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豆avapp|「あなたはここの冬を知らないからそういうのよ」とレイコさんは僕の背中を叩いてソファーに座らせc自分もそのとなりに座った。「長くて辛い冬なのよcここの冬は。どこを見まわしても雪c雪c雪でねcじっとりと湿って体の芯まで冷えちゃうの。私たち冬になると毎日毎日雪かきして暮すのよ。そういう季節にはねc私たち部屋を暖かくして音楽聴いたりお話したり編みものしたりして過すわけ。だからこれくらいのスペースがないと息がつまってうまくやっていけないのよ。あなたも冬にここにくればそれよくわかるわよ」

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因为千万粉丝博主B太的一条视频，位于泰安市新泰市汶南大集上的一家面馆火了。从顾客多为老年人，到年轻人蜂拥而至，面馆老板刘荣学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了解。从17岁开始，刘荣学已经经营了这家面馆整整40年，两元一碗面的价格也已维持了十几年。周围物价都在上涨，有人劝他涨价，这样能赚到更多的钱。可刘荣学心里自始至终算的都不是一本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刘荣学站在面馆门口一碗面卖两块钱，十几年不涨价9月10日中午，两个年轻人把车停到了两元面馆前。刘荣学赶紧跑过去告诉二人，当天不是大集，面馆也不营业。两个年轻人从网上看到了B太的视频，发现面馆位置离自己并不远，过来尝尝鲜，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车子还没来得及熄火，二人驾车扬长而去，空旷的大集上，扬起一阵尘土。“像这样的年轻人，上午也来了好几波。”刘荣学笑着说，自从8月30日面馆改造完成重新开业后，每到大集，店里大半都是年轻人，而且很多人特地从外地过来，这跟以往几乎全是本地老年人的场景大相径庭。之所以保持一碗面两元十几年不涨价，刘荣学也正是为了这些老年人。从17岁开始，刘荣学便跟随父母在汶南大集上卖面。他发现，这些年来赶集的多是当年的那些人，他们从青年赶到老年，如今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不方便再出门。在现在的大集上，不仅年轻人少，老年人也在减少。尽管如此，不管是买东西的顾客还是卖东西的商贩，大集上还是老年人居多。为了占到一个好位置，很多老人凌晨三四点就来到大集，“更早的还有凌晨12点多就过来的。”而刘荣学一般凌晨5点来到面馆开始准备，凌晨5点半左右开始营业。一开门，就会涌进一批吃面的老人。其实这些老人的要求不高，不奢求美味，能填饱肚子就好。他们舍得花两元钱吃一碗面，可是如果这碗面涨到了三元钱，甚至更高，很多老人宁愿空着肚子。附近村民苏廷厚是面馆的常客，也是刘学荣的老友，他曾劝刘荣学在年集时涨涨价，“一碗面涨一块钱，一天说不定就能多赚几千块钱。”毕竟年集涨价是个普遍现象，就连看自行车的也涨价，大家也都能接受。但刘荣学的态度很坚决，一分钱也不会涨。坚持做善事多年9月8日，B太发布了一条视频，他花费十万元，前后加起来约半个月的时间，把刘荣学的面馆进行了大改造。为什么要改造这家面馆？B太说，因为这家面馆“太便宜了”。前来赶集吃面的多是老年人，但面馆环境简陋，夏天十分闷热，遇到雨天老人们还要踩在水坑上吃面，他想给老人们改善一下吃面的环境。改造前的面馆(视频截图)改造后的面馆(视频截图)当然，大集上的餐馆不止刘荣学一家，环境同样简陋，可坚持十几年不涨价的，只有刘荣学。B太说，他准备了一笔资金，准备帮助不忘初心，能传递公益的人。刘荣学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个人。熟悉刘荣学的人，都十分赞同B太的选择。苏廷厚把刘荣学称作“好人”，他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在“不涨价”的这十几年里，刘荣学还做过很多在附近村民口中流传很广的善事。负责改造面馆的装修公司老板陈文豪，从还没有板凳高时，就在这家面馆吃过面。虽然成年后去了新泰市区生活，但刘荣学的善举他还是听闻了很多。除了B太视频里提到的出资4万元给村里建庙外，外村的事刘学荣也帮忙不少。前些年有个村道上出现大坑，行人来往十分危险，不少人因此受伤。刘荣学听说后，自己出钱把坑填平。“你知道那个村离我们这有多远吗？开车过去也得20多分钟，那是汶南镇最南边的一个山村。”陈文豪激动地说。刘荣学却说，在这之后就没人受伤了。更让他欣慰的是，第二年政府就出资重新修整了路。还是在这个村里，有位孤寡老人脚受伤了。刘荣学得知后，把人家送去了医院，他给对方交了手术费，并在出院时把对方送回家，之后还送去了一辆轮椅。“面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谁能做到这个地步？”陈文豪的语气里满是敬佩。所有捐赠都会花在顾客身上面馆改造后，每个走进来的老顾客，都会忍不住感叹一句“太舒服了”。其实起初刘荣学是不想接受B太的改造的。但现在看到顾客的反应，刘荣学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环境变好了，但价格不会变。不仅如此，刘荣学还保证，面条的品质也不会变。刘荣学说，自己没有经济压力，有集的时候卖面，没集的时候到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一直在工作，一直有钱赚。两个儿子一个从政一个从商，一点也不用他操心。正如陈文豪所说，经营这家面馆，刘荣学算的从来都不是一笔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除了改造面馆，B太还给刘荣学捐了一年的酱油。刘荣学说，这些酱油他保证会全部用在消费者身上，自己不会带回家一瓶，更不会拿它们送给亲友。当地政府也给这家两元面馆送来了捐赠。先是镇政府送来了一千元，刘荣学推脱不掉，于是准备了一千元的面，把它们免费送给顾客，“这些钱一定要全部花在消费者身上。”市政府又来捐赠了一万元。双方商定，这些钱要全部用在6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请他们免费吃面。虽然面馆改造已经完成，但陈文豪仍关注着这里。从在别人口中听说到亲眼所见刘荣学的善举，陈文豪一下子明白一件事。其实两元面馆旁还有几家小店，条件都很简陋。在改造面馆的过程中，陈文豪曾担心，其他店主会不会眼红和嫉妒，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去做其他店主的工作。“没想到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我多虑了。”陈文豪发现，大家都在发自内心的想让这家面馆变得更好，甚至还有人主动来帮忙改造，“是刘老板的人格魅力，让大家都折服了。”（大众新闻·齐鲁壹点 陈晨 岳致呈）

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

今年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了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陈思茂率团参加，参会规格高于去年。每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双方代表的互动交流总是备受瞩目。9月14日，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向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讲述了他与陈思茂的一番互动。去年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何雷曾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互动交流，并向她赠送自己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臂章，帮助她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和平理念。本届论坛，何雷在9月12日论坛首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曾透露，今年他也为美方代表团准备了礼物，跟去年的不一样。第二天，9月13日，何雷在会场咖啡厅偶遇美方代表团团长陈思茂。他主动上前与陈思茂握手，说道：“希望你在论坛过程中，能够多听听、多看看，也多谈一谈，能够对我们中国军队、中国的国防政策有所了解。”陈思茂回应：“对中国的国防政策，我是有所了解的。”紧接着，何雷拿出了他准备好的纪念品，这是军事科学院的一枚徽章。何雷指着徽章上的长城问陈思茂，长城代表什么？想到陈思茂可能不十分了解，何雷向他介绍，长城是代表着防御，我们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去主动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介绍完了长城的含义，何雷又问陈思茂，你看标志上面周围的橄榄枝代表什么？这时，何雷没有再加以解释，而是停下来，让陈思茂自己说。陈思茂很清楚，他说：“代表和平。”“对，是代表和平。”何雷对陈思茂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胜利之师、英勇之师，也是能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之师、和平之师。”何雷对陈思茂一行人说，预祝你们在论坛期间，能够在中国过得愉快，能够有所收获，也为增进中美两国、两军的友好关系多做贡献。也希望美国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多做应有的贡献。交流的最后，何雷拿出两张照片，是去年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他和卡莱斯的合影。何雷把照片交给陈思茂一行，请他们回国之后转交给卡莱斯。看到照片，陈思茂和同事很是惊喜。“遗憾今年卡莱斯没有来。但是不管是谁来，我们都欢迎。希望你能够在这几天论坛中真正有所收获。”何雷最后说。

（原标题：张汉晖大使接受《新闻世界》书面采访）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

图为热搜截图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