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晏国文 曹学平 北京报道

　　近日，好大夫在线所属的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动峰”）和北京新医强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医强国”）接连进行了股权结构变更，蚂蚁集团子公司上海云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成为好大夫在线上述两家所属公司持股100%的股东。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投资人雷军等均已从股东列表中退出。支付宝副总裁、数字医疗健康事业部总经理张俊杰成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对于此次收购事项，9月14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了好大夫在线和蚂蚁集团。好大夫在线方面对记者表示：“现在暂无更多消息可以分享。”蚂蚁集团方面未对记者采访进行回应。

　　记者注意到，目前，支付宝医疗健康板块的在线问诊服务中，已经接入了好大夫在线、微医、阿里健康等平台的医生。该板块还展示着“90万真实医生入驻支付宝”的信息，用户可以向好大夫在线平台上的医生问诊以及查看来自好大夫在线平台的历史医患问诊交流信息等。

　　一直以来，互联网医疗企业普遍面临难以盈利的困境。好大夫在线作为互联网医疗行业的拓荒者，始终坚守互联网医疗业务。然而过去几年，好大夫在线多次传出裁员纾困的消息。天眼查数据显示，互动峰的参保人数从2017年的434人下降至2023年的24人，新医强国的参保人数从2021年的383人下降至2023年的56人。

　　行业拓荒者

　　好大夫在线成立于2006年，是国内起步最早的互联网医疗龙头企业之一。

　　据官网数据，好大夫在线拥有数量众多的优质医生群体。截至2024年9月，好大夫在线收录了国内10000余家正规医院的94万名医生信息。其中，28万名医生在平台上实名注册，直接向患者提供线上医疗服务。在这些活跃医生中，三甲医院的医生比例占到73%，具有很高的医疗服务权威性。截至2024年9月，好大夫在线已累计服务超过8900万名患者。

　　据公开信息，好大夫在线自成立以来获得过多轮融资。2007年，好大夫在线获得雷军和联创策源的天使投资300万元；2008年，获得A轮融资300万美元；2011年，获得B轮融资，挚信资本领投，融资金额为数千万美元；2015年，获得C轮融资，金额为6000万美元；2017年，获得D轮融资2亿美元，由腾讯领投。

　　据本报此前报道，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医疗行业主要经历了早期探索、多地试点、政策突破、防控推动、规范发展等多个阶段。

　　2014年之前，互联网医疗行业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互联网医疗进入千家万户，但是这个阶段的互联网医疗还是以信息提供和咨询服务为主，没有涉及严肃的诊疗环节。

　　2015年至2017年，多地开始互联网医疗试点。2018年，好大夫在线在银川试点获得成功。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把互联网医疗和中国西部地区缺乏高端专家资源的需求联系了起来，因此获得了监管层的支持。2018年，互联网医疗银川模式受到充分认可。

　　新冠疫情发生后，患者线下就诊渠道受阻，越来越多公立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概念更加深入人心。

　　2022年6月和8月，《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和《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接连发布，奠定了互联网医疗和医药电商规范化发展的基础。目前，互联网医疗已成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紧缺以及国内患者对医疗服务的付费意愿较低，互联网医疗平台容易产生服务纠纷。

　　曾裁员纾困

　　虽然经过多方面尝试和探索，好大夫在线的业务始终聚集于互联网医疗，并且坚持“三不做”，即不卖药、不自建线下医院、不做医疗广告。死磕互联网医疗虽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导致好大夫在线本身缺乏盈利能力。

　　2022年12月，王航给好大夫在线全体员工发内部信，称“必须具备活下去的能力”。

　　该内部信表示，由于疫情和经济环境的影响，现阶段公司需要立即进行战略及组织架构调整，以加强业务的抗风险能力，迎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挑战。

　　王航表示，必须做好三件事：首先，公司必须立即摆脱对融资的依赖，果断地成为一家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立即调整工作重心，由创业期的以产研为主，快速转型为以市场开拓为主；第三，立即调整组织结构，适应新的工作重心，加强公司的生存能力，加快业务发展速度。

　　“在新的考验面前，公司必须具备活下去的能力，因此我不得不遗憾地宣布，即日起公司开始实行岗位调整，一些曾经和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将会离开。对此，我深感不安和抱歉。我们的同事都非常优秀，做出这样的决策，我非常艰难和不舍，但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的损失和痛苦。”王航在内部信中称。

　　2023年6月，王航发布《公司最新情况说明》。王航在信中介绍：“自去年12月开始的一系列业务调整以来，公司亏损情况快速改善，并于4月实现当月打平。同时，公司业务依然保持良性、健康，稳居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第一，服务质量稳定，社会公信度优异。”

　　王航称：“去年，在资本市场压力之下，公司多个股东提出撤资、要求公司回赎。鉴于公司现金不足以完成回赎，为保证股东利益，管理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努力寻找价值理念一致的新战略出资方，并获得了实质性进展，拿到了当前市场的最优方案。但资本市场整体低迷之下，此方案仍难达到股东预期。”

　　员工数量变化反映在减少的参保人数上。天眼查数据显示，近几年，好大夫在线所属的两家公司互动峰和新医强国的参保人数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17年至2023年，互动峰的参保人数分别为434、399、411、357、53、56、24。2021年至2023年，新医强国的参保人数分别为383、242、56。

　　终途是卖药？

　　目前，国内以互联网医疗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并无成功上市者，而阿里健康（00241.HK）、京东健康（06618.HK）、方舟健客（6086.HK）等已上市公司主要依靠医药电商业务，同时布局互联网医疗，实现“药品销售+医疗健康服务”的生态闭环。

　　以阿里健康和京东健康等为代表的医药电商平台依托海量流量获得领先优势。在其“药品销售+医疗健康服务”的生态闭环，药品销售贡献绝大部分收入，而互联网医疗业务收入占比极少。

　　据阿里健康2024财务年度报告，报告期内，总收入为270亿元，同比增长1%；净利润为8.83亿元，同比增长64.6%。

　　截至2024年3月31日，天猫健康平台年度活跃用户达到3亿，已服务商家超过3.5万，同比增长28%，累计合作超过22万执业医师、执业药师和营养师，为用户提供在线健康咨询服务，报告期内不含开方的日均在线问诊量超过1.1万次。阿里健康线上自营药店用户会员总数达到7700万。

　　阿里健康主要业务包括医药电商平台业务、医药自营业务、医疗健康及数字化服务业务等。2024财年，阿里健康医药电商平台业务收入为23.29亿元，同比增长4.1%，占该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为8.63%；医药自营业务收入为237.39亿元，同比微增0.6%，占该公司总收入的比重约为88%；医疗健康及数字化服务业务收入为9.58亿元，同比增长2.6%。

　　2024年上半年，京东健康营收为283亿元，同比增长4.6%；盈利（净利润）为20.34亿元，同比增长30.22%。

　　京东健康主要收入也来自销售药品和健康产品。2024年上半年，京东健康销售药品和健康产品的收入为239亿元，占该公司当期营收的84.45%。线上平台、数字化 营销及其他服务收入为44亿元，占15.55%。截至2024年6月30日，该平台过去12个月的年度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81亿。2024年上半年，日均在线诊询量超48万。

　　2024年7月，方舟健客成功在港股上市。虽然宣称为在线慢病管理平台，实际上，方舟健客业务也以医药电商为主。据半年报，2024年上半年，方舟健客总收入为13.22亿元，其中线上零售药店业务收入为6.73亿元，占比50.9%；综合医疗服务业务收入为3.21亿元，占比仅为24.2%；批发、定制化内容及营销解决方案等业务收入合计占比约24.9%。

责任编辑：李桐

张欣桦（记者 周怡梅）09月21日,（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张欣桦（记者 刘华法）09月21日,“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