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ew Economist

　　在澎湃下午茶上，中泰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围绕“如何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更好发挥新动能角色，以及如何推动建立高效的特色创新机制，进一步发挥好包括市场在内的有效机制”等话题做了分享，以下是分享内容精编，未经本人审阅，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本文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李迅雷：要正视我们的差距

　　AI实质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漫长的2000年的历史过程中，全球劳动生产力、居民收入的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只有0.1%，人均收入在这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40%。

　　过去我们说中国在1820年的时候GDP占到全球的32%，这个很了不起，但是那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没有在中国推广应用，在慢慢传播、应用之后，全球经济就腾飞了。

　　全球GDP增速的大幅度上升，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取决于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的发明。现在我们处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哪个阶段，可能等我们百年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

　　目前，人工智能主要聚焦于如何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带来便利，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比如，当我们面对不懂的语言时，只需在微信上点一下翻译就能看懂。

　　尽管这些功能的商业模式暂时还没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便捷性，这一变革对于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惊人的。

　　这样一种变革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导致很多人失业，是不是会导致很多行业的消失，这方面我们很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社会变革从来不是问题导向，而是摧枯拉朽式的重建社会秩序与产业结构。面对AI的冲击，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恐慌，而应该顺应这场时代新潮流的到来。

　　如果说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信息化为核心，那么，如今已经展开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则是以智能化为核心。

　　我国在算法和算力方面的优势不明显，但在应用场景的投入和产出方面优势明显。相较于美国，中国半导体产业起步较晚，技术相对落后，目前还存在较大差距，追赶难度较大，但在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望逐步缩小差距。

　　从研发投入结构来看，中国的研发支出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即通过较少投入就可快速变现的环节。而在真正构建长期壁垒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研发支出占比还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

　　就资本市场来讲，目前中国企业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无论是电子芯片还是跟AI相关的行业，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在美国过万亿的已经有好几家了。

　　我们在这些领域里跟美国的差距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还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个应用领域做到商业化，中国的潜力还是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中国民营经济的动力还是足的，我也问过一个做软件的上市公司，我说为什么做软件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他说民营企业软件个性化程度比较高，软件对于客户不同的需求应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所以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可能是有优势。

　　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我认为还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等等。

　　对于企业来讲，我们也要适应这样一种变化，最近碰到好多企业都说怎么办太卷了，能不能出海，但是到底哪些企业出海能成功，哪些企业出海恐怕难以适应，没有绝对的优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份额还是非常低的，跟当年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日本在海外的份额占比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们的经济体量很大，跟我们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有关系，但是跟技术优势、技术研究能力是不是有很大相关性，这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差距所在。

　　中国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非常迫切的，我觉得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虽然说没有全面的产能过剩，但是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还是存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表述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从总量来讲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人口占全球的比重只有17.6%，而消费占全球比重有数据说是只有14%，今后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

　　与此同时又在经历一场周期性的问题，房地产长周期的回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有什么行业能替代在中国占比比较大的房地产，这个就需要有新的动力，但是新的动力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下面这张图是我在若干年前做的，发现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推动，资本密度的提高。

　　把劳动生产力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劳动力素质、资本密度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占比过去比较高，现在改革的红利在消减，技术增速也在下降，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技术、制度、组织模式这块的红利也在消减，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压力。

　　那我们能不能在今后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这张图是中美的比较，实线的部分是资本对GDP的贡献，中国资本对GDP贡献最高大概是在2012年，之后慢慢回落，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高。美国资本对GDP的贡献也就10%左右，总体来讲并不算高。

　　但是在资本里我们钢筋水泥的比重比较高，所谓的ICT包括信息、通讯、软件投资，这个比重我们大概只有10%左右，美国占到了50%。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5%目标的实现，这部分投入最终是会增加供给，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在于供需之间不平衡，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投资的技术含量，才能够让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增长更加可持续。

　　可以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生产力，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的赋能，助力各个产业上下游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把数据作为一个主动驱动的要素来提升产业的价值与效率。

　　国家对于数字化转型提的要求非常高，这完全是一个顶层设计，但是因为中国数据量是巨大的，很多我们想获得的数据获得不了，民营经济所创造的数据已经在商业化了，但是我们的国有经济数据量非常大，如果说这个数据能够在适当合规范围内公开的话，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比如说怎么促进消费，我们提出把消费在经济发展当中放到主要的地位，现在消费结构到底怎么样，居民收入水平到底怎么样，咱们的央行数据都有，但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也不知道，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还是大有可为的。

　　最近我们全国上下在讨论新质生产力，对于它的定义、方向、目标都是非常多，比如说怎么通过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力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它的特征是创新，关键点是质优，本质是新型生产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企业还是要不断地学习，来提升自身的创造力，这个不是体现在某个具体方面，可能是全方面的。

　　中国作为一个就业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印度，印度也在崛起，人口可能超过中国，但是印度的就业人口远远低于中国，因为它的劳动参与率很低。

　　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自信能够做得很好，不用担心中国没有新的动力，也不需要刻意去寻找什么新的动力，动力在于我们非常努力，非常想赚钱，非常希望能够创造价值，这是来自于骨子里的文化。

　　比如现在讲的新三样崛起，已经在我们的出口结构里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占20%左右，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如果没有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的话，可能做不到这一步，这方面我们的制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再做一些什么，前面讲到只要给民企一个好的环境自然会发展起来，关键还是在于国企问题，跟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有资产的总规模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是几百万亿的规模，这个规模效率提高的话，对于我们的经济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提出了央企作为一个链主或者是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机制，不能说只要有一个目标的设定自然而然就会起来，我们马上要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非常期望中国在下一阶段怎么去发挥我们国有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高它的效率，在这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举个例子，巴菲特在不久前举办了一个会议，中国有不少投资者去了，但发现有一个问题，他这几年没有跑赢标普500。因为他在资产配置中科技类的公司配置比重偏低，他当然买了苹果，但是这个占比还是不够高。

　　所以说中国未来企业要发展还是得靠科技进步，靠科技企业作为经济拉动的主动力，这就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就要拥抱平台经济，就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加大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投入。

　　我们从美国这些数据发现一个现象，真正能够拉动资本市场指数的只是少数几家公司，美国的七巨头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市值大的除了商业银行、高端白酒，剩下市值大的就是民营平台类企业，未来我希望能够看到科技类的企业进一步做大。

　　另一方面，我们对服务业不够重视，总认为我们应该做大做强制造业，成为制造强国，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大服务强国。

　　在这里不要把服务业都当做是金融、房地产，金融、房地产占比确实是不低的，但是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在于我们面临的就业问题核心是服务业的占比太低，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比不到50%，美国占比大概超过80%。

　　我们在生产型服务业里有三个行业与美国差距比较大。第一个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第二个是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第三个是租赁和商务服务。

　　服务业发 展对于我们的制造业是一个强大的支持，对于我们改变整个中国产业结构也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