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碰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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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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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9月12日“廉洁四川”发布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赵桂香的贪腐案例赵桂香女，汉族，1964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5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2023年4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纪委纪律审查。2023年7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监委监察调查。2023年10月，赵桂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4年4月，赵桂香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征地拆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事关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征地拆迁资金密集、资源集中，一个项目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成了少数投机者眼中的“香饽饽”“唐僧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禁而未绝。赵桂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本再等几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可以全身心回归到家庭中，可以给家人准备丰盛的饭菜，可以帮女儿带带孩子，可以和朋友们出去旅游，这些最平常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愧对培养和信任我的组织，愧对自己的家人……”今年4月，站在审判席上的赵桂香几度哽咽、泪流不止，令现场旁听庭审的数十名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深感触动。人未退休，心已脱缰“每次走到街上，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区、热闹的商场、整齐的园区，我都感觉特别自豪，这些都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自1995年起，赵桂香就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从事拆迁工作，是该地旧貌换新颜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者。上个世纪，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金花桥街道，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低矮杂乱的民房中，夹杂着众多“小、散、乱、污”的作坊式小工厂，机器轰鸣、汽车喧嚣、人声嘈杂，充满了乡村“重金属”风格。1998年，武侯区政府下定决心让城中村“改头换面”，斥巨资将老厂拆迁、外移或集中管理，修路架桥、改电通水、兴建民居……经过20多年不断努力，曾经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产业园、美丽宜居的幸福地。征地拆迁是金花桥街道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居民有故土情结，抵触情绪很大。我都是拿着征迁方案和档案资料‘笑脸上门’，还吃了不少‘闭门羹’。”赵桂香干拆迁不怕苦、不怕累，可谓尽心尽力、干劲十足。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赵桂香也面临过不少考验。“有的拆迁户找到我，提出给我‘好处费’，让我在测量房屋尺寸上‘松一点’，帮他们多填些拆迁面积；有的并不符合拆迁要求，也想将他们自己的房屋纳入拆迁范围。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人廉洁一次、两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到清正廉洁。2019年，时年55岁的赵桂香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对其本人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她却滋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原本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纪律意识随之放松。“再往上升迁机会不大，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就没必要那么拼、那么紧。”人未退休，心已脱缰。2020年2月，罗某等人主动拉拢赵桂香，提出共同购买一个废旧厂房（属于赵桂香负责拆迁的区域），谋划着“赚取”拆迁补偿款。赵桂香深知，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别人找到我时，我就想过几年等我退休，这事便无人察觉了，何不趁此机会捞点‘退休金’。”由于该废旧厂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购买下来。赵桂香将东拼西凑的购房款200万元倾囊而出，与罗某等人共同买下了这个废旧厂房。手握百万“资产”却过着“低配”生活“她知道政策，手里又有实权，拉她入伙肯定有好处！”在罗某等人眼中，找赵桂香合伙购买废旧厂房，主要目的就在于赵桂香能提前了解拆迁政策，可以在违规搭建、征地拆迁中帮他们“便宜行事”，以获取丰厚“利润”。为让废旧厂房顺利获得拆迁，赵桂香一不做二不休，将尚未公布的拆迁政策文件提前转发给罗某等人。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桂香和罗某等人花费80万元，便新增搭建了7300平米违规建筑。很快，赵桂香等人投资的厂房面临拆迁，她暗自窃喜，又开始密谋下一步计划。拆迁工作中，入户调查是一个重要环节，拆迁房屋面积有多少，性质及附属物是什么，都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予以确认，这也是核定最终补偿资金的关键。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赵桂香。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桂香明目张胆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测绘人员在认定厂房拆迁面积、结构、补偿标准等方面大开尺度。随后，赵桂香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顺利将抢建的违规建筑物面积全部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赵桂香自建自拆一笔“赚得”210万 资料图2021年6月，该笔拆迁补偿款发放到位，扣除购买、维护成本后，赵桂香“赚得”210万元。“拿到钱后，心里还是很慌张，每天都感到特别不安，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发现。”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赵桂香还精心伪装自己，故意立起了低调的人设。“平时不追求大鱼大肉，也不爱奢侈品、不去国外旅游，过着‘低配’生活，但这样子‘伪装’心太累！”贪欲膨胀，难以自拔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未维持多久。一段时间后，赵桂香察觉此事无人过问，胆子渐渐变大，手越伸越长。她盘算着，“要抓住一切机会，赶在退休前多捞点养老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2021年7月，黄某找到了赵桂香，希望能帮忙提高自家房屋拆迁赔付标准，并许诺事后给予感谢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赵桂香立刻答应下来。在她的操作下，黄某很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将10万元送给了赵桂香。有了这次“成功”经验，赵桂香如法炮制，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加快拆迁进度、审核拆迁资料、提高拆迁赔付标准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事后获得相应“好处费”。野蛮生长的贪念，让赵桂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4月，武侯区纪委监委收到关于赵桂香的问题线索，随即成立调查组，对此问题线索展开深入调查。经查，赵桂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816万余元，非法收受“好处费”20万元。“仅仅3年时间，前面30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因为自己的贪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如今，苦果只能我自己吃，可我又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面对自己的朋友。”赵桂香大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来源丨四川观察、廉洁四川

模特梅茜·玛丽·莱瑟斯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媒体公开了一段Instagram模特梅茜·玛丽·莱瑟斯（Maecee Marie Lathers）赤着上半身在地上打滚的画面，当时这位网红在吸食一种强效混合物后超速开车，而造成惨烈车祸并导致两人死亡。莱瑟斯赤着上半身在地上打滚8月10日，莱瑟斯在迈阿密驾驶着她的白色奔驰闯过红灯时，撞上了一辆黑色路虎和一辆银色铃木。车上两名司机亚伯拉罕·莫利纳（Abraham Molina）和杰西·卢比奥（Jesus Rubio）不幸身亡，莫利纳的未婚妻胡安妮塔·埃尔南德斯（Juanita Hernandez）则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莱瑟斯平日穿着开放根据NBC6获得的监控记录，事故发生前5秒，莱瑟斯车速约为每小时57英里（约92公里/小时），但之后飚车到每小时78英里（约125公里/小时），然后撞上了前述两台车辆。据当地媒体报道，24岁的莱瑟斯在车祸后还试图逃跑，但被现场观众抓了回来。谈及这一事件，迈阿密戴德法官明迪·格雷泽（Mindy Glazer）在听证会上说道，“如果不是附近的市民阻止了她，她可能已经逃之夭夭了。”车祸事故现场而从近日公开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莱瑟斯被抓住后开始在地上撒泼，她一边尖叫一边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与她平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光鲜亮丽的形象大相径庭。与此同时，随身摄像头还拍下了莱瑟斯失去理智时差点走光的画面，一名女警则十分耐心地帮她调整盖在她身上的衣物。莱瑟斯后来告诉警方，她在开车前服用了一种名为“Tusi”或“Tuci”的派对毒品，这种毒品也被称为“粉色可卡因”。莱瑟斯被警方逮捕据《每日邮报》报道，“Tusi”或“Tuci”[2C]是一种粉红色粉末，它含有氯胺酮、MDMA、甲基苯丙胺、可卡因、阿片类药物和/或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谈到服用这种混合物的感受，莱瑟斯甚至告诉警方，她“来自未来，还带着一个水晶球”。后来经过检测，也确实从莱瑟斯的体内发现了多种药物。事实上，这位模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大方承认过自己吸食药物的情况，今年1月，她还被吊销驾照，不知是否与这一嗜好有关。莱瑟斯在游艇上而除了无证驾驶之外，莱瑟斯还面临其他14项重罪指控，包括开车杀人、鲁莽驾驶和酒驾过失杀人，但她目前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此前，据迈阿密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莱瑟斯在被捕后被关在了特纳吉尔福德奈特惩教中心监狱，直到缴纳14万美元（约合9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才得以出狱，但仍被软禁。而在等待出庭的这段时间，莱瑟斯也前往医院接受了治疗。但9月10日，在增加两项新的酒后驾车过失杀人指控后，迈阿密检察官要求将莱瑟斯拘留起来。据悉接下来，莱瑟斯将被关进县监狱，直至9月16日的保释听证会。图源：Dailymail,Bing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文 | 王仲昀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宣布，自己将竞选自民党总裁，向日本首相之位发起挑战。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若竞选成功，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担任首相的话，我要改变日本的政治，解决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讲话画面小泉进次郎自己6日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更出圈的是一番他与记者的问答。这位记者的提问，可以说非常炸裂：“你如果当选首相、出席G7会议的话，你的认识水平（智商）如此之低，估计会给日本丢脸，降低日本国力，即便如此，你还要硬上，你真要当日本首相吗？”尽管小泉进次郎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光环，又有自己政治世家的加成，但从这位记者的提问来看，还是有不少人不看好他的竞选前途。小泉进次郎被记者吐槽“智商低”01上述提到6日的记者会上，那番问答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记者提问犀利，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小泉进次郎的回应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低调谦虚，还带着一丝幽默。当时听到记者提问，小泉咬了咬嘴唇，然后微笑着说：“我自身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不完美也是事实，但我会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我积累了15年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会把这些经验发挥到国际舞台上，让国民们觉得，这个人靠谱。”小泉这里的话术可以是，尽管我有不足，但是我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能组建一个好团队来帮我。小泉进次郎回应记者“嘲讽”接着他还和那位记者互动，特意问了问记者的名字，得知人家叫田中后，他又说：“今天被田中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会铭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大家觉得，这个家伙好了不少。”之后，小泉进次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自己的政坛经验，聊到了自己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刚就任环境大臣、开第一次记者会时，也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的问题。对此小泉表示，在两年后自己离任时，该记者给他赠送了鲜花。然后，他直视着提问的记者，真诚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您和我之间也能达到那样的关系（送鲜花表示认可小泉），我会很高兴。”小泉进次郎和记者互动回顾这次答记者问，小泉进次郎全程低调谦虚，也不忘记提一提自己的优势，不时还打起“感情牌”。对于他的支持者们而言，看到这样的表现，应该又是加分项。前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针对小泉的回应表示，“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智慧。真是了不起。明显经过了充分的准备”。02小泉进次郎提到自己担任环境大臣，是他38岁那年的事情。当时，他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延揽入阁，出任环境大臣。生于1981年的小泉进次郎，出身于有着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之称的小泉家族，已经四代从政。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祖父小泉纯也是日本前防卫厅长官。小泉进次郎有一个哥哥——小泉孝太郎。不过孝太郎早就无心从政，很多年前就进军日本娱乐圈。和哥哥不同，小泉进次郎早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下基础。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政治学硕士学业。毕业后，小泉在美国短暂工作，担任美国智库国际政治研究员。小泉纯一郎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到日本后，在自己“前首相父亲”的提携下，小泉的从政之路显得很顺利。2008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定退出政坛。他回到家乡横须贺的礼堂，对着台下的铁杆支持者说：“我决定下次选举的时候，不再参选，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儿子进次郎。”小泉纯一郎挥了挥手，舞台聚光灯打在了站在他身旁的进次郎身上。握有丰厚家族政治经验，彼时还不到30岁的小泉进次郎走进了日本民众的视野。小泉进次郎与父亲同台父亲辞任后，小泉接管了神奈川第11选区。家乡父老世世代代力挺小泉家族，所以进次郎不到28岁时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成为2009年新当选议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不俗人气。他连续在5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没掉出过众议院议员队伍。32岁出任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36岁被任命为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2019年，曾受小泉纯一郎提拔的安倍晋三，又提携了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于是进次郎在这一年成为日本环境大臣。在近年的“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小泉进次郎一直排在前三位。如今竞选自民党总裁，进次郎仍有“贵人”相助。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中，我想把将把舵日本的重任托付给小泉进次郎，带着这样的愿望，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小泉从政以来，还有一个标签——颜值。在日本政坛，他的长相似乎能够得上“帅哥”。在201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东京首相官邸宣布，自己将与42岁电视主播泷川雅美结婚。当时泷川已怀孕5个月。泷川雅美是一名法裔日本明星，曾代表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美混血主持人”。小泉进次郎与夫人一起接受采访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小泉进次郎和他父亲类似，对华态度强硬。父子二人，是日本政坛中罕见的每年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物。小泉进次郎在靖国神社03小泉进次郎在6日记者会上那次“满分”回答，让许多人惊讶，因为他过往经常以“不会说话”“胡言乱语”“废话大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当年作为环境大臣在美国纽约出席国际环境会议时，谈及全球变暖表示：“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有趣（fun）、冷静（cool）而且性感（sexy）。”小泉进次郎谈及全球变暖当场有人追问，什么叫“性感地解决？”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性感！”后来又有外国记者问他，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进次郎回答，削减。记者追问：“怎么做？”他沉默，思考许久，然后憋出一句：“我刚刚上任10天......”小泉进次郎回答“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有一次采访，记者问日本今后会怎么做，希望具体说明。小泉进次郎回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日本网友看到小泉进次郎的表现，称他为“废话诗人”“废话大臣”，还用中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梗调侃他。日本网友曾吐槽小泉进次郎为“废话诗人”正是鉴于过往的“黑历史”，才显得最新一次小泉进次郎面对尖锐提问时的表现好到像是提前排练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投票选举，将在9月27日举行。小泉进次郎最终能否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用他父亲的话说，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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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日晚9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首场电视辩论。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此前宣布，这场辩论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据悉，这场辩论预计将持续90分钟，现场不会有观众。辩论规则与两个多月前的辩论大致相同。辩论期间，只有主持人可以提问；每人有两分钟时间回答问题、两分钟时间反驳，还有额外一分钟用于追问或澄清。此外，只有发言方的麦克风能打开，此时另一方的麦克风处于关闭状态。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报道称，哈里斯和特朗普团队都在全力筹备这场重要的辩论。对于民主党而言，其担心此前在采访“首秀”中表现犹豫且缺乏大选辩论经验的哈里斯难以应对经验丰富且难以预测的特朗普；对共和党来说，其担心演讲有时语无伦次、缺乏重点的特朗普被激怒，引发选民们对其“是否还适合竞选总统”的讨论。辩论前“彩排”：哈里斯让人扮演特朗普模拟对战特朗普打磨“戏剧效果”曾报道过6次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记者卡蒂·凯指出，历来大选辩论的赢家都不是因为其政策有多好，观众更关心的是候选人能否在辩论中说出精彩语句，或者能否让另一方候选人相形见绌。“候选人可不是靠政策获得辩论胜利的。”卡蒂称，特朗普的一名顾问向其透露，这位前总统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在政策问题上，而是正在对自己能在辩论中表现出的“戏剧效果”进行轻微调整。按照卡蒂的说法，多次登上总统辩论舞台的特朗普太了解电视观众了，其顾问则建议他在辩论中不要表现得像个“欺凌者”。相比而言，缺乏辩论经验的哈里斯则更专注于“如何应对特朗普”。报道称，哈里斯团队已经搭建了一个模拟辩论舞台，还配备了与正式辩论现场相似的舞台灯光。哈里斯的高级顾问们则在模拟舞台上扮演起了特朗普的角色，模仿后者的攻击性语气，甚至有一人的穿着打扮都与特朗普相似。据报道，在过去的一周里，哈里斯都在宾州一家酒店里埋头研究政策类书籍。此外，为了让哈里斯适应特朗普的风格，其顾问们还回看了特朗普过往的辩论视频，分析辩论策略。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新手”哈里斯：应对“闭麦”重拟辩论策略“最大程度激怒特朗普”报道称，相较于美国公众已熟知的特朗普，人们对哈里斯的了解要少得多，因此她在辩论中面临的风险要高于特朗普。而特朗普顾问杰森·米勒在辩论前夕告诉媒体，特朗普每天都在回答各种问题，所以对手无法针对其表现做出预判或准备。报道指出，哈里斯团队起初的策略是“在特朗普讲话时提出反对和质问”，然而在修改“闭麦”规则失败之后，不得不重拟辩论策略。其团队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最大程度地激怒特朗普”，让观众们看到特朗普的“不良表现”，从而让其“像两个月前的拜登一样失去支持”。卡蒂称，能触发特朗普愤怒的关键词可能包括“老”，如老观念等，特朗普可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年纪。此外，提到特朗普的体型也有可能触怒他。另据美国大选辩论专家史蒂芬·费恩所说，特朗普至今仍难以接受拜登退选，这一点可能决定辩论的走向，“这种情况下，此次辩论可能是最考验特朗普心态的一次。”相关报道：哈里斯特朗普支持率"贴身肉搏" 首辩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美国东部时间10日晚上9点（北京时间11日早上9点），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将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迎来首次电视辩论。两个多月前，特朗普与拜登也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正是在那场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导致拜登最终退选。据环球时报报道，10日的辩论很可能是哈里斯和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选前的唯一一场面对面对决，也可能是影响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报道指出，这次辩论的背景与此前有所不同。在支持率、筹款资金等方面，哈里斯已经弥补了此前拜登对于特朗普的劣势。无论是在摇摆州还是全美范围内，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不相上下。不过也有人认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而对特朗普来说，两次辩论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两个多月前对阵更年长的拜登时，年龄还是特朗普的优势，而现在面对年轻近20岁的哈里斯，年龄却成了他的“问题”。辩论前支持率“势均力敌”民调结果难见分晓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9日发布的数据，在拜登宣布退选以后，总体来看，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已登记选民中的支持率相同，都是49%，但支持者结构却完全不同。从性别来看，男性选民更支持特朗普，女性选民更支持哈里斯。从种族来看，非洲裔选民压倒性地支持哈里斯（哈里斯84%，特朗普13%），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56%，哈里斯42%），而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的选民更倾向于特朗普，而50岁以下的选民则更喜欢哈里斯。哈里斯与特朗普首次电视辩论海报 图据《纽约时报》9日的一份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哈里斯以47.2%的全美平均支持率略高于特朗普（44.4%）。而一份8日公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特朗普以48%的支持率略高于哈里斯（47%）。在七个摇摆州，哈里斯大体以非常微弱的优势领先特朗普。媒体评价称，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说到底谁能在摇摆州领先。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全美还是摇摆州的支持率，两党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民调结果预测谁是最终赢家。此外，这种全国性的平均民意调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但鉴于美国大选采取的“选举人团制度”，这一数据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最终结果。哈里斯“竞选蜜月期”恐进尾声特朗普年龄从优势变成“问题”在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接棒总统候选人后，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一路狂飙。在一份于8月23日至27日进行的民调中，5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哈里斯在竞选中表现非常出色或良好，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人只有41%。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似乎已经进入尾声。此外，在与特朗普的辩论开始前，上述民调显示，有43%的受访者相信哈里斯的表现会优于特朗普，而有37%的受访者预计特朗普可能表现更优。这与此前拜登-特朗普辩论的民调预期相反，当时多数受访者认为拜登的表现会比特朗普差。报道认为，若哈里斯在辩论中能给选民留下积极的深刻印象或满足选民的期待，那她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将延长。对特朗普来说，年龄成了他的一大问题。两个多月前，当78岁的特朗普“对阵”81岁的拜登时，前者显得声音洪亮、身体更为健壮。但这次辩论中，特朗普将对战59岁的哈里斯，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让特朗普的年龄成了选民们关注的问题。“总统候选人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这一问题，也转而成为了选民们针对特朗普的质疑。在最新的民调中，针对“身体健康状况和思维敏锐程度”的问题，哈里斯以巨大优势领先特朗普，认为哈里斯身体健康状况更佳的人数是特朗普的两倍多（哈里斯57%-特朗普25%）。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9月9日消息，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被查公开简历显示，牛刚，男，1968年1月生，偃师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他先后在洛阳市政协、宜阳县、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委、洛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老城区人民政府工作，2018年11月任老城区委书记，2021年2月任涧西区委书记。2022年5月，牛刚任洛阳市副市长，并继续兼任涧西区委书记至2023年5月卸任。牛刚2022年5月任洛阳市副市长 资料图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4日，牛刚的“老乡”，同为河南偃师人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明官宣“落马”。1966年12月出生的宗国明曾历任孟津县委副书记、县长，新安县委书记，洛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2023年1月，宗国明任洛阳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任上被查。今年2月26日，中共第十一届河南省委第五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郑州召开。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本轮巡视安排14个巡视组，对洛阳市、平顶山市、南阳市及所辖的37个县（市、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本轮巡视将于3月初进驻，4月底撤回，现场巡视时间2个月左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洛阳市、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洛阳市洛龙区。在工作要求方面，本轮巡视其中一项就是将聚焦关键少数，紧盯市县党委及其领导班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同级法院、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特别要紧盯“一把手”，全面了解其对党忠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依规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6月29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洛阳市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巡视组指出，洛阳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规矩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牛刚被查前，还有一名曾担任过10年洛阳市副市长的官员“落马”。2024年8月9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殿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牛刚的“老乡”宋殿宇（资料图）宋殿宇长期在河南工作，历任河南省计经委食品办干部、科员、副主任科员，计经委、计委综合处主任科员，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河南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负责人。2004年3月，宋殿宇担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5年后任洛阳市委常委、副市长。2014年4月，他担任河南省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正市厅级）、党工委副书记。2016年9月，宋殿宇履新濮阳市代市长，2017年1月任市长。2018年9月，他成为濮阳市委书记。2021年7月担任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23年1月他开始担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至被查。还有在去年7月14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信阳市原市长尚朝阳通报被查。尚朝阳曾于2003年至2016年任洛阳市副市长兼农工委主任，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洛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今年1月尚朝阳被“双开”。通报指出，经查，尚朝阳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党性原则，政治品行恶劣，诬告陷害同事；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多次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丧失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损公肥私，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金特别重大损失。此外，在牛刚被查当天，洛阳市新副市长“火速”补位。9月9日，洛阳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两名副市长。决定任命：潘开名为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太钢为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来源 | 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河北新闻网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