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认为，印度想从“中国+1”中极大获益面临一些固有挑战，特别是自身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取向、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掣肘、来自东南亚经济体的竞争等，都会影响其相关政策的效果。在他看来，越南、印尼、印度等国未来有潜力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点，但如果西方国家将过多泛政治化因素和阵营对抗思维掺杂进来，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中国不必过于担忧“中国+1”或“中国+N”带来的冲击，而是应致力于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曾说过，过去30年西方国家依靠将生产基地移往中国并获得大量廉价商品，让本国的消费物价年平均涨幅仅在1.5%左右。不过，在从中国受益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盘算“B计划”。有专家研究称，“中国+1”最初由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最近几年受中国本土制造成本上涨、美国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加剧以及疫情冲击，一些美欧企业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国家投资、建厂，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我们关注足坛腐败问题，不仅要关注公共权力是否遭受到滥用，同时也要关注腐败背后的问题——它使得一些人获取利益的手段完全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判断，从而就造成了社会青年文化体系的整体崩塌。不要让腐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许多人认为“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是我获得社会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我经济利益得以实现的一种主要方式”。我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高压严打足球腐败并不仅仅是针对腐败的涉案官员和相关人员，同样对于塑造中国青年社会的文化，具有切实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