。他因为喜欢泡澡，还在住处搞了一个浴缸和一个活动的桑拿室。
柳倩指出，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较好，中国未来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幼儿园关停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延伸，不仅是延伸到0~3岁，更重要是服务的延伸，比如延长孩子在园时间，接送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无缝衔接，这些跟进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幼儿园就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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