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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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云最近一次公开活动，是在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作为“大师班”的嘉宾。与他平行的另一场“大师班”嘉宾，是电影节“金椰奖”评委会主席、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

　　著名人士回忆童年时，往往有某些命中注定，但著名作家刘震云回忆童年，有些不太一样。作为一个村里的孩子，村里的人日复一日地种过玉米的种子、小麦的种子、棉花的种子……唯独没人给他种下过“文学的种子”。

　　“我妈不识字，我妈的妈更不识字，到我这开始以文字为生，所以我和文字的关系就非常直接，没有传承的链条。我也没想到在贫瘠的文学土壤上，我能种出一些大家觉得还不错的庄稼。这确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刘震云说。

　　刘震云坚称，自己的数学特别好，“我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数学家，现在应该在普林斯顿大学带博士生”。可惜中学毕业后没法考大学了，直到1978年，20岁的他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数学考了89分，是中文系里分数最高的”。因为数学好，才能上当时收分最高的中文系——这真是一件简单又复杂的事情。

　　读者看了刘震云的书，会觉得他是一个幽默的人。刘震云声明，“那是没有去过我们村，我们村谁都比我幽默”。关于幽默这件事，他的观点是：幽默的道理一定比幽默的故事要高级，幽默的故事一定比幽默的情节要高级，“喜剧的底色是悲剧，悲剧的底色是幽默”。

　　刘震云有一个观点，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一个作家的文学功底使他会写书，但哲学功底能让他把这个世界说明白”。刘震云并不否认文学，包括电影，是对生活的反映，但仅仅停留在反映生活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在思考的地方停止了，这时候文学和电影应该把它捡起来”。

　　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豆瓣评分从电影上映到今天越来越高，达到8.2。“我要说的不是一个民族 的灾难史，而是遗忘。一件事很悲惨，但更悲惨的是对悲惨事件的遗忘。1942年在当时是被遗忘的，我们要一点一滴把它打捞起来。”

　　刘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为30多种文字，跟随这些译本到世界各地做讲座时，他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哪部作品写得比较好；他回答，哪部都写得不好。

　　“我真不是谦虚。写的时候自然是极力想写好，但回头看一定有写得不好的地方，因为当时你没有那个能力。恰恰如此，才能促使你下一部作品写得更好。”刘震云说，“使人进步的并不是你取得了多大成绩，而是你留下了多大的遗憾和缺陷。”

　　《温故一九四二》出德文版时，刘震云到奥地利的一家书店交流。现场，当地一个中年女性站起来说，“不，不是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听了这个话，刘震云很震撼：“如果我当时写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写得一定会不一样。”

　　与其他作家相比，刘震云与影视的关系显然更紧密。除了作品频频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他还出现在一些相关综艺节目，比如与导演陈凯歌等一起作为扶持青年导演的综艺《开拍吧》的评委；他的女儿刘雨霖是一名导演，电影处女作即执导父亲的作品。

　　有人问刘震云，为什么你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那么多？刘震云说：“很简单，因为写得好。”但他同时承认，文学和电影的区别非常大，“比如心理描写，这对小说来说非常重要——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作品，如《追忆似水流年》，写回忆饼干能写几十页——但在电影中完全没用”。

　　“电影是导演、演员、摄像、美术……他们的事，有时候我会去现场看看，但我只会干一件事，就是把小说写好。影视和文学有极大不同，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干扰。”刘震云认为，好的电影其实看不见导演，也看不见演员，看到的是作品中的人物，但又不只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生活中，刘震云主要干两件事：一件事是写书，另一件事是读书。刘震云有一个习惯，不管在任何地方，三亚也好，延津也好，巴黎也好，他喜欢在街头坐着，看着眼前走过的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怀揣的心事也不一样。有的人走着走着突然笑了，有的突然哭了，这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滋养”。

　　刘震云透露，2024年下半年或者更晚一些，他可能会有一本新书，肯定和以前的作品都不一样，“不是要刻意创新，创新是因为你的认知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