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认知症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健康危机之一。目前临床上还没有完全能够治愈该疾病的药物，但及早诊断和提前干预有助于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而认知训练已被证实是缓解病程进展的有效手段。

　　近日，微软研究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俗称“600号”）携手展开联合研究，基于微软 Azure OpenAI 服务中的多模态大模型，开发了个性化认知训练框架“忆我”（ReMe），扩展了自动化认知训练的训练范围，为数字化认知训练提供了新方法，有望帮助延缓认知下降。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邱锂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一想法起源于今年4月，希望尽快进入到临床阶段，针对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在尝试基于可穿戴设备和无线感知技术记录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节点和事件，促进更便捷的个性化个人记忆训练。

　　多模态大模型带来更全面的认知训练方法

　　认知症，也称认知障碍，是一类影响思维、记忆、注意力、理解力、判断力和语言等认知功能的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路易体痴呆、脑血管性认知障碍等。认知症的发展是一个渐进且不可逆的过程，虽然目前临床上还没有完全能够治愈该疾病的药物，但及早诊断和提前干预有助于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而认知训练已被证实是缓解病程进展的有效手段。

　　伴随多模态大模型的不断发展，其新能力也在不断涌现，如提供即时的多模态分析、实现基于世界知识的开放式问答、提供充满情感的语音交互、整合处理多种感知数据等。邱锂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微软一直都希望能够通过包括AI以及大模型等前沿技术来帮助到医疗。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由此提出了一个设想：多模态大模型或许能在认知训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此前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有一些项目在开展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团队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合作。该科室作为上海交通大学阿尔茨海默病诊治中心，是全国最早从事阿尔茨海默研究的科室，2022年被评为国家核心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围绕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这一课题，该科室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团队对于认知障碍的诊治，倡导“从不太早，永不言迟”，并创新地提出“老年认知障碍防治上海防治模式”，希望为健康老龄提供切实有用的帮助。

　　当前临床上的认知训练主要依靠照护者或治疗师自行开展，或使用软件驱动的数字疗法开展。前者依赖大量人力，成本高昂，给照护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后者则往往类似于标准化考试，缺乏灵活性，患者仅能解答预设的谜题，与提高认知所需的记忆训练相去甚远。此外，现有的数字疗法在软件应用的便捷性、互动性和直观性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影响了患者的依从性（病人按照医生规定进行治疗的行为）。就认知障碍患者而言，持之以恒地训练对于缓解症状至关重要。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副主任医师岳玲指出：“认知障碍影响的记忆类型多样，包括工作记忆、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等，但现有训练任务的设计较为单一，限制了训练内容的广度，很多老人也曾反映游戏内容‘枯燥’、‘没意思’。在多模态大模型出现之前，软件驱动的认知训练主要集中于工作记忆训练，而对于与患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训练则鲜有涉及。特别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最早受损的往往是与自我相关的记忆。多模态大模型的智能化和个性化特点，为认知训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其更贴近日常生活。”

　　让认知训练既通用又个性化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子龙演示的ReMe界面中，记者看到，该界面有猜猜物品、生活回忆、绘画游戏和总结新闻等板块，从不同角度对使用者进行认知训练。

　　“将多模态大模型的通用能力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应用到认知训练领域，打造一个专业的领域智能体，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王子龙表示，“此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索如何通过思维链（Chain of Thoughts）、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RAG）等技术，使多模态大模型能够更好地整合专有领域知识，从而优化智能代理的行为逻辑和性能。这些研究确保了智能代理能够使用更新和更全面的领域知识，保持其在特定领域中发挥最前沿的能力，更好地进行交互和训练任务。”

　　从使用流程和功能来看，个性化认知训练框架“忆我”首先通过手机或可穿戴设备上传个人记忆内容，随后采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个体化的情景记忆或世界知识的开放性记忆训练。

　　以日常最为常见的进餐场景为例，一位老人在社区食堂用餐时拍下的照片，也可以成为次日的训练素材。ReMe会根据使用者的回答进行不断提示，帮助完成正确的认知和回忆。

　　研究员们还提供了一个训练框架，让该领域的医生等研究者可以利用内置的认知游戏模板快速创建个性化的训练游戏。除此之外，该工具还包括交互式的评估，以便追踪患者的认知水平，并根据需要调整训练任务。

　　不仅如此，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还在不断向该训练框架扩展更多训练功能和任务，除了开放性的和个体化的训练任务外，通过语音对话的自然交互体验，也兼容并实现已被验证有效的成熟认知训练任务 。例如锻炼思维灵活性的颜色识别、锻炼工作记忆的数学运算等。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在尝试基于传感器技术，通过可穿戴设备以机会感知（opportunistic sensing）的方式记录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节点和事件，促进更便捷的个性化个人记忆训练。

　　邱锂力表示，目前研究中的难点在于用户群体是不是愿意投入时间使用AI应用。所以在设计中会希望不仅是对用户的认知做有效训练，还要给到用户一些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也想尝试通过可穿戴的设备或者无线感知的技术，能借助更多的生理特性，比如心跳、呼吸，通过AI不同的模态融合的技术，更精准地了解用户的情感情况、认知情况和其他的生理情况，把这些信息全部融合起来，将可以更好地进行个性化的训练。”

　　释放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更大价值

　　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发病前，症状还不严重，但种种征兆会提示大脑已经存在病变。在此时进行及时干预，可以减缓甚至终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发展，是治疗的黄金时期。

　　根据岳玲医生的介绍，美国一项研究表明，通过让受试对象参加认知速度训练、记忆力训练和理解力训练，可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等痴呆症约50%的发病率。她同时提醒，认知训练有效，但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行。

　　“接下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计划以此框架为基础，设计认知训练的新方法，开展一系列严谨的临床试验，验证这种个性化认知训练框架的有效性，以获得更多的临床证据。”岳玲医生表示。

　　除了认知训练，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代理干预技术未来有望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例如情绪调节、习惯改善以及孤独症等辅助干预。微软亚洲研究院期望该工具能够逐渐扩展应用范围，最终能够在社区和家庭环境中帮助提升认知障碍患者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健康水平，减轻看护人员和家属的负担。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责任编辑：刘明亮

邓金良（记者 郝爱民）09月22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邓金良（记者 洪淑俐）09月22日,�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谢斯临9月20日，在华为苹果新机销售对打的第一天，作为中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的华强北，热闹非凡。 路边兜售iPhone16的黄牛，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路边，随处可见向行人兜售的iPhone16的黄牛。他们热情地招揽每一个路过的行人，试图将自己手中的新机销售出去。相较之下，华为的新品Mate XT更稀缺，但也不乏有现货流出。而从这些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外界得以一窥这两家手机巨头最新款产品的市场反馈。被外界普遍认为“挤牙膏”、最大亮点不过是新增的实体相机按键的iPhone16，并未出现往年那种疯抢的情况。时代财经从一名经销商手中获取的报价表了解到，除iPhone 16 ProMax部分机型加价能超过千元之外，绝大部分机型现货价格维持稳定，涨价幅度较小。128G版本的iPhone16和iPhone16 Plus黄牛价基本与官网价持平，256G版本的加价仅有50元左右。而每年最受关注的Pro系列，128G、256G版本加价不过在300元到400元左右。其中，更是有部分机型价格已经跌破发售价。比如512G版本的iPhone16，所有颜色均报价8950元，相较官网价8999元还要低上49元；512G版本的iPhone16 Plus同样如此，所有颜色均报价9950元，相较官网价9999元还要低上49元。 9月20日iPhone16系列手机华强北的报价单，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而这还是现货情况。如果消费者愿意等，多家电商平台掀起一轮补贴战后，价格还要更低。尤其是拼多多，iPhone 16拼多多补贴价5399元，相较官网价直降600元；iPhone 16 Plus 512G版本拼多多补贴价8999元，相较官网直降1000元。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撰文分析认为，iPhone 16系列需求低于预期的关键原因，或许是本应成为该系列手机最大卖点的Apple Intelligence，无法随着产品发售一同上市。同时，中国市场激烈的竞争仍持续影响消费者对于iPhone的需求。这一点在发售前的预售阶段就已经得到明显体现。据郭明錤测算，iPhone 16系列在首周末预购销量预估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 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约12.7%。与市场对于iPhone16系列新机疲软的需求相比，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在发售首日的黄牛加价明显更高。该产品在线上就已经吸引了超过685万人预约。而在9月20日上午10：08在线上开启抢购不到一分钟，华为Mate XT于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就已经全部被抢购一空。即便在华强北，华为Mate XT也并不多见。与路边随处可见的iPhone相比，消费者很难直接在路边看见现场兜售华为Mate XT的黄牛，即便是在华为的授权店里，都无法直接看见或购买该产品的现货。时代财经仅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城门口一处，看见了三台并列在一起的华为Mate XT。因产品已拆封，这三台黑色512G配置的华为Mate XT报价相对全新产品已有所折损，但依旧高达4.1万元每台，较发售价2.2万元高出1.9万元。 黄牛手上的华为三折叠手机，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而有黄牛向时代财经透露，他手中并没有全新未拆封的华为Mate XT产品，需要调货。报价方面，9月20日下午，黑色512G现货报价每台4.6万元，较发售价高出2.4万元；更受欢迎的瑞红色512G款还要再贵2000元，达到惊人的4.8万元。Mate XT极高的热度甚至超乎华为的预期。9月20日一早，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并在现场表示，三折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由于市场需求热度较高，郭明錤也上调了对华为三折屏幕手机Mate XT出货量的预测，从50万台上调至100万台。但同时，郭明錤强调，考虑到2024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预估已由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且过往华为旗舰机型也曾有过发售后需求快速下滑的例子，市场仍需注意其需求热度能否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