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惠雯（记者 吴东侑）09月23日,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杜惠雯（记者 吴慧合）09月23日,9月22日上午9时，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被判刑民警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而提出的申诉审查一案，在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举行听证会。9月23日，潇湘晨报记者从陈志伟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其在此次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潇湘晨报此前报道，8月4日，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实名举报，称自己是临时被委派出警，回应出警时间等问题时被市级领导要求念新闻稿，并称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制定罪，自己两次手写申诉信均无结果。此举引发全网广泛关注。8月6日凌晨，由唐山市纪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进行通报，称陈志伟反映情况均不实。这份官方通报并没有让该起举报事件平息，随后陈志伟继续发布视频，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继续发声，其称此次专项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仍是判决书上的内容，自己反映的出警时间等问题仍未查清，自己将公布处警过程，披露详情并“举报到底”，同时，陈志伟表示希望更高级别部门介入调查。不过8月7日，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陈志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在处警过程均由领导安排，处置合规，因此认为自己无罪。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另据陈志伟接受采访时提供的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显示，7月4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对于陈志伟申诉调查一案的处理进展，8月7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接听人员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表示“等官方通报”。图为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延长审限通知书据周兆成律师介绍，此次听证会从9月22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约5个小时。整个听证会，主要围绕原审判决事实和证据是否错误展开，其在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但周兆成未告知7份证据详情。周兆成认为，原判对陈志伟犯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存在商榷，陈志伟案应该启动再审。首先，关于出警时间延误的问题。陈志伟作为普通民警，并不能自行决定出警安排。当时的警力调配困难以及道路施工障碍从而导致延迟，而这并非他的个人责任。更重要的是，这次延误并未引发严重后果，如案件无法侦破等。其次，关于指控其放任陈继志离开医院，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出警时案件仅仅是行政案件，加之陈继志身处医院，正接受治疗。陈志伟当即向值班所长汇报，上级没有要求对此采取控制措施，这是基层民警依法履职行为，而非滥用职权。第三，原判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故意，且客观上行为导致重大损失。本案中，陈志伟既无主观故意，也未造成任何重大损失。此外，陈志伟的履职行为反映出基层一线民警的辛苦。作为基层民警，事发当日，陈志伟从9号早晨8点多一直工作到10日早晨6点多，长达22个小时的值班异常辛苦，而对唐山打人案的出警处置也连续长达3个小时，其在履职过程中始终遵循公正、合法原则。案发后也能够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不应该过度苛责。陈志伟与周兆成律师合影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获刑民警清空举报内容，曾晒聊天记录举证，事件三大疑问待解焦点一：陈志伟是否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主犯离开？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在办理“06•10”烧烤店打人案件过程中，未按照办案规定处警执法，且在医院发现主犯陈继志后，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陈继志离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依法审理，构成滥用职权罪。对此，陈志伟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回应了自己未能当场抓捕主犯的原因。其称自己在医院发现陈继志时，其当时还处于醉酒状态，脑部受伤，且家属在现场提出诉求要求治疗。而且当时存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但凡我多带俩人去，也可以分开，工作可以同时开展了，当时所里已经没人可用了……我故意犯罪的主观动机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对于是否向韩志勇带班长请示汇报，陈志伟称，“我当时除了打电话跟韩志勇汇报情况，还把在医院掌握的情况也发到微信工作群了，最后韩志勇给我下达命令，让我回所审讯沈小俊……有时候汇报的意思，就是把现场的情况跟领导汇报清楚，等领导给我下达命令。至于有没有向领导明确询问过如何处理陈继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询问和请示汇报在我这里是画等号的。”陈志伟提供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 来源：大河报关于滥用职权罪，8月7日，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行为人要明知自己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并且明知这种行为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失，行为人希望或放任损失结果的发生。焦点二：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是否存在？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判决后陈志伟未提出上诉。关于陈志伟反映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定罪名、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工作组通过调阅卷宗、查看留置讯问录像、核对笔录、查阅陈志伟本人忏悔书、与有关人员谈话等方式进行了核查，其反映问题均不属实。对此，陈志伟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按正常申诉流程走，于2023年底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最后一次是2024年1月5日。7月5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刘凯律师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是两种不同的司法救济方式，适用的程序和条件也有所不同。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判决、裁定结果不服，因已经生效又不能再上诉，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要获得法律救济就只能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让人民法院能对本案启动再审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再审审限通常为三个月，可以延长三个月。再审程序启动后，如果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如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原刑事判决、裁定正确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说服申诉人服判息诉。如坚持无理申诉的，可裁定予以驳回。焦点三：案发时出警情况究竟如何？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反映实际出警时间为10余分钟、被有关领导要求念稿“出警5分钟”问题，经核查，系其在采访前与处警人员（已依法处理）商议隐瞒后对外公布。但对此，陈志伟称可以调取相关证据证明。据大河报报道，陈志伟称，“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我耗时20多分钟才赶到现场，真正的事实是我到快3点才知道警情。接警后，我正常整装下楼，因为派出所门口修路还得绕远，我们正常出警了。”陈志伟保存的微信工作群聊天截图 来源：大河报对于接受媒体采访时谎称出警时间，陈志伟称2022年6月11日自己接到通知需接受媒体采访，他看到的稿子里写着“我们在5分钟到达现场。”他称这不是自己的出警时间，念不了稿子，“领导就急眼了，让我赶紧照着稿子念。后来，我就读了稿子。我当时的心态是，把出警的真实时间跟所能接触到的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作为警察，我必须执行命令。”陈志伟还表示，表示唐山此次发布的通报仍为判决书上的内容。“分局4楼会议室有监控摄像头，调出监控，可以看到现场情况。而且现场那么多人，有分局的、有市局的、宣传口的，随便问几个人都知道了……到现在，他们也没调查我反映的出警时间问题，当时出警的有辅警，有监控录像，查一下就清楚了。”潇湘晨报记者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