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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视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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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公开资料显示，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其主要任职的部门为财政部会计司，曾任财政部会计司综合处处长，财政部驻河南专员办副监察专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等职。此外，舒惠好还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职，出任过党委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2011年至2017年，舒惠好任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会计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中国代表。2023年，舒惠好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舒惠好出任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此次履新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后，舒惠好主要分管条法司、社会保障司、会计司、机关服务中心、会计财务评价中心、会计准则委员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1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获矿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至2004年在法国国家应用科学学院（INSA-Lyon）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年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2010年3月起任副所长；2016年7月起任党委书记，2021年2月任所长。何宏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宏平主要研究领域为：黏土矿物学、矿物晶体化学、矿物表面物理化学、表生成矿、早期地球演化。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等，在矿物晶体生长理论、矿物表－界面作用过程、稀土成矿机制、矿物资源利用，以及地球初始氧起源等方面取得创新认识。何宏平还曾于200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曾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2000年，李斌出任黑龙江省原卫生厅副厅长，2007年升任厅长。2010年，他进京任职，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跻身副省级，负责人力资源、环保、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工作。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机要秘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延伸阅读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 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乌克兰大使馆职员、随员、三秘，外交部欧亚司三秘、副处长、处长，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邓洪波偕夫人史玲抵达德国履新。官方简历显示，邓洪波1965年7月生于四川，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洪波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外交部礼宾司、驻越南大使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驻美国大使馆任职，历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公使、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等职。据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消息，9月6日，驻白俄罗斯使馆举办谢小用大使离任招待会。9月5日，谢小用大使辞行拜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一天，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刊发了谢小用接受白通社专访全文。他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将于9月9日离任回国。公开资料显示，谢小用，男，1964年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硕士。谢小用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一秘、驻乌克兰大使馆参赞、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副局长、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外交部干部司正司级干部、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于2018年任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2020年，谢小用获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9月1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致辞直新闻：刘先生，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中欧贸易大战。对此，您做何解读？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上个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不仅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所谓意识形态“新冷战”，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了安全领域，现在又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政治、安全与经贸领域相互联动的态势，而且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阵营式对抗，也已经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或者说，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也开始搞阵营式对抗了。同时，由于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样”之首，也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由美国主动挑起、其余西方国家纷纷跟随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国既不能自暴自弃、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同时又不能不讲策略，迎战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也就注定了，面对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摆起的阵营式对抗架势，中方只能策略性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做法。那么很显然，在西方结成的电动车关税同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仍然是欧盟。因为跟中美之间相对不平衡的经贸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得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经贸战来，一定会是一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两败俱伤的游戏。同时更为关键性的是，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比如在传统能源汽车市场上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就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另外，捷克、希腊、爱尔兰和波兰等国家，也处于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状态。这就为中方利用欧盟来反制美国组建的关税同盟，以及从欧盟内部着手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机会。这一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并作出了反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表态，中方的时机点把握得非常好，正好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即将就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举行投票前夕。图为停靠在港口的货轮直新闻：那在您看来，在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上，中方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这个国家作为突破口？另外这一举措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行为吗？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作为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一直是欧盟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也是如此，尤其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西班牙带头反对欧盟的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政策，将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极大的反响。而在事实上，在桑切斯作出相关表态之后，欧盟的另外两大经济体德国与瑞典也立马进行了跟进，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欧盟的坚定支持者西班牙，也是因为我们对西班牙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是，中方已经宣布，一旦中欧因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而爆发贸易战，将会对欧盟输华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而西班牙每年出口中国的猪肉产品高达15亿美元，将会首当其冲；软的一手是，中方承诺，将会在西班牙投资建立电动车生产线。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就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因为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提案要遭到否决，必须要有代表65%的欧盟人口以及15个国家投票反对，目前看来中方还没有这个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与西班牙的沟通没有意义，因为中方的最终目的，仍然不是要通过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投票行为，来解决这一贸易分歧，而是要在投票表决前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旦进入了投票程序，就意味着事态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中欧经贸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两败俱伤的结果，将会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德国、瑞典以及早前的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纷纷表达反对意见，就可以给欧盟委员会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促使欧盟在谈判中不得不放软姿态，至少进一步降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税率。而一旦中欧就此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电动车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欧经贸领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美国打造的西方对华贸易战同盟。图为中国商务部 资料图直新闻：商务部宣布，针对此前加拿大宣布的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您又怎么看？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很显然，跟中方仍然致力于跟欧盟友好协商尤其是从欧盟内部相关成员国中做工作，准备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来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不同，商务部的这一宣布，意味着中方对加拿大直接采取了硬碰硬的正面迎战措施。而且中方对加拿大打出的是组合拳，并且招招都打在要害上，包括一是对产自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措施将对加国油菜籽产业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冲击；二是宣布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这一做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创下了一个先例。那么中方为什么单单选择对加拿大坚决反击？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因为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之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其它品牌的电动车销往加拿大，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在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上附和美国，选边站队与递交投名状。第二，假如加拿大的行为不受到惩罚，这股歪风无法得到遏止，将会诱发更多国家有样学样，纷纷选择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如此一来，由美国挑起的对华电动车关税同盟，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第三，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经济体，加拿大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完全是自不量力，中国完全可以将他单独拎出来教训一顿，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即将迎来国内的大选，总理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支持率每况愈下，不排除特鲁多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是为了通过对华强硬的方式来讨好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重拳迎战加拿大，就是为了让特鲁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中方祭出的严厉关税反制措施，对加拿大的农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让执政自由党因此而丢失大量选票。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编辑丨李怡，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编

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当地时间10日晚9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首场电视辩论。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此前宣布，这场辩论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据悉，这场辩论预计将持续90分钟，现场不会有观众。辩论规则与两个多月前的辩论大致相同。辩论期间，只有主持人可以提问；每人有两分钟时间回答问题、两分钟时间反驳，还有额外一分钟用于追问或澄清。此外，只有发言方的麦克风能打开，此时另一方的麦克风处于关闭状态。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报道称，哈里斯和特朗普团队都在全力筹备这场重要的辩论。对于民主党而言，其担心此前在采访“首秀”中表现犹豫且缺乏大选辩论经验的哈里斯难以应对经验丰富且难以预测的特朗普；对共和党来说，其担心演讲有时语无伦次、缺乏重点的特朗普被激怒，引发选民们对其“是否还适合竞选总统”的讨论。辩论前“彩排”：哈里斯让人扮演特朗普模拟对战特朗普打磨“戏剧效果”曾报道过6次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记者卡蒂·凯指出，历来大选辩论的赢家都不是因为其政策有多好，观众更关心的是候选人能否在辩论中说出精彩语句，或者能否让另一方候选人相形见绌。“候选人可不是靠政策获得辩论胜利的。”卡蒂称，特朗普的一名顾问向其透露，这位前总统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在政策问题上，而是正在对自己能在辩论中表现出的“戏剧效果”进行轻微调整。按照卡蒂的说法，多次登上总统辩论舞台的特朗普太了解电视观众了，其顾问则建议他在辩论中不要表现得像个“欺凌者”。相比而言，缺乏辩论经验的哈里斯则更专注于“如何应对特朗普”。报道称，哈里斯团队已经搭建了一个模拟辩论舞台，还配备了与正式辩论现场相似的舞台灯光。哈里斯的高级顾问们则在模拟舞台上扮演起了特朗普的角色，模仿后者的攻击性语气，甚至有一人的穿着打扮都与特朗普相似。据报道，在过去的一周里，哈里斯都在宾州一家酒店里埋头研究政策类书籍。此外，为了让哈里斯适应特朗普的风格，其顾问们还回看了特朗普过往的辩论视频，分析辩论策略。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新手”哈里斯：应对“闭麦”重拟辩论策略“最大程度激怒特朗普”报道称，相较于美国公众已熟知的特朗普，人们对哈里斯的了解要少得多，因此她在辩论中面临的风险要高于特朗普。而特朗普顾问杰森·米勒在辩论前夕告诉媒体，特朗普每天都在回答各种问题，所以对手无法针对其表现做出预判或准备。报道指出，哈里斯团队起初的策略是“在特朗普讲话时提出反对和质问”，然而在修改“闭麦”规则失败之后，不得不重拟辩论策略。其团队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最大程度地激怒特朗普”，让观众们看到特朗普的“不良表现”，从而让其“像两个月前的拜登一样失去支持”。卡蒂称，能触发特朗普愤怒的关键词可能包括“老”，如老观念等，特朗普可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年纪。此外，提到特朗普的体型也有可能触怒他。另据美国大选辩论专家史蒂芬·费恩所说，特朗普至今仍难以接受拜登退选，这一点可能决定辩论的走向，“这种情况下，此次辩论可能是最考验特朗普心态的一次。”相关报道：哈里斯特朗普支持率"贴身肉搏" 首辩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美国东部时间10日晚上9点（北京时间11日早上9点），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将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迎来首次电视辩论。两个多月前，特朗普与拜登也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正是在那场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导致拜登最终退选。据环球时报报道，10日的辩论很可能是哈里斯和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选前的唯一一场面对面对决，也可能是影响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报道指出，这次辩论的背景与此前有所不同。在支持率、筹款资金等方面，哈里斯已经弥补了此前拜登对于特朗普的劣势。无论是在摇摆州还是全美范围内，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不相上下。不过也有人认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而对特朗普来说，两次辩论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两个多月前对阵更年长的拜登时，年龄还是特朗普的优势，而现在面对年轻近20岁的哈里斯，年龄却成了他的“问题”。辩论前支持率“势均力敌”民调结果难见分晓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9日发布的数据，在拜登宣布退选以后，总体来看，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已登记选民中的支持率相同，都是49%，但支持者结构却完全不同。从性别来看，男性选民更支持特朗普，女性选民更支持哈里斯。从种族来看，非洲裔选民压倒性地支持哈里斯（哈里斯84%，特朗普13%），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56%，哈里斯42%），而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的选民更倾向于特朗普，而50岁以下的选民则更喜欢哈里斯。哈里斯与特朗普首次电视辩论海报 图据《纽约时报》9日的一份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哈里斯以47.2%的全美平均支持率略高于特朗普（44.4%）。而一份8日公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特朗普以48%的支持率略高于哈里斯（47%）。在七个摇摆州，哈里斯大体以非常微弱的优势领先特朗普。媒体评价称，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说到底谁能在摇摆州领先。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全美还是摇摆州的支持率，两党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民调结果预测谁是最终赢家。此外，这种全国性的平均民意调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但鉴于美国大选采取的“选举人团制度”，这一数据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最终结果。哈里斯“竞选蜜月期”恐进尾声特朗普年龄从优势变成“问题”在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接棒总统候选人后，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一路狂飙。在一份于8月23日至27日进行的民调中，5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哈里斯在竞选中表现非常出色或良好，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人只有41%。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似乎已经进入尾声。此外，在与特朗普的辩论开始前，上述民调显示，有43%的受访者相信哈里斯的表现会优于特朗普，而有37%的受访者预计特朗普可能表现更优。这与此前拜登-特朗普辩论的民调预期相反，当时多数受访者认为拜登的表现会比特朗普差。报道认为，若哈里斯在辩论中能给选民留下积极的深刻印象或满足选民的期待，那她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将延长。对特朗普来说，年龄成了他的一大问题。两个多月前，当78岁的特朗普“对阵”81岁的拜登时，前者显得声音洪亮、身体更为健壮。但这次辩论中，特朗普将对战59岁的哈里斯，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让特朗普的年龄成了选民们关注的问题。“总统候选人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这一问题，也转而成为了选民们针对特朗普的质疑。在最新的民调中，针对“身体健康状况和思维敏锐程度”的问题，哈里斯以巨大优势领先特朗普，认为哈里斯身体健康状况更佳的人数是特朗普的两倍多（哈里斯57%-特朗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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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视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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