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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台湾一石激起千层浪 图为台北风景综合台湾媒体9月14日报道，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台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告指出，台湾去年12月收到美国“总统提用权”（PDA）军事援助物资“无法使用”。为啥“无法使用”？原来据报告披露，军援物资中的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产，已经过期，超过3500组抗弹板和防弹背心受潮发霉。接着往下看，报告披露的内容更让台湾人糟心。报道称，这批共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加州一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原来，美国陆军将这些物资运到集货点近2个月后，才提出特别空运任务的请求，由于该基地缺乏足够且适当的储存空间，就导致这批军事物资如此“命运多舛”。“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表示，台湾2023年12月底收到的120个货运托盘物资里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抗弹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等。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建议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当月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指出，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报告更是描述道，台湾方面花了数周时间“打开包装、晾干并实施清点”这些受潮发霉的物资。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警告：“广义上来说，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指出，这确实让台湾高层官员感到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2023年7月，美方宣布依“总统提用权”，军援台湾3.45亿美元库存品项。当时，从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到防务主管部门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纷纷激动地对美方这一举动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有明白的岛内媒体当时就质疑，“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背后的代价恐怕难以衡量”。如果不是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这份耿直的报告，台湾民众怕还是蒙在鼓里。而台防务部门和民进党当局果然“嘴软”，连句重话都没说，只轻描淡写地回应记者询问，“交运军援品项及状况，已由台美双方共同检视、处理”。在相关新闻下的评论区，台湾网友忍不住大骂：“这根本就是垃圾吧！”另一位网友回复，“台湾做美国的垃圾场很久啦”“交到台湾手上的都是下三品货，遇到不吭声的台湾，吃屎吧”“谁知道遇见一个说真话的，伤脑筋，原本大家都认为装过去了”。更有清醒的网友一语道破：“一叶知秋啊！一个动作，往往透露对方真实心态。”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来源：作者：参考消息延伸阅读发霉装备、过期弹药……这就是美国给台湾的“军援”啊美国把台湾当成“过时装备处理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最近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则消息，依然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岛内网民直言“这就是垃圾！”。美援台发霉装备、过期弹药 相关报道截图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2日宣布，通过对美国“总统提取权”交付台湾的军备进行评估后发现，美国防部运交的这些装备中包括大批潮湿发霉的防弹衣、过期的弹药，就连美军自己都建议“不要使用”。美方报告批评称，“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台湾对美国作为可靠援助来源的信心。”所谓“总统提取权”是一种快速军援授权，美方可以由此快速从美军现有库存调拨武器或辅助装备运往台湾。报道称，2023年7月，白宫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价值3.45亿美元（约新台币111亿元）军援。但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美国防部依据“总统提取权”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交付台湾的项目，未有效地实施问责制和质量管控。其中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隶属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截图2023年12月，台湾收到的120个美国军援货运托盘中，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防弹装甲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台湾当局花数周时间，才将潮湿发霉的装备拆装、风干和盘点。但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直言“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国防部”还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抱怨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其中包括1983年生产的270万发子弹，早已经过期。美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警告称：“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也承认，这确实让台湾方面感到美军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其实美军此举不是“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而根本就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例如台军拥有完整的子弹生产能力，并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子弹——相反的是，21世纪初，美国还在大规模从台湾进口5.56、7.62和12.7毫米等三种口径的子弹。因此美军如今反过来向台湾提供1983年生产的过期子弹，这难道不就是在清理不要的库存吗？“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美方援助的个人装备，台军方也认为“有些状况”，因此通常都是先存在库房，列为动员装备，没有发给野战部队。“如今美国援助的装备变成换个地方继续囤，坦白讲也没有太大意义。”讽刺的是，从民进党当局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之前对美方通过“总统提取权”援助台湾的这些物资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交货延迟 资料图例如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台空军司令部13日承认，“因国际局势剧烈变动，造成部分供货商交货延迟、美方组装进度调整等复合影响”，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交付。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湾原先被迫接收滞销品，如今连垃圾都来了。” “身处战乱中、全球到处请求援助的乌克兰，在收到不合用的军援时都会在国际上公开抱怨，而台湾当局接收美国垃圾后，连说的勇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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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

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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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自3月公告恒大地产财务造假至9月13日两部门顶格处罚落地，普华永道至少已被60家公司“解约”。普华永道遭遇顶格处罚，截图自财政部官网据同花顺ifind数据和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60家公司结束与普华永道的合作。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36家，港股上市公司7家，基金公司16家，非上市公司1家。值得一提的是，普华永道在基金行业的解聘风波有愈演愈烈之势。9月14日，华安、宝盈、汇安、易米和浦银安盛等5家基金公司与普华永道“分手”。而在今年8月底和9月初，包括易方达、天弘、华泰柏瑞和南方等基金公司，已与普华永道进行过解约。红土创新基金更是6月份便已与普华永道分道扬镳。“此前普华永道的处罚传闻并未落地，有些基金公司可能在观望。随着普华永道业务被暂停，接下来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改聘动作或也越来越多。”有市场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称。9月13日，证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对普华永道的处罚公告。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兼撤销广州分所，合计被罚没4.41亿元。基金“换所潮”或将来临解聘普华永道的基金公司集中涌现。9月14日，华安基金、宝盈基金、汇安基金、易米基金、浦银安盛等5家基金公司，集中发布了关于旗下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具体而言，华安基金公告称，9月13日起，将旗下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联接、华安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ETF发起式联接、华安景气回报混合发起式等7只产品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更换为毕马威华振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宝盈基金公告显示，旗下数十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已于9月12日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改聘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值得一提的是，早在8月7日，宝盈基金已将旗下的1只产品从普华永道改聘，改聘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容城。汇安基金公告称，自9月13日起，将旗下60多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更换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容诚），涉及公司全部产品。易米基金也公告指出，公司旗下10只基金自9月13日起全部将律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容诚。浦银安盛基金公告显示，旗下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容诚，改聘日期为9月13日。值得关注的是，3月18日至今，普华永道至少已被16家基金公司解约。具体而言，9月以来，除了上述5家基金公司，普华永道还被中庚基金、华宝基金、易方达基金、天弘基金、恒越基金、银华基金等改聘。8月份，普华永道与华泰柏基金、南方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创金合信基金“分道扬镳”。此外，6月29日，红土创新基金公告称，自6月25日起，旗下22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市场人士表示：“此前普华永道的处罚传闻并未落地，有些基金公司可能在观望。随着普华永道业务被暂停，接下来基金公司的改聘动作或也越来越多。”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全市场共有1.21万只基金（只含主代码），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的共有5089只，占比高达41.92%，仍占基金市场的近半壁江山。截至9月14日，全市场共有1.21万只基金（只含主代码），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的共有5089只，占比仍高达41.92%43家上市公司解约除了基金公司，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的情况更为集中。自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43家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36家，港股上市公司有7家。此外，招商局集团在6月变更与普华永道原定的合作。具体来看，据同花顺ifind数据和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15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安永承接，分别为苏州银行（002966）、宁波银行（002142）、永顺泰（001338）、中国银行（601988）、神马电力（603530）、福耀玻璃（600660）、信达地产（600657）、杭州银行（600926）、中国人寿（601628）、中国信达（01359.HK）、中国人保（601319）、迈瑞医疗（300760）、都市丽人（02298.HK）、同仁堂科技（01666.HK）、同仁堂国药（03613.HK）。9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毕马威承接，分别为中国电信（601728）、招商南油（601975）、招商轮船（601872）、招商蛇口（001979）、招商积余（001914）、招商局集团、中国太平（00966.HK）、中集集团（000039）、中集车辆（301039）。7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德勤承接，分别为东鹏饮料（605499）、宁波港（601018）、宁波远洋（601022）、中国中铁（601390）、广深铁路（601333）、北京首都机场股份（00694.HK）、青岛啤酒（600600）。除了三大会计师事务所，内资所合计承接了10家原普华永道客户。其中，立信排名内资所第一，合计承接了4家原普华永道客户，分别为迪哲医药（688192）、丽人丽妆（605136）、海通证券（600837）、沪硅产业（688126）。天健、致同、中兴华、信永中和、大信、中汇安达分别承接了1家，依次为中铁工业（600528）、粤电力A（000539）、北辰实业（601588）、青岛港（601298）、创业环保（600874）、碧桂园（02007.HK）。此外，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虽然也有上市公司2024年选择继续与普华永道合作，但调整了普华永道负责的业务，并导致服务费用的大幅下降。例如，中国银行公告称，结合市场信息，基于审慎原则，并考虑本行业务需要，同意将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相关安排，调整为聘请其提供2024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等专业服务，相关专业服务费用为3500万元。同时，同意启动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招标选聘工作。而在3月28日中国银行的公告中，续聘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担任其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2024年度母公司及集团整体审计费用为1.01亿元。自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43家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图为变更前后图表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9月13日，证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对普华永道的处罚公告。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兼撤销广州分所，合计被罚没4.41亿。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近日，依法对普华永道恒大地产年报及债券发行审计工作未勤勉尽责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普华永道案涉期间全部业务收入2774万元，并处以顶格罚款2.97亿元，合计罚没3.25亿元。同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对普华永道及相关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方面，财政部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2018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1.16亿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财政部给予普华永道警告、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普华永道广州分所的行政处罚。注册会计师方面，此案中，财政部共对11名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具体而言，财政部对恒大地产2018年至2020年相关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4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汤振峰、魏泽、朱立为、蔡秀娟，给予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对陈耘涛、吴德恩、潘国威、陈智杰、陈君瑜、卢玉捷、金莹等7名参与编制恒大地产合并财务报表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罚款的行政处罚。官网资料显示，普华永道全球各成员机构组成的网络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36.4万名员工，业务范围包括在审计、咨询及税务领域提供服务。普华永道中国是指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经营的加入普华永道全球网络机构的统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加入普华永道全球网络的中国审计机构。本次监管机构发布的行政处罚仅适用于普华永道中天，不适用于其他在中国内地提供非审计业务的普华永道法律实体，亦不适用于任何普华永道在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律实体。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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