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太婆日批

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出行旅游，其中登山也成为一个好去向。九派新闻注意到，在网络平台，不少人承接登山陪爬任务。在短视频平台，有多个账号在名称中标注“泰山陪爬”。多位陪爬人告诉九派新闻，接连到来的两个假期使得订单量增长。“我从9月中旬一直到10月中旬已经全部排满了，每天都要陪人爬山。”董先生告诉九派新闻，他在泰山脚下经营民宿，近期也开通了陪爬业务。在他接待的客人中，年龄最高的达81岁，是一位来自杭州的老奶奶。董先生发布的登山陪爬信息 图/视频截图同样做陪爬的大四学生张同学则表示，由于私信订单太多，他拉几位同学组了一个团队接单。目前团队一共6个人，人均陪爬价格在100到500元，团队月收入约15000元。目前，他所在团队国庆7天假期的订单几乎接满，累积四十余单，平均一人一天一单。另据泰山景区官方，截至9月12日上午8时，中秋假期首日，泰山红门徒步游览路16时至23时的门票预约已满，呼吁游客优先选择白天时段错峰进山游览。【1】组六人团队接单，团队月入约15000元张先生　大学生我今年大四，大学就在泰安市。我学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我平时就很爱健身，身体素质比较好。我做泰山陪爬有一个多月，最开始接触是一位短视频网红私信我陪他一起爬山，当时他拍了一些视频发到网上。从那之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陪爬泰山。后来我的订单越来越多，已经忙不过来了。当时我已经连着爬了三天泰山，每天接待的人都不一样，第四天还有人找我爬。我就想要不找人帮帮我，最后就组了一个小团队，团队加我一共6个人，都是体力比较好的男生。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课，具体分工就是看谁有时间，谁身体状态好，就去接单。一般我们一天可以爬一次泰山，最多也可以爬两次，但是那样会很累。我第一次爬泰山是和朋友一起，从山脚到登顶用了2个小时40分钟，现在爬得多了，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陪顾客，而且中途不乘坐其他的工具，大概需要5到6个小时。我们陪爬的报价按陪爬的人头计算，人均价格在100到500元，这是纯陪爬的价格，门票我们办理了年卡，不需要对方掏钱，但中途如果要坐索道或大巴，需要对方报销。不同价位的区别主要在于顾客能否爬完全程，还有些客户想看日出，这个花费也高一点。爬山过程中我们还会拍些视频放自媒体账号上，有些人想有一个良好的爬山体验，觉得拍视频会耽误爬山，这种我们也会针对性定价。我粗略统计，这一个多月我自己大概陪爬10到15次，收入大概5000元。我们团队其他人接的单少一点，每个人差不多是我的一半，加上有时候天气不好等原因，团队大概月入15000元。能在大学期间赚到这么多钱，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马上是小长假，私信我们的人比之前更多了。目前我们团队的国庆假期接单几乎排满了，一共四十多单，差不多一天一人一单。一般来找我们爬山的都是同龄人，女性偏多，她们觉得自己爬山有危险，想找个熟悉的人带路，我们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有些顾客在爬完山后，也会相处成朋友，一块吃饭聊天。能借此认识新的朋友我也很开心，父母也很支持我。【2】中秋国庆订单全满，客户年龄最高81岁董先生　民宿老板我自己在泰山和武功山都经营民宿，平时一个月就会在这几座山之间往返，我自己本来就挺爱爬山，看到有些游客在网上发帖结伴而行爬山，就想开通陪爬这个业务了。陪爬的价格和山有关，不过基本不超过200元，最贵的就是黄山180元，其他的都是120到150元之间。一般陪爬订单泰山和黄山居多。爬山的门票费用不需要客户出，中途如果要坐索道，如果对方愿意帮我报销可以，如果不愿意，我就自己坐索道或爬上去。董先生爬山中拍到的风景 图/受访者提供这样一趟算下来我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游客到泰山后我还会去高铁站机场免费接送，爬山过程中还会提供无人机和相机拍摄。因为目前这个阶段我主要想做口碑，把人气搞起来，后面可能会调整一下价格，目前我这个价位在同行里确实算性价比高的。现在我做陪爬大概两个月，各个平台加线下一共收到400多个陪爬订单，我精力有限，一天只能爬一趟。中秋和国庆连着两个长假，这段时间陪爬的单子很多，我从9月中旬一直到10月中旬已经全部排满了，每天都要陪人爬山。这些单子主要集中在泰山和黄山，中途我中转要花个一两天时间。我单独爬泰山大概要3个小时，陪顾客爬一般要4到6个小时。我陪爬过时间比较长的是一个81岁的老奶奶，她独自从杭州来泰山，说要去许愿。我看她年纪这么大，有点担心，提议要不坐大巴再转索道，但奶奶说这样许的愿不灵。我叫上了自己店里的另一个店员，我俩一起陪着她爬。爬了大概12个小时，走走停停，有的路我也背了她一会。后来在爬山过程中了解到，她的孩子癌症晚期，这次来就是许愿孩子能不受痛苦。当时我就觉得，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后来这段陪爬的费用我没收，也让她在我民宿免费住了一晚，第二天送她去了高铁站。我收到的订单大多是年轻人发出的，但也有一些是老年人。遇到年纪较大的，我们会提前询问对方是否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陪爬过程中我也遇到过行为有些奇怪的人，后来了解到对方刚经历创业破产，感情也不顺利，本身精神状态有些不稳定。我经历那次事情后，也心有余悸，在接单时会尽量去避开这类人。整体而言，我觉得陪爬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些陪爬的顾客，回家后还会邮寄当地特产给我们，也能交到一些好朋友，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情。【3】客户中女性居多，曾收到意大利游客陪爬订单孙先生　大学生我今年大二，在临沂上大学，之前练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身体素质还可以。我做陪爬主要就是为了挣点零花钱。而且我自己也爬过很多次泰山，了解泰山陪爬的可行性，所以就去尝试做陪爬了。我陪爬不到两年，去年做得少，今年做得比较多，目前已经陆续陪爬近30次。身边同学有好奇尝试的，但他们嫌累就没有坚持一直做，所以现在就我一个人还在坚持做。我陪爬的费用包括门票和临沂往返泰安的车费，总计300元左右。因为平时有课，所以我接单主要还是集中在假期。今年中秋和国庆预约的人很多，但我一天也就能接一两单，所以要筛选一下。目前中秋假期第一天我已经排满了，国庆也接到了十多个预订，至于具体的安排还要看客户那边最终的行程。对我而言，做陪爬后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更外向了，我自己偏内向，陪爬了这么多人，大家都很体贴包容，感觉很温暖。给我发订单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年龄基本在30到50岁。她们大多结伴而行，找我做领队。也有小朋友和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小朋友的话，一般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小孩，他们怕孩子跑丢，或者是小孩累了，需要一个大哥哥在旁边鼓励。老人的话，他们体力不是很好，也容易不知道怎么走，需要熟悉的人带一下路。孩子最小我接过四五岁的，老人年纪最大也有六七十岁。这些老人不服老，精神矍铄，一点不逊于年轻人。很多外国人对泰山也感兴趣，比如韩国人、美国人，我接过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外国人，他也不需要我背包，只需要让我给他讲解泰山的自然人文风光，他的中文非常好，中国很多有名的山他都爬过，各种俗语都听得懂。我就给他从山脚一直讲到山顶，因为我之前也会做一些功课，看到不了解的就拍照到网上搜来龙去脉。孙先生接到意大利游客订单，一起登上泰山 图/受访者提供我在陪爬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有打动人心的故事。对我来说，陪爬过程中和不同的人相处，比我挣那300块钱重要得多，所以我应该还会继续再做下去。【4】承接陪爬业务三个月，因学业决定暂时放弃窦先生　大学生我今年大四，在济南上学，目前已经做了三个月陪爬。之所以想到做这个，是朋友看到一个陪爬背着孩子上泰山的新闻，觉得很有意思就分享给我。我平时很喜欢户外运动，觉得陪爬既能赚钱又能锻炼身体，就试着接单。我陪爬收费是一对一100元，一对二120元，除此之外还需要为我买一张60元的学生门票。目前身边没有同学做这个的。窦先生登山途中 图/受访者提供现在我几乎无法盈利。我从济南到泰安的往返车费大概60元，还要给顾客带上电解质冲剂和盐丸等物品，加上自己的餐食和水，一趟下来剩不下钱。但因为价格非常便宜，找我的人非常多，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大部分来找我的都是准备独自爬泰山的女生，我也会筛选，一般会挑选最需要陪爬的顾客进行服务，一些有运动基础，能够独自爬山的一般不接。做陪爬之后，我的体力相对之前更好了，最重要的比以前更耐心、细心，顾客体力不行时要给予充分的关心和鼓励。我印象最深刻的单子，是一个刚中考完的河南学生，考试结束后她很想来山东爬泰山，但是家长没有时间陪她。于是她在平台上私信联系我，我当时没收费用就接了这一单。最后她的父母还是决定陪她一起，虽然我这边被爽约了，我也挺开心的，一家人一起爬山一定更开心。我现在在备考，之后也不打算再接单了，以学业为重。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不可能说明星住这栋楼，他被困了，我先去救明星，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毕竟被困电梯人都怕，空间又小。”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谈及欧盟一意孤行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加高额关税，当地时间周五（1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参加科苏特电台节目时表示，匈牙利要团结盟友，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合作，以改变布鲁塞尔的错误政策。话及此处，他特别提到前几日访华时表态反对这一政策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综合总理办公室官网发布的节目实录，欧尔班说，汽车制造业是匈牙利经济的关键因素，关乎成千上万的家庭生计。过去几个月，他与欧洲众多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会面，对方都“坚决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我询问他们对此的看法，因为这一政策在话术上据称是为了保护欧洲车企。但他们说，他们是最坚决反对这件事的人，他们不希望受到保护，想要参加竞争。可是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仍在继续考虑加税”，他说。欧尔班进而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欧洲政治和经济领域有许多重要参与者的想法与匈牙利相似。他呼吁，这种共识的力量应该团结合作，形成一股能够影响布鲁塞尔政策的力量，推动其改变错误政策。他补充道：“我们不应该觉得布鲁塞尔比我们更聪明，如果他们是错误的，就需要说服他们去改变。”欧尔班参加节目 总理办公室官网视频截图据报道，欧尔班还在节目中提到，日前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为欧盟委员会撰写的“欧洲未来竞争力”报告。报告称，欧盟如果想在经济上跟上中国和美国的步伐，就必须要有更加协调的产业政策、更快速的决策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指出欧盟每年至少需要投资7500至8000亿欧元（约合5.8万亿至6.2万亿人民币），才能确保与中美竞争。在他看来，这份报告揭示了欧洲正在遭受巨大的竞争力损失，究其原因，是因为欧盟现在更倾向于在世界经济挑战中封闭抱团，而不是勇于地面对竞争，“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新的保护性关税、惩罚和制裁的消息。”欧尔班认为，这份报告的关键在于，它指出了西方领先强国自500年来第一次受到了来自西方以外的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亚洲力量的崛起已然是政客们必须考虑，且不容否认的事实。德拉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展示报告封面 欧洲媒体图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挑战，欧尔班说，欧洲有两种方式应对，“你可以提升自己并加入竞争，也可以取消对手的比赛资格，不允许别人带着更便宜的产品、更高效的技术来到这里。但问题是，哪一条路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尔班直言，欧盟如今显然就正朝着封锁对手、抱团密闭的方向发展，而这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场悲剧。他警告道，如果世界经济再出现像冷战时期那样划分成各个阵营，“匈牙利就会被推向边缘，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困死在死胡同里”。他强调，匈牙利的利益在于保持经济中立，该国不应将自己束缚在世界经济的任何一半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匈牙利必须参与竞争，我们不拒绝、不排斥挑战者，而是了解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强，并提升自己与之竞争，这对匈牙利才是有利的。”“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在西方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加入欧盟也好，加入北约也罢，但保持中立一直被排除在匈牙利的公共讨论之外，现在是时候唤醒它了。”在这个话题的结尾，欧尔班重申，“匈牙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逻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做最符合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欧盟27个成员国将于下个月就是否继续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进行最后表决。如果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那么欧盟委员会将被迫搁置这一措施。欧尔班在节目中提到的西班牙，早些时候曾被爆在7月的“咨询性投票”中支持对华征税。不过在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呼吁欧盟重新考虑这一计划，“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在此之前，德国对征税一事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警告欧盟不要破坏全球贸易；北欧国家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首相斯特勒近日同样指出此举不可取。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表示，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面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大棒”，中国灵活的应对方式引发外媒关注。路透社9月13日文章分析称，中方显然在关税问题上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在做好反击准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与个别欧盟国家开展一对一协商，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比如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关税决定。与此不同的是，中方甚至未事先发出警告便对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直接对加方施以“震慑”。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若27个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报道说，尽管面临着美国方面施加的关税压力，中国并不希望与欧盟爆发贸易冲突，但中方已明确表示，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关税，中方将作出反击。随着投票临近，中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发出反击警告，另一方面也在同欧盟主要国家就商业交易与投资事宜开展一对一协商。今年以来，中国已相继宣布对欧盟乳制品、猪肉、白兰地等农产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报道认为，中国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潜在反击，将主要落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身上，波及他们对华出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而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没有推动关税的欧盟国家所受影响较小，中方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出口品类。据业内人士此前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中国的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路透社注意到，本周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人意料”地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加征关税的立场。“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仅是所有欧盟成员国，还有欧盟委员会都应该重新审视。”桑切斯在1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对于西班牙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成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让双方找到一个符合欧盟和中国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据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桑切斯率领的代表团离开中国时感觉“西班牙现在更重要了”，并称西班牙与中国已接近达成猪肉产品关税协议。9月10日，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 图/西班牙首相府网站目前，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根据西班牙猪业联盟（INTERPORC）的数据，2023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了超56万吨猪肉相关产品，价值12亿欧元。报道说，作为给西班牙的“甜头”，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在西班牙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生产制氢设备，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绿色雄心的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梅新育表示，在猪肉和乳制品方面，中国最大限度地拉高了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成本”，农业部门经常在欧盟政治中发挥作用，“中国是这些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2023年，欧盟对中国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出口总额达到约100亿美元。欧盟去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了欧方的相关表态。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欧盟内部就关税问题持续拉扯，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似乎“铁了心”要把关税大棒挥舞到底，而中方的反击也相当干净利落。“中国似乎不想与加拿大进行谈判或作出让步。”路透社提到，与对待欧盟的态度不同，中国甚至没有事先向加拿大发出任何事关反制措施的公开警告。在加拿大8月末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后，中方很快宣布对自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他反制措施还包括——将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依国内产业申请，对加拿大相关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加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作出反制后，加拿大甚至变本加厉，于10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等加征关税的潜在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9月10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宣布，或进一步对中国电池、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 视频截图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农业分析师埃文·佩（Even Pay）说，与对待加拿大的态度相反，中国显然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对于加拿大，他们直接采取了‘震慑’（shock and awe）手段。”埃文·佩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9月12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周一起对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有分析人士指出，与中国对欧洲进口产品展开调查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中国相关产业机构通过提出投诉来推动调查。请问能否解释一下中国对待欧洲与加拿大产品的差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反倾销调查可以依据产业申请发起，也可以由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相关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考虑到中国油菜籽产业集中度低、涉及种植人员广，产业提起申请困难，中方依法自主发起调查，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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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小杨哥与辛巴两大头部带货主播纷争未平，小杨哥带货的一款月饼产地又遭质疑。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前不久带货的一款“美诚月饼”引起外界关注，因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在介绍这款月饼时着重强调“香港”字眼，但这款月饼是不是香港传统品牌受到质疑。随后，便有媒体从生产企业方证实该款月饼产自广东，且目前在香港没有销售。澎湃新闻查询发现，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两家公司自称，其母公司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美诚月饼的生产厂家 图/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面对“美诚月饼在香港买不到”的质疑，澎湃新闻以消费者名义咨询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客服，其回复称，该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当问及月饼是哪里的，客服回复称“广东的”。9月14日，根据工商登记地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探访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发现该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在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门口，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称，针对外界关心的美诚月饼是否在香港销售、线下是否有卖到200多元、其香港公司是不是空壳公司等问题，他们会记录下来，之后会统一回复。随后，澎湃新闻致电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其称当前太忙了，只能后面再和媒体沟通。不少网友认为，相关主播的带货话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美诚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存在误导性。对此，有律师认为，若主播的带货话术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品牌虽注册于香港，但跟香港本地产品联系甚微，则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有很大的误导性，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消费欺诈。备受质疑的“美诚月饼”临近中秋，随着多位头部主播直播带货，“美诚月饼”销售火爆。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名为“美诚礼食品旗舰店”。公开报道显示，据第三方数据平台蝉妈妈数据显示，在销售额方面，过去一个月美诚礼品牌在抖音销售额约为5000万元-7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至2500万元销售额来自品牌自营。达人带货方面，美诚月饼近30天为其带货的达人销售额前3名均为三只羊主播账号，分别是嘴哥、曾志伟、三只羊网络，其中嘴哥和曾志伟带货500万元至750万元；三只羊带货100万元到250万元。美诚月饼受到质疑，源于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在直播带货时的宣传推荐。据多段直播切片，小杨哥在直播推荐该月饼时，使用了“香港美诚”“大牌子”“高端品牌”“香港美诚你在线下买200多块”等话语。小杨哥还称，去年就和对方有合作，在直播间推荐过该月饼。不少网友认为，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的上述带货话术，会让很多消费者认为该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美诚月饼网店客服回复称月饼产自广东随着“美诚月饼在香港买不到”的消息被爆出，小杨哥团队及美诚月饼厂家受到质疑。根据网友晒出的照片，在部分美诚月饼的包装上，印有“香港”“香港美诚”等字样，有些采用了繁体字。在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其产品介绍页面称，美诚月饼是香港美诚集团旗下品牌。澎湃新闻以消费者名义咨询“美诚礼食品旗舰店”客服，其回复称，该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当问及月饼是哪里生产的，客服回复称“广东的”。面对外界质疑，美诚月饼网店客服曾回复消费者称“保持中立”针对香港是否能买到美诚月饼的问题，客服未正面回应，仅回复称：“美诚品牌业务立足于布局全国市场，我们有全国代理经销商，美诚月饼也有进驻线下大型商超，因此在线上线下渠道均有售卖。”据多家媒体报道，有记者通过香港最大的网购平台HKTVmall检索“香港美诚”“美诚月饼”等均未获得相应结果；还有记者联系到“香港美诚月饼”的多位代理商，对方均表示 “这家公司在香港没有门店”，产地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另有香港居民向媒体表示，在香港未看到美诚月饼销售。美诚月饼网店客服此前回复媒体称，目前在香港线下暂无门店。在直播间，美诚月饼有99元3盒、169元3盒等不同款式。小杨哥曾称该月饼是高端品牌，线下购买要200多元。这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质疑，美诚月饼官方网店的价格显示，有单价几十元的月饼出售。此外，还有网友质疑称，美诚月饼的取名、外包装等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知名月饼品牌——美心月饼。产自广东，商标于一年前在香港注册据网友晒出的美诚月饼包装盒照片，美诚月饼系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所有，其品牌运营中心为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商为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注册资本300万，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其法定代表人、最大股东为李水清，第二股东为张绍灯。广州美诚食品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于2019年4月24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今年7月，其法定代表人由李水清变更为张绍主。不到一个月后，其法定代表人由张绍主变更为张绍灯。目前，该公司最大股东为张绍主，第二股东为张绍灯。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成立于2023年2月17日，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其最大股东为张绍灯。在网上的招聘信息介绍中，澎湃新闻注意到，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声称品牌归属于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但工商资料表明，广州美诚食品公司、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与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之间并无股权关系。“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日期为2023年9月22日澎湃新闻通过香港公司注册处查询发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15日，晚于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成立时的股本为1万元港元。该公司创办成员也是李水清，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某小区；而该公司秘书（法人团体）由成立时的海铭国际企业秘书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几经变更成了现在的世侨商务（香港）有限公司。澎湃新闻进一步通过香港知识产权署查询发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在香港已注册有“美诚”“美诚饼艺”“香港美诚月饼”“美诚生活”等字样、图样商标十余个，注册类别集中在第29类、30类、35类，其中“美诚礼”字样、图样商标注册较早，为2019年4月25日，即在该公司成立的十天后。而在第30类（包含月饼）注册的商标有六个。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日期为2023年9月22日；“美诚”“MEISUN美诚”“MEISUN LIFE 美诚生活”“MEISUN FINE CAKE 香港美诚饼艺”“MEISUN 美诚 香港 冰皮”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日期分别为2023年9月18日、2023年4月10日、2023年9月22日、2024年3月25日、2024年4月29日。也就是说，“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商标注册日期还差几天才满一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在香港已注册商标情况 制图/陈绪厚值得一提的是，按照香港知识产权署公布的规定，商标注册处处长接纳有关商标的注册申请后，便会把该商标的详细资料记入注册纪录册，并向申请人发出注册证明书。此外，商标注册处处长会在香港知识产权公报中公布有关的注册公告。注册日期会追溯至提交申请当日，换言之，注册商标拥有人的权利由提交申请当日起计。但实际注册日期则会晚几个月，最长为晚六个月。目前，网络可查询到多篇宣传美诚月饼的文章，其中一篇介绍称，“2019年，张绍主先生创立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美诚品牌从无到有，经过四年时间的发展，如今已打造成为三个生产基地规模，旗下更拥有‘美诚饼艺’、‘美诚礼’、‘美诚月饼’、‘MEISUN’等众多知名节礼食品商标品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位于广州花都区一处创意园，目前该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工商登记地址显示，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某创意园内。9月14日，澎湃新闻实地探访发现，该创意园较为偏僻，附近多为物流公司。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登记的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其门口、内墙都贴着一家传媒公司的名称。记者多次拨打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的电话，电话无人接听。该创意园负责招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广州美诚食品公司在这里曾租下100多平方米，但没过多久，就搬走了。约20分钟后，该工作人员又改口称，上述空置、贴着其他公司名称的办公场所仍属于广州美诚食品公司，因最近忙着月饼的生意，所有人员搬到花都区狮岭镇去了。在花都区狮岭镇，澎湃新闻找到了广州美诚科技公司，该公司大楼门口挂着“香港美诚食品”的字样。面对记者来访，门口的保安很警惕，阻止记者拍照，并称没有预约不能进入。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不接受采访，他们已关注到当前的舆论，后面会考虑统一回复。没过多久，另一名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出来与记者见面。针对外界关心的美诚月饼是否在香港销售、其线下售价是否有200多元、其香港公司是否系空壳公司、主播带货话术是否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该工作人员称，这些问题他都已经记录下来，后面可能会有统一回复。之后，澎湃新闻通过电话与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一位负责人取得联系，对方称现在太忙了，只能后面再和媒体沟通。澎湃新闻注意到，根据网友晒出的截图，美诚礼食品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复消费者时称，对于近期三只羊网络的舆论，美诚深感作为三只羊网络直播的合作品牌方，所处的位置既敏感又充满挑战，“我们始终保持中立立场，不介入参与及不发表任何形式的言论”。律师分析：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或构成虚假宣传美诚月饼以香港高端月饼品牌宣传销售，引起外界广泛质疑。对此，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认为，月饼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商家、主播宣传月饼带有“香港”二字，称是香港品牌，很容易让消费者误解，认为该月饼是香港传统月饼品牌，甚至也产自香港。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廖建勋律师也表示，销售时宣传是香港品牌月饼，但未明确告知消费者它仅是在香港注册了商标，月饼都在广东生产的事实，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会让消费者误解该月饼是在香港生产的，属于误导性宣传。赵良善表示，若主播打着“香港”这一地域的旗号售卖月饼，使消费者误认为月饼的产地就是香港，而且消费者也是冲着“香港”二字购买的，但实则香港并不生产或销售该品牌月饼，这种混淆视听的行为，涉嫌消费欺诈。从另一角度来看，主播售卖月饼，暗指月饼与香港有关联，且在直播平台广而告之、公布于众，若与事实不符产生误导，则涉嫌虚假宣传。赵良善表示，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可对其行政处罚。据此，如经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虚假宣传成立，销售方及带货主播将面临行政处罚。廖建勋表示，根据广告法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可见，直播间在推销产品时应该真实、准确地介绍产品的产地和品牌背景，避免误导消费者。从广告法的角度来看，上述直播带货模式或给消费者造成误导，涉嫌违反广告法规定。廖建勋进一步分析，一方面，若品牌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符，可能给消费者造成误导。主播在直播带货时以“香港品牌”为卖点，可实际上是品牌运营公司隶属的公司注册于香港，跟香港本地产品联系甚微，这与消费者基于品牌名称所产生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另一方面，主播在直播时强调“香港大牌”，若在香港既无线上销售、也无线下销售，显然与真实情况不符，存在让消费者误解的广告内容；此外如果“香港美诚”月饼的实际产品质量与描述存在较大差异，也可能构成虚假宣传。廖建勋提醒，主播带货、广告营销等应注重产品的真实性和品牌宣传的准确性，要规范直播带货行为，为消费者们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产品信息。赵良善也表示，对于平台而言，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把关。消费者网购时要谨慎、擦亮眼睛。针对该事件，人民网刊发评论称，应该说，无论生产企业还是销售者，打的是“马虎眼”，玩的是“信息差”，以此“蒙蔽”消费者，赚得盆满钵溢。从法律上，无论生产还是营销都需遵纪守法，而像这种品牌在香港、销售“专供”内地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不可轻下结论，当由权威机构认定。有网友认为，“疯狂小杨哥”营销香港美诚品牌，对消费者构成误导，涉嫌欺诈，应承担法律责任。这种判断是否属实，应交由法律裁定。可确定的是，无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食品安全法，都明确了相应的法律界限，主播带货时，一旦突破底线、挑战法律，就难逃法律规束。该评论写道，各路“网红”月饼纷纷亮相，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这是好事。但是，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红”月饼，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保持冷静，防止被忽悠。同时，还要理性消费，增强维权意识，遇到违法行为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规范“双节”网络经营活动，需要多管齐下。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信息真实有效，并强化对平台内主播及其经营活动的审核监测等。网络主播带货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为了牟取畸形利益而践踏法律。澎湃新闻注意到，针对美诚月饼引发的质疑，罗永浩在直播中表示，凡是在“交个朋友”直播间买过美诚月饼的消费者，将获得退一赔三。公开报道显示，针对此事，“交个朋友”回复媒体称，“据悉，该品牌注册在香港，生产在广州。是否涉嫌宣传违规尚无结论。交个朋友方面也表示还在核查中，如果产品产地与宣传、实物标识不符，会安排相应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