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高校，有自己的生源、定位及就业的路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全国高职院校拿到本科文凭只有三十多所，学校为了鼓励学习好的学生，就会让他们走专升本的通道。

　　她本想带着这样一份成绩冲击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打乱了一切计划。东京奥运延期一年，对于当时30岁的切阳什姐意味着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

　　随后，两岸青年学生展开交流讨论。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约会”热情洋溢，激荡着关于梦想与奋斗的共同思考，展现出互学互鉴、交心知心的可贵情谊。

　　于是，宿白在1982年特意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怀念过去天桥市场的热闹与烟火气，怀念五花八门的手艺与表演。我想，我还保留着一点天桥人的情怀。有空时，我会步行几分钟到德云社去听场相声。我离天坛也近，常去散心。尤其在冬天，拍摄天坛的雪景是我每年固定的仪式。我喜欢看积雪压在祈年殿的三重檐上，我觉得，那是北京最美的场景。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何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摄影测量实验就已经在云冈做出过尝试，只是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尽如人意。“真正开始（数字化采集）是从2003年，激光扫描技术正式引入文物行业。到2005年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幅立面图。2017年，我们完成了第3窟西后室的复制，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动大体量文物的复制成功；2018年，第12窟、第18窟完成了可移动拆装的复制。2020年，我们又建成了中国石窟寺领域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

高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