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时报

　　华夏时报记者 王兆寰 北京报道

　　近日，中秋小长假后的A股迎来了探底回升，美国的降息打开了市场对于未来宽松政策的预期。火热的并购重组、大力支持的创投市场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布局，市场的积极因素正在逐步积累，扰动因素在逐步缓解。

　　在专业人士看来，市场底部或逐步显现。市场中短期已有较强的阶段性底部区间特征。后市不必悲观，稳中求进，等待积极因素的累积。

　　四季度是全年的收官季度，在上半年经济表现略低于预期的背景下，国内有望出台进一步的经济促进政策，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基本面有望继续改善，叠加在降息周期下市场流动性改善，A股市场有望迎来向上变局。

　　此外，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值得重视，之前2014年的创业潮对应的就是2014—2015年的大牛市，尽管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韵调或会相似。

　　触底反弹

　　中秋节小长假回来后的三个交易日，沪指在调整至2689.7点后，触底反弹，成交量温和放大。19日的A股成交金额更是突破6000亿。

　　其中，资产重组+国企改革主题成为最耀眼的主题投资线，房地产、华为、网络安全在相关消息催化下也涨幅居前。

　　9月18日，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会议指出，创业投资事关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尽快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卡点，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境内外上市，大力发展股权转让、并购市场，推广实物分配股票试点，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或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促进创投行业良性循环。同时，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要夯实创业投资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落实资本市场改革重点举措，健全资本市场功能，进一步激发创业投资市场活力。

　　北京时间9月19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4.75%—5.00%，超出市场预期，开启自2020年3月16日以来首次降息。

　　东吴证券分析师邓文渊指出，随着消息面的积极变化，前期压制市场扰动因素正逐步缓解，市场底部或逐步显现。随着并购重组渐入活跃期，市场走势或迎来转折。首先，国内政策面继续发力，将提振市场情绪。其次产业利好消息频发，有助市场反复挖掘结构性机会。最后美降息的落地，海外流动性转松进一步打开国内宽松空间，对A股有正面传导。

　　同时，高层频繁站台消息催化不断，并购重组及国企改革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4年5月以来A股上市公司共披露46单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总体看，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并购案例相继涌现，“硬科技”企业并购较为活跃，助力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

　　邓文渊认为，在2015年并购重组高峰值后，近年来资本市场处于并购重组的低峰值时段，时间点上四季度历来是国央企改革时间窗口，在政策叠加共振下有望再度掀起重组的热潮。

　　在邓文渊看来，距国庆小长假仅剩6个交易日，节前效应下量能或呈萎缩。继中证A50ETF发行后，又一只“A系列”指数——中证A500再次点燃ETF发行的热潮。“光速”获批快速发行的大背景，就是“新国九条”中建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快速审批通道，推动指数化投资发展的表述，为蓬勃发展的ETF按下“加速键”。核心宽基指数表征了A股核心资产，及时映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状况，相关ETF基金的发行，给市场带来重要的边际增量资金。

　　此外，近期科技股支持力度加大，体现在硬科技IPO申报可即送即审走绿色通道，并购重组也倾向于植入含科量高的企业。“哑铃行情”向中间平衡的进程在加速，成长股有望获资金增配。短期市场将演绎筑底态势，在分歧中有望走出波段估值修复行情。短期可围绕并购重组+央国企改革、科技成长和超跌核心资产方向逢低布局，重要事件催化的主题投资机会也值得关注。

　　底部特征明显

　　A股市场底部信号已经非常明显。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首先，当前A股市场的破净率已经来到了历史高位水平，甚至超越了历史上几次大的底部对应的破净率，表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被低估；其次，近期市场成交额持续维持低迷水平，表明市场情绪处于低点，投资者普遍悲观，同时也意味着市场的杀跌动能已经大幅减弱，情绪面的紧绷，也往往意味着底部的临近。

　　第三，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且美联储已经开启降息周期，一方面有望打开国内的政策空间和减弱外部流动性压力，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第四，近期国家队频繁大手笔抄底ETF，社保等耐心资本也积极入场，有望带动更多增量资金入场。

　　刘有华指出，在板块方向上，伴随着红利板块的回调，抱团资金开始从红利板块流出，从而转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轮动布局，而且近期超跌板块确实也开始呈现轮涨的迹象，因此看好超跌板块的投资性价比，建议关注包括新能源、创新药、券商、大消费、房地产等在内的超跌方向。

　　富荣基金基金经理李延峥认为，从定性来看，8月经济数据仍延续了弱势探底的趋势，政策发力预期仍然是市场的主要支撑。近日美联储迎来降息周期的拐点，后续也是观察国内政策预期是否加力的时点。从权益市场来看，前期强势板块如红利、科技在最近两周均出现了加速补跌均值回归的趋势。

　　结合当下 市场的估值，李延峥认为，市场中短期已有较强的阶段性底部区间特征。后市不必悲观，稳中求进，等待积极因素的累

　　明泽投资基金经理陈实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当前市场处于基本见底阶段。随着美联储降息落地，市场流动性有望好转，同时打开了国内政策空间，A股市场的积极因素逐渐累积，市场在近两个交易日企稳反弹。然而反弹的力度和延续性，需要进一步结合国内后续的政策力度，关注能否较好地提振国内经济预期。

　　陈实直言：四季度是全年的收官季度，在上半年经济表现略低于预期的背景下，国内有望出台进一步的经济促进政策，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基本面有望继续改善，叠加在降息周期下市场流动性改善，A股市场有望迎来向上变局。但是，实际仍需进一步跟踪国内政策力度以及经济数据情况。

　　在恒生前海基金看来，短期来看，资金博弈和板块轮动或仍将延续，后续仍需关注新的经济数据以及海外环境的变化。近期盈利预期下修，资金情绪低迷，市场呈现轮动特征，红利及成长方向均出现波动。

　　不过，综合考虑市场或已具备底部条件，美联储降息及国内政策发力都将改善估值与盈利预期，加之基数效应四季度基本面同比数据也有望呈现向上趋势，未来或迎来较好建仓时机。

　　关注“真成长”和高股息股

　　在李延峥看来，中长期拥抱具备持续成长能力的“真成长股”以及基本面已触底的顺周期龙头公司。当下，消费电子基本面比较稳健，估值水平不高，拉长来看消费电子大概率会是一个在创新中不断前进的状态，未来的行业趋势将会是向好向上的，总会有更好的创新推动行业不断往前走。

　　具体细分板块上，首先，大厂主推的大颗粒度市场的产品创新，首当其冲的就是AI手机。一方面手机是人们每天使用较多、联系较为紧密的消费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手机也是科技大厂会投入最多心血的“必争之地”，往往代表了科技在C端的前沿水平。其次，意想不到的爆款。爆款产品的出现往往在事前难以想到，比如雷朋的AI眼镜。目前来看，AI在手机侧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新的有意思的应用。手机仍然是C端用户能使用的最大边缘侧算力的载体，同时可以涉及的应用很多。而AR眼镜，或者其他可穿戴产品和AI能力的结合，也是值得持续关注和跟踪的方向。

　　在恒生前海基金看来，高股息经历连续下跌后迎来反弹，虽短期呈现波动，但优质红利股的长期吸引力预计将持续存在；对于成长方向，建议紧密关注底部消费板块改善和新一轮产业周期的崛起，主要是科技、医药、大制造板块，并积极挖掘长期资产回报率高的个股。

　　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季度市场走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在经济形势这一关键层面，当前的宏观经济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态势。不过其超预期增长的空间尚需从多个维度进行一步观察分析。

　　从市场风格来看，大盘价值风格在四季度有望重新活跃。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估值的逐步修复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一些具有稳定收益和良好基本面的大盘蓝筹股可能会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同时，随着市场情绪的回暖和资金面的改善，大盘价值股也有望迎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和交易机会。

　　对于即将到来的第四季度，刘岩看好双高板块，即高科技产业和高分红低估值企业。其中，高科技板块一方面由于术创新不断加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半导体、5G通信、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突破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并推动相关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再次提出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高科技板块有望成为第四季度市场的热点之一。

　　此外，在第四季度，刘岩预期高分红板块将继续受到市场的青睐。一方面是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和现金流的改善，许多优质企业有望增加分红比例或实施更加慷慨的分红政策，以回馈股东并吸引更多的长期投资者。另一方面，高分红板块通常具有较强的抗跌性和防御性，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收益来源。

责任编辑：杨红卜

林信旭（记者 黄彦铭）09月23日,“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林信旭（记者 蔡宛蓉）09月23日,�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