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乘车携带危险品 被警方查获

　　安检，在铁路、地铁进站虽已是寻常事，但是在一些安检口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年末将至，大家出行乘坐铁路、地铁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哪些禁止携带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前不久，旅客陈某从广西南宁东站过安检时被民警拦下，民警在陈某随身携带的斜挎包内查获了一把弹簧刀，刀身全长22.5厘米，刃长9.5厘米，带有弹簧自锁装置。

　　在江苏扬州火车站，一名男子在进站时，因为携带大量自喷漆，被警方查获。

　　民警：你知不知道这个喷漆是危险品？这个标志危险品、易燃品的标志。

　　为了加强这名旅客对油漆危险性的认识，民警当面进行了油漆可燃性的实验。在山东济南，旅客刘某携带烟花进站被安检人员查获。

　　刘某：去看海，然后买的这个。

　　济南铁路公安处济南西站派出所民警：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刘某：烟花。

　　民警：烟花属于危险物品。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等相关规定，民警对上述乘客进行了相应处罚。

　　乘坐火车禁止携带的物品有哪些？

　　那么，铁路部门对于乘坐火车禁止携带的物品有哪些规定呢？

　　成都铁路公安处广元车站派出所副所长 邱寒：旅客在出行前，应当明确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规定，一是禁止携带和运输的物品，包括枪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等十种类型的物品。二是禁止随身携带但可以托运的物品。比如菜刀、水果刀等刀具器械类，钻机、斧头等工具农具类等五种类型的物品。三是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比如香水凝胶等含易燃易爆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1件，累计不超过600毫升。酒精含量大于70%或者标志不清晰的酒类饮品属于易燃液体，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

　　对于旅客常带的酒类，也有明确的规定：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且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4%、小于或者等于70%的酒类饮品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

　　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哈尔滨西站派出所副所长 商海龙：以这把刀为例，它的刀角小于60度，刀身超过了15厘米，这种是属于管制刀具，是不允许带入公共场所的。还有一种特别常见的刀具就是这种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跳刀或者卡簧刀，刀身展开以后，可被刀身携带的自锁装置进行固定了，这种都属于管制刀具。携带这种管制刀具进入到公共场所了，是要受到公安机关处罚的。还有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削苹果的水果刀，这种可以自由折叠的，不属于管制刀具，但是也是属于不允许带上火车的禁止携带的物品之一。包括这种多功能刀，如果你携带了这种非管制刀具进入火车站的，找其他亲属朋友取回，或者是通过旁边这个快递机邮回到你的家里。

　　地铁安检员练就“超能力” 3秒辨别违禁品

　　在河南郑州，有这样一名地铁安检员，他能够在各种各样的行李中，通过X光机的成像，3秒内便可以辨认出来管制刀具，汽油，毒品等违禁品。

　　杨明坤是郑州地铁2号线刘庄站的一名安检员，今年已经是他工作的第6个年头了。刘庄站是郑州地铁北部的一个站点，人流量大，高峰期平均1分钟进站60人左右。

　　郑州地铁2号线刘庄站安检员 杨明坤：平时每天平均的话也就5000个包，然后最高的话是节假日，能达到1万以上。

　　一件背包从乘客取下放在安检口，到安检后乘客拿起背包，大概时间为10秒左右。就要在这10秒钟的时间里，安检员通过X光成像判断出来背包内是否有违禁物品。

　　郑州地铁2号线刘庄站安检员 杨明坤：我们是通过乘客携带物品的特征、颜色、角度、密度，是否符合危险品的特征，然后进行识别。

　　眼前的这两块屏幕就是在安检中，X光拍摄后所呈现的图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图片并不能从中发现端倪。可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就要通过这些图片迅速做出判断，而 这就需要经过刻苦训练和实践积累。

　　郑州地铁2号线刘庄站安检员 杨明坤：在业余时间，我针对这些违禁品角度、特征、颜色进行学习，再加上我工作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让我这个工作业务比较好一点。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同时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自信，安检是公共地铁保障第一套防线，我会做好这份工作。(央视新闻客户端)

王士凯（记者 王菁娥）09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王士凯（记者 谢景蓁）09月21日,前不久，来武汉出差的王女士在深夜下飞机后，通过平台叫了一辆顺风车到汉阳。司机接单后跟王女士要求私下交易，在快抵达目的地时，司机要求先结账，王女士未同意，司机调头将王女士一行拖至长江新区一陌生地点后自行离开。遭受惊吓的王女士至今气愤不已。王女士介绍，9月12日她和两位同行伙伴，从成都乘坐飞机到武汉出差，下飞机后晚上11点45分左右在天河机场t3航站楼，通过哈啰网约车平台叫到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为汉阳区某酒店，平台显示价格在50元左右。成都来汉旅客 王女士 ：“司机师傅跟我们在电话里沟通的时候，说取消订单，60元全包。最后我们上车的时候，要求我们交高速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自己掏了。”王女士说，当车辆开到汉阳区马鹦路地铁站附近时，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酒店还有10分钟左右路程，司机突然提出让王女士先结账，王女士表示，等到了酒店再给钱。双方争论了几句后，司机突然掉了头，由于王女士她们对武汉并不熟悉，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成都来汉旅客 王女士：“看到汉口江滩字样的时候，我说多少钱？把我们放下来吧，60元钱也扫给你。我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车门都打开了，司机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我车门都没关，半条腿都在外面。”王女士接受媒体采访王女士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情况，记者通过视频看到，右侧后车门打开后，司机根本没有减速停车，而是一直在前行。王女士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截图王女士说，直到二十多分钟后，司机才在一个陌生的地点停住车，让王女士一行下了车并迅速驱车离开。由于下车的地点荒凉陌生，王女士一行三个女孩子当时惊恐不已。王女士同行伙伴称下车地点非常荒凉王女士在原地用滴滴平台又叫了一辆车到汉阳的酒店，记者在订单上看到，王女士一行被带到了长江新区阳逻开发区的余泊大道上，这里距离王女士原本要到达的汉阳区酒店地址足足有40公里，打车费用是148元钱。王女士订单显示被带到了余泊大道上王女士伙伴评价司机行为记者随即联系了哈啰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表示，由于王女士同意了司机私下接单，因此平台无法介入。哈啰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答复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表示，在乘客同意了司机提出的接私单的要求后，平台确实没有责任。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工作人员：“平台是正规派单，但是司机（私下接单）违反了武汉市客运出租车管理条例第60条第七款，从事网约车运营服务时巡游揽客。”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王女士的投诉由黄陂区交通局运管部门调查处理，该支队将把王女士的情况转交该部门处理，进行详细调查，如果属实将根据条例依法进行处理。交通综合执法支队表示，建议旅客、市民朋友，尽量使用正规的平台叫车，最好不要跟司机私下交易，这样权益才会更好的受到保护。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工作人员：“因为网约车是要在网上打，出租车要在专门的坐车点坐，这样他服务不到位的话，你可以投诉，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服务质量对平台公司或者出租车公司调查处理。”来源：经视直播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