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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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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9月12日讯（编辑 潇湘）自从8月初乌克兰秘密调集大批部队，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在外界看来，俄乌双方间的战场形势似乎正越打越乱。然而，对于两边的军方高层乃至“远程看戏”的美国五角大楼而言，眼下的战场形势却反而正愈发分明。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东部绵延的前线施加压力，而各方的目光其实都已经集中在了位于当前战事旋涡中心的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军城(乌称波克罗夫斯克)。如果说，历史上的库尔斯克战役是苏德战场在二战中战略形势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如今，红军城的归属，或许更将决定着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俄乌各打各的？没那么简单！在今年夏天，俄乌战场一处最为明显的变化无疑是，参战双方都开始将最新的军事资源，用于夺取对方的大片领土，而不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俄乌夺取对方领土8月初，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令俄罗斯措手不及。乌方的目标显然非常明显，希望通过宣称占领上千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上百个村镇，试图迫使俄方分散兵力，尤其是引诱俄军从乌东地区撤回主力部队，以减轻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压力，并吸引国际关注，争取更多西方援助。不过，很显然乌克兰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能实现。俄军在最初的慌张混乱后逐渐在库尔斯克州与入侵的乌军陷入了对峙，而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则持续取得了进展。当地时间本周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俄罗斯军队自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俄军推进速度，灰色代表6月1日俄军实际占领区，红线代表8月1日时的占领区绍伊古称，8月和9月第一周，乌克兰平均每天丧失28平方公里领土，有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顿巴斯地区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解放。而最主要的甚至不是公里数，最主要的是他们(乌军)每天面临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事实上，即便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本周在社交平台“Telegram”（电报）上也发布通报称，乌军在整个前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按照乌方的通报，乌方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区内的库拉霍沃方向和红军城方向的局势最为严峻。红军城的关键目前，从地图上来看，俄军的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夺取乌克兰的后勤中心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并试图夺取制高点恰索夫亚尔市。夺取这两座城市将使俄罗斯有能力进一步占领顿涅茨克州东部的其他地区，从而实现俄军的战略目标。自今年2月夺取工业城市阿夫杰耶夫卡以来，俄军已通过占领村庄持续向西部推进。最近几周，他们加快了推进速度，现在距离曾经有8万人居住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已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表示，由于炮弹不足和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防御努力受到了阻碍。目前，当地乌军在兵力和人数上均处于劣势。如下图所示，红军城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可以说不言而喻：其位于一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是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补给线。红军城战略地位红军城的失守将使东部城市如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和恰索夫亚尔，只剩下一条来自东北部的主要补给线，并将使俄罗斯军队更接近顿涅茨克地区的最西端。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本周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也表示，美国国防部认为，守住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克兰军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赖德称，具体而言，这座城市位于战略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因此，守住这座城市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守住这一地点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一旦乌军失守红军城会如何？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雅罗斯拉夫斯基上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倘若乌克兰失去对红军城的控制，这将导致整条阵线崩溃。“红军城一旦失守，对乌军的打击要比阿尔乔莫夫斯克、索列达尔和阿夫杰耶夫卡的失守大得多。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整条后勤链、整条阵线都将随之崩溃，敌人就能借机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城市，”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示。事实上，从上面的地图中其实就不难看出，红军城一旦丢失，可能会在俄军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攻占的高地——恰索夫亚尔地区，乌军失去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并可能令后者沦落到被“包饺子”的命运。恰索夫亚尔的城市规模较小，之前人口约为12000人，但这座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制高点上，俄军若能占领这一制高点，将为其夺取顿涅斯克西部和西北部城市——乌克兰方面在该地区仅存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提供重大优势。占据制高点还将使俄罗斯更容易用火炮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事部队和阵地。恰索夫亚尔地势优势过去几个月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努力穿越一条沿着恰索夫亚尔主要地区东侧的运河。乌克兰在运河西岸的建筑物中驻扎有兵力。但俄罗斯在8月份发动了跨越运河的袭击，乌克兰在这些建筑中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俄罗斯还建立了阵地，使用无人机爆炸物袭击进入城市的乌克兰车辆，使乌克兰军队更难运入补给品和部队。恰索夫亚尔系乌军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近日，带货顶流主播小杨哥深陷舆论漩涡，他带货的多款商品被人诟病，有的曾被处罚、有的涉及虚假宣传。如今这些商品引发的风波有的还在延续，有的似乎已经“风平浪静”。这些商品曾经在网上热销一时，如今厂家是否还在生产？受罚情况如何？产品整改情况又如何，是否还在销售？上游新闻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香港月饼”涉事商家仍在直播带货但关闭评论近日，在“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及其旗下各大主播直播间均在销售一款名为“香港美诚”品牌的月饼，随后#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的话题冲上热搜，有网友质疑“月饼挂香港，实际跟香港不沾边”，涉嫌虚假宣传。伴随舆论发酵，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涉事店铺“美诚礼官方旗舰店”的账号一夜之间删除（或隐藏）了全部200余条视频作品，并开启了防打扰保护功能，非互关好友无法评论。不过，14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店已经恢复了一条一年前发出的视频作品。另外，该店铺还在正常直播带货，此时直播间观众有700多人，但商家关闭了评论。该店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是价值169元的“美诚礼黑松露流心奶黄美味月饼中秋节送礼盒伴手礼”，该店已售超过10万份。美诚月饼直播间已经关闭评论 网络图针对“月饼挂香港，实际跟香港不沾边”的问题，客服回应称，品牌自己从未说“香港美诚月饼”是香港产的，但在香港、广东都有公司，在广东还设有生产基地和运营中心，合法合规经营销售。月饼是特殊商品，非质量问题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生产厂家广州美诚食品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美诚食品”品牌创始人在香港。针对月饼是否在香港本地售卖的问题，工作人员称是有合作店铺的。记者查询发现，涉事公司在2022年申请的“香港美诚”商标处于“被驳回复审中”，此外，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7月到8月发生了多次变更。蟹太太被大闸蟹协会暂停会员权利近来，两大顶流带货主播“辛巴”（辛有志）与“疯狂小杨哥”的交恶起源就是都带货了“蟹太太品牌”的大闸蟹，而两边的价格机制和规格都不一致。辛有志在直播中表示，“8月18号我开播卖螃蟹，卖了六七千万、七八千万。卖完之后，粉丝让加库存，加库存链接没了。品牌方蒙了，他说被小杨哥举报了。”辛有志随后多次指责“疯狂小杨哥”团队在质检、售后、赔偿态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双方矛盾逐渐升级。此次事件中所涉及的大闸蟹品牌，为知名品牌“蟹太太”。企业官网信息显示，2018年蟹太太品牌诞生，正式进军生鲜市场，并签约影帝黄晓明担任品牌形象，母公司为苏州西风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1年，“蟹太太”年销售额破2亿元，2023年全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同比增长100%。9月14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蟹太太”品牌下的“蟹太太官方旗舰店”“蟹太太官方旗舰店优选”“蟹太太生鲜精选”等多个授权账号都在正常进行直播带货，此前引发争议的4只4两的公蟹、母蟹4只3两8只装的大闸蟹产品，目前售价为299元，14日截至发稿，四个直播间销量已经超过1300份，总销量已经超过6.4万份。上游新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客服，该产品是否在其他平台会更便宜？客服表示对其他平台价格不太清楚，无法进行价格承诺。对于产品是否足斤足两，客服承诺，商品签收24小时内反馈，拿到螃蟹去掉绳子称重拍照（剔除7%失水率），可按只数比例赔付。截至九月初，根据蝉妈妈数据，近30天内，“蟹太太”在某短视频商超平台的销售额在2亿元左右，其订单主要集中在8月21日到8月23日期间。“蟹太太”多次被网民投诉 网络图上游新闻记者发现，“蟹太太”在今年曾因多次“缺斤少两”“虚假广告”被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信用中国显示，今年4月，该公司因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被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1万元，处罚事由是存在“短斤缺两”行为。据媒体报道，2024年6月，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称，取消苏州西风阁公司会员资格。公告指出蟹太太因“缺斤少两、虚假标注、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经营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多次被市监局处以行政处罚。依据相关章程，该协会暂停该公司2024年度会员权利，退还该公司2024年已缴会费。对被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除名”一事，“蟹太太”官方客服对媒体称：“之前缺斤少两和虚假宣传是个别情况，现在我们保证质量。而且，蟹太太只有一小部分最高端贵价的产品是源自阳澄湖的，我们在线上直播间没有卖阳澄湖大闸蟹，只专供线下门店。”问题梅菜扣肉生产商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在近日辛有志与张庆杨的带货争议中，辛有志一直批评后者在带货“劣质槽头肉生产的梅菜扣肉”事件中，对消费者没有赔偿。今年3·15晚会上，使用劣质槽头肉生产梅菜扣肉的三家公司被曝光，随后，安徽省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被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这三家公司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罚款共计1287.2万元。其中，被罚款573.44万元的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即“御徽缘”牌梅菜扣肉的生产商，“疯狂小杨哥”曾为这款产品带货。事件曝光后，“疯狂小杨哥”所属的三只羊公司于3月18日发布公告公开道歉，表示已启动垫付退款工作，但未提到三倍赔偿。9月初，有多名网友反映称，自己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不过，根据网友晒出的与客服沟通记录，此次并非“退一赔三”，只是将网友购买梅菜扣肉的原价退还。上游新闻记者在天眼查APP上看到，该品牌梅菜扣肉的生产商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7月份因为露天堆放冷冻槽头肉、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等恶劣行为，已受到严厉制裁，被处以高达573万余元的罚款，并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都已经搜索不到“御徽缘”品牌旗下梅菜扣肉、手工狮子头、红烧肉等多款曾经热销的产品。问题原切牛肉卷被罚款50万网店下架所有产品9月9日，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社交媒体晒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爆出“疯狂小杨哥”带货的一款“原切牛肉卷”实际为加水和试剂的拼接牛肉。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食品供应商为湖北鲜多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披露的处罚决定书显示，2023年12月5日至10日期间，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并受理大量关于湖北鲜多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抖音网店销售的牛肉卷、羊肉卷并非宣称的“原切”牛羊肉，疑似合成拼接肉的投诉举报。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明知自己委托生产的“澳洲谷饲牛肉卷”配料含牛肉、水、复配水分保持剂，但却在其抖音店面、直播带货推广、商品详情页面宣传“原切肉”，侧重宣传“无添加”属性，在主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故意；客观上已经使消费者产生错误判断，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了产品竞争的优势地位。最终对涉事公司罚款人民币50万元。鲜多裕肉制品旗舰店已经下架所有商品 网络图9月14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的“鲜多裕肉制品旗舰店”看到，该店铺已经下架了所有产品，之前的销量停留在57.2万，不过账号并未删除视频。目前，在其他平台也搜索不到“鲜多裕”的相关产品。店铺客服回复称，如果认为收到的商品不好，可以直接联系主播，由主播答复。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部分内容据鲁中晨报、潇湘晨报、南方都市报、红星新闻等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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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9月14日，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谭主独家拿到了几张现场照片，发现菲方从仙宾礁撤离船只被打上补丁。菲海警船撤离中国仙宾礁现场延伸阅读：媒体：在菲律宾贫民窟中 小马科斯"反华"效果明显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

“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极目新闻记者 丁伟 曹雪娇近日，河南许昌的曹女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我的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引发持续关注。9月11日，当事人曹女士告诉极目新闻（报料邮箱：jimu1701@163.com）记者，其父亲曾在2023年打伤母亲后被判刑，今年8月才出狱。此前父亲也有家暴母亲的行为。目前，她母亲已成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关于离婚案件，正在等待法院的通知。对此，曹女士的父亲曹某某表示，除上次因将妻子打伤入狱外，此前他未对妻子动过手，同时也否认女儿曹女士提到的他长期家暴一事。母亲被家暴曹女士向记者介绍，她是河南许昌人，母亲闫某某今年53岁。曹女士母亲被家暴的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2023年9月4日，在外务工多时的父亲曹某某回到许昌家中。当晚，父亲与母亲发生争吵，之后便对母亲进行殴打，包括扇耳光、拖拽母亲身体等。期间，母亲想从家中逃走未果。几小时后，曹某某睡熟了，母亲才得以从家中逃跑并报警。据曹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23年9月5日凌晨5时30分许，母亲给她发了被家暴的照片，拍照时，闫某某口中已吐出鲜血。曹女士母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图源：受访者社交平台）曹女士表示，事发前，她知道父亲回家了，她还特意和父母打了视频问候，没想到后来却发生了上述家暴的事情，“突然被打，我妈都没反应过来”。曹女士告诉记者，知道母亲被打后，她赶紧让母亲到大医院进行检查。许昌市人民医院当时出具的相关诊断报告及出院记录显示，闫某某左侧颌面部、眼周、胸部等软组织挫伤并皮肤擦伤，右侧肋骨骨折，左眼球挫伤。父亲因家暴被判刑曹女士赶回家，看到母亲被打后的样子，坚持报警并做伤情鉴定。2023年10月，闫某某被鉴定为轻伤二级。10月28日，曹某某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实施逮捕，并由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执行逮捕。据该案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认为，曹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据曹某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曹某某被拘留后，闫某某提出离婚，并申请判离，不接受调解。2024年1月16日，闫某某和曹某某的离婚纠纷案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立案。但因曹某某在看守所内等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开庭，闫某某只能先于2月28日撤回诉讼。8月初，曹某某出狱，但仍不愿意与闫某某离婚。因撤诉后要半年才能进行二次诉讼，所以在此期间，闫某某也无法再提起诉讼离婚曹某某出狱后，曾扬言伤害闫某某，此事在闫某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曾提及。闫某某也从家里搬了出来，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租房，以免被曹某某找到。9月2日，该案开庭，当庭未宣判双方离婚。曹女士称，2023年9月并不是父亲首次家暴母亲。她记得，有一次，她父亲从外面一回来就把母亲踢倒在地，所以她才用“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做视频标签。对此，曹女士父亲曹某某于9月11日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在2023年9月份事发前，他没有动手打过闫某某。双方在生活中有“小打小闹”的争执互骂，但未动手，同时否认长期家暴闫某某一事。对于女儿的说法，他表示“不能相信”。此外，对于离婚纠纷一事，因家中有拆迁房，曹某某认为是妻子女儿想让他净身出户，所以他才一直不同意离婚。对此说法，曹女士表示，在离婚纠纷中，是父亲向母亲索要高额财产，而家中没有，才导致婚没有离成。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曹女士称，她将母亲被家暴的视频发布到网上，是担心离婚官司会拖太久，没有人限制曹某某的行为，母亲的处境也会变得危险，而她又在外地工作，无法时刻保障母亲的安危。曹女士微博截图曹女士发布的视频引起众多网友和许昌市有关部门的重视。9月9日，许昌市妇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为闫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学博士、云南刘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文华介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二）有具体的请求；（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智娟律师指出，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威胁、辱骂、殴打等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等。与此同时，何智娟律师还指出，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被申请人应当严格遵守，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如果被申请人在保护期内仍然实施家庭暴力，不仅是对家庭成员人格权的再次侵害，也是对司法权威的漠视，应当坚决依法惩治。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给予训诫，也可对其进行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9月10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联系许昌市妇联，工作人员表示，会根据当事人的诉求和意愿，维护其权利。另外，妇联会积极地和法院进行沟通，能做尽做，他们会持续关注事件的进展。9月11日，曹女士告诉极目新闻记者，目前，她母亲已经成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关于离婚案件，也在等待法院的通知。据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9月10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闫某某与被申请人曹某某系夫妻关系。2023年9月4日，闫某某被林某某殴打致轻伤二级。2023年12月28日，曹某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同时，该院于2024年8月8日受理了两人离婚纠纷一案，现正在审理中。根据闫某某提交的相关证据，其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建安区人民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曹某某对申请人闫某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曹某某骚扰、跟踪、接触闫某某及其近亲属；禁止曹某某进出闫某某住所。相关新闻女子称“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最新进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签发近日，河南许昌一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我的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引发关注。发帖女子表示，其母亲闫某长期被父亲曹某家暴，去年下半年母亲被鉴定为轻伤二级，后父亲获刑八个月。出狱后，父亲继续对母亲及其近亲属实施恐吓，称要“砸了”母亲目前的住所。该女子还提到，今年1月，其母亲已提起离婚诉讼，后由于诉讼到期而撤诉。目前，母亲已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并于9月2日开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我妈妈可以尽快离婚。”9月9日，许昌市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表示，曹某此前确实存在家暴行为，已被依法处理。针对闫某目前的处境，许昌市妇联代闫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9月10日，发帖者、闫某的女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院已向母亲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9月10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闫某与被申请人曹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登记结婚。2023年9月4日晚，曹某与闫某因家庭矛盾发生争吵后，曹某将闫某殴打致轻伤二级，曹某已于2023年12月28日被该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同时，该院于2024年8月8日受理了两人离婚纠纷一案，现正在审理中。经查，闫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建安区人民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曹某对申请人闫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曹某骚扰、跟踪、接触闫某及其近亲属；禁止曹某进出闫某住所。9月10日晚，闫某的女儿再次发文称，当地妇联已联系法院协调，对于闫某的离婚诉求，法院将“尽快判决”。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