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认为，发展的核心是转型，它鼓励增长要素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和创新是突破低端价值链的一个关键。“创新和学习永远是发展的核心，也是转型背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过去几十年，科学技术和创新是中国在结构型转型中成功的关键。”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深以为然，“动车组就是开放创新的典型代表，有了跟西门子、阿尔斯通、川奇和日立这些代表性企业的合作，才有了中国高铁这样的高质量产品。”现在，中国中车已是世界级的轨道交通装备商，通过开放创新，中国中车成为高端市场的标准制定者。

　　据了解，中国中车在全球有118家机构，共18家海外研发中心，与美国、墨西哥等多个国家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作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典型代表，高铁是观测中国开放创新成果的一个小切口，而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柯睿智提到了一组数据，2012年，中国在研发支出的投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9%，2022年这一数字达到2.65，去年中国的研发支出突破3万亿美元，研发人员数量超600万，同比2012年增加近一倍。

　　在美国3M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创新起到了关键“转折点”的作用。3M全球资深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丁泓禹告诉中新社记者，3M公司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是一家矿业公司，经营着单一的采矿业务，在与汽车大厂的一次偶然合作中，3M发明了第一个专利产品——“砂纸”，从此开启了发明创作的致富之路。丁泓禹认为，当一个企业有创新文化时，这个文化就会自动推着企业不断朝创新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旭东认为，想要在实践中真正达到开放创新的目的，还面临着很多现实挑战。“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分工与合作，分工就是做每个人最擅长的事情，合作就是把每个人最擅长的事情聚合起来，形成好的产品和服务，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

　　科大讯飞总裁吴晓如提到了企业与高校在合作上遇到的矛盾，作为一家科创型企业，科大讯飞与高校的关系天然亲近，但高校与企业拥有着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在最初磨合阶段遇到许多困难。“在创新实践中，大学往往是从0做到1，而企业是从1做到100，大学会觉得我已经把0到1的过程做完了，1到100和我没关系，但对企业而言，你不和我交接好我如何从1走到100。”

　　科大讯飞针对企业与高校之间的错位，设计多项衔接机制，例如把熟悉技 术和产品的人员派往高校实验室，在创新从0快到1的时候做好接手准备，加速高校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在吴晓如看来，合作必然伴随着矛盾，认准了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就要做好解决困难的准备。

　　开放创新也离不开政策的制度保障，政府如何营造开放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表示，第一，推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落实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先行先试，及时复制推广。第二，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建设，发挥好进博会的平台作用。第三，深化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的开放合作，与更多国家签署合作协议。